牛文元先生于2016年9月28日驾鹤仙逝，无比痛心！
一篇《中国报道》（2009年第四期）旧闻，悼念缅怀牛文元先生。
口述 牛文元 采访 温志宏 刘梦羽
牛文元，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焦作。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理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曾任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中美环境与发展研究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1996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世界科学家奖。2001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从大学时代开始，牛文元教授一直致力于地理学的研究，先后著有《自然地理新论》、《现代应用地理》和《理论地理学》等书，希冀构建现代地理学的框架，并将地理学从知识性的描述学科引入到机理性的解析学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牛文元教授围绕战略管理学、环境与发展、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并在这些学术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从1983年起，他与马世骏院士一道参与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即布伦特兰报告）。1994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持续发展导论》，同年作为执行主编出版专著《绿色战略》；1998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每年向社会发布《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年度报告。2007年作为执行总主编，出版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中的里程碑式论著《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20卷本（国家卷）。鉴于他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中创见与贡献，他被2007年度“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奖”评奖委员会授予个人环境大奖，另外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是意大利前总统钱皮。评奖委员会对牛文元的颁奖辞称，“自1988年以来，牛文元教授在中国最早发布了环境预警系统的报告，主持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开创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设计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揭示了发展行为的基本规律”。
天才少年“独孤求败”
1939年，我出生在太行山南麓的一个小山村里。当时奶奶、父母、姑姑和我们姐弟俩，全家人挤在一个窑洞里，生活很艰苦，经常举家逃荒。那时国势艰难，时局动荡，全家人既要躲日本兵，还要躲“皇协军”（注：日本人培训的汉奸队伍），他们要么让村民分摊军饷，要么拉村民们去做徭役，所以只能逃来逃去。一直到1946年，一家人才回到原来的村子里。
我家当时属晋冀鲁豫太行区第八分区，1947年就解放了。一位姓范的老师在接受了短期集训后，被派到村里做老师。当时，学校总共只有五间房，没有课桌椅，每个学生都要自带小板凳，也不分班级上课时就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写画画。
我一直是学校里的好学生。老师认为我天赋比较好，只要讲一遍，就能完全记住。我喜欢“冒尖”, 每次考试都会抢着第一个交卷，觉得是一种荣耀。所以，老师给我写评语，前面都是表扬，最后总要加一句：“一定要克服骄傲自满情绪”。
因为成绩好，小学5年级时，也就是1952年，还有一年才达小学毕业的我被老师挑中，提前去考本地最有名的焦作中学。那时的焦作中学相当于现在北京的 “人大附中”和“北京四中”。学校招考时，附近七八个县的学生都蜂拥而至，1952年时入学考生有将近5000人。发榜时，姐姐和我带着母亲给准备的两个窝头，走了十几里山路到学校去看榜。那么多考生中，我年龄算是最小的，而且当年是正式招考，题目比较难，所以虽然平时很自信，但和这么多“大人”竞争，心里还是没底。看榜的时候，忐忑着从后往前倒着看，结果看了好久，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第二张榜单上的第一个，也就是说，在录取的360名人中，自己得了第21名（一页榜单排20个人名）。老师很为我骄傲。
中学期间，因为家里穷，我一直住校，一开始还从家里带些粮食作为膳食费，后来基本上都是国家补贴。一到冬天，我就只有一件棉袄，里面没有衣服穿，风直接灌进来，非常冷。上中学时，没穿过一双像样的鞋，每次放假，宿舍里有同学把穿旧的鞋丢掉，我再悄悄捡回来穿。那时并不觉得苦。我不和别人比吃比穿，而是比谁脑袋里有学问，所以，我最得意的就是考试时，中学六年的12次考试中，每次考试都拿第一。
我相信“大道至简”。学问做到深处，道理就会以最简单的方式归纳出来，而且用这些简单的道理就能涵盖十分广泛的问题。我最崇拜的科学家牛顿、门捷列夫和达尔文，都是这样为人类的科学探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高考填写志愿时，我没选物理、化学或生物学，而选择了西北大学地理系。
校长和教导主任专门找我谈话，觉得我年轻，意气用事，不该放弃数理化等精密科学的深造。但我有自己的理由：认为当时数理化的科学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地理学却始终没有进入到精密科学的行列，还停留在知识积累阶段。让我踌躇满志，决心去从事这份开创性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有少年时期的轻狂，另一方面也有勇士赴敌般的悲壮。
“另类”地理学家
1962年，大学毕业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各项事业都在收缩。工厂解散，各个单位都不招人，大学生分配出现困难。
那年，国家第一次正式招考研究生。学校非常重视，学生报考得非常多。但我没有报，只想找一份工作赶快赚钱，补贴家用，照顾父母。这一年的五一放假时，碰到系里的党总支书记，他问我考研准备得怎样。我说没有报名，他很生气，但没顾上批评我，赶紧带我去补报。
距离5月20号的考试，只有两个多星期，其他同学都已经复习了几个月，我只剩下十几天时间。但我心里有数。俄语一点都不担心，从高中开始就学，大学期间还翻译过两本书；专业课也没问题，因为觉着写一篇毕业论文不过瘾，我是学校里唯一写了两篇论文的人，所以基本不用复习。考试最难的科目，是“地表面热量平衡”，参考书目是苏联一位院士写的，其中用到很多数学知识。虽然没有学过，但在大学时，我一直跟着数学系上课，数学系的所有作业题目都做过，所以看这本书很轻松。和老师借这本书时，他说只能借一个星期，结果4天后我就还给老师了。当时北大、北师大、南大等很多名校学生也报考了中科院地理学的研究生，最后只有我幸运地考上了。
我的导师是中科院地理所所长黄秉维先生，也是当时地理界唯一的学部委员，德高望重，治学严谨，非常受人尊敬。但与他见面非常少，一年不过三五次，交流也不多。“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在学业上主要靠自己的悟性。
大学4年，研究生4年，我一直在钻研地理学，发现过去的地理学只解决了知识积累问题，包括我国古代的地理志和外国的地理大发现，都停留在科学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只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尚没有回答“为什么”和“将发生什么”的深层次问题。
我借用物理学的研究范畴，给自己的地理学研究提出了三个任务：构建理论地理学、实验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地理学和地质学、大气学、天文学等研究很不一样，而构建地理学学科的第一步，就是要回答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是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钱学森先生曾多次呼吁搞地理科学研究，其初衷与我的想法有许多共鸣之处。
1966年，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已经开始“运动”了，我被派到解放军农场锻炼了近两年。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搞研究的人也要卷进政治斗争，但最后也不得不去。虽然对前景看得不是很透，但我一直坚信知识的力量是不会泯灭的。去农场时，不让带任何与业务有关的书籍，只能带毛主席语录。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自己要对得起这门学问，为了进一步追踪国外地理学的前沿，就冒着极大风险，悄悄带了一本英语词典，然后用毛主席语录的封皮包装起来，假装看语录，实际上在背单词，后来把一整本词典都背下来了。
我是贫农，出身好，也不是“造反派”，别人去“运动”时，我就泡在图书馆。那时正好赶上国际地理学的大变革，我把四年研究生期间积累的知识和思考都写下来，整整写了两大本，这就是后来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自然地理新论》。
1980年，科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这本书时，我正好被公派到美国去。当时写书、出书的人很少，特别是地理界。我的导师那么有名，也没有出过书。所以，在那个年代，出书是一件挺轰动的大事。于是，有人觉得我太冒尖了。
因为所在单位不给出具意见，这本书拖了一年多，都没能出。当时，反对的理由有三条：第一，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科学大会刚刚召开，全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牛文元竟然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现在是地理学的危机时刻？在社会思潮没有完全转变过来的当时，这个“罪名”还是挺重的；第二，书中有一章，叫“自然地理系统”，有人觉得很奇怪，说：“见过公交系统、行政系统，还没见过地理系统，简直是胡说八道”；第三，在我对地理学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些数学方法，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反对者认为这是故弄玄虚糊弄人的。
著作争议巨大，但我内心依旧安定。因为我知道，成长中遇到挫折并不可怕，对的东西就要坚持，别放弃，这样任何时候才能成就大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力排众议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一问世，立即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改革地理学的第一本书。境外报纸作了长篇评述，钱学森为此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十分赞成用系统学的观点解释地理学，这封信后来还收到了他的文集里。
后来，我又写了《现代应用地理》和《理论地理学》，基本完成了地理学从描述为主到解析为主的轨道之上。至于研究成熟不成熟，留待后人评说吧。
三句话不离“可持续发展”
1983年，我从美国回国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马世骏先生写信给我：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设计人类在21世纪发展的战略和道路。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聘请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作为委员会主席，同时聘请了22位专家，马先生作为中国生态学会的创始人入选。但马先生的研究领域是“蝗虫”，他希望能找环境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共同做这件事情，便写信给我。前辈相邀，我自是欣然应允。从1983年到1987年，我们曾前往瑞典、日本等七八个国家，给委员会提供建议，也和发达国家的专家代表进行争论，包括布伦特兰夫人本人。我们站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立场上，提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最终在1987年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中（也即《我们共同的未来》），采用了数条我们的意见。
1988年，马世骏先生建议我到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工作。当时，我建议把可持续发展列入到科研计划中。不少人批判，说我们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在玩概念。但我心里非常清楚，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现代化历程，不讲可持续发展肯定要吃大亏。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负面作用非常明显，我们应该汲取教训，而不是重复他们走过的路。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我一生中，在好几个关键时刻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都坚持对了。
1989年，以我为首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大力支持可持续发展。1990年，我们在日本公布了这份报告，结果日本主流媒体都刊载了这条消息。著名环保人士梁丛诫也讲过，正是看了这份报告和相关的文章，他才走上捍卫环境、热心环保的道路。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我随中国的专家代表团前往巴西。一共有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70余个国际组织出席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并共同签署里约宣言。鉴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当前社会以及人类自身子孙后代发展的战略意义，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这是史无前例的。
1990年前后，搞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当时，真正的说法是“持续发展”。1995年，准备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十五大报告的时候，因为“持续发展”的中文含义不够精确，才正式采用了“可持续发展”的说法。
1998年，我提出要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向国家高层的政策制定者们传递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的支持。研究报告每年出一本，至今已连续出了10多部，希望真正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理论体系、战略要求、战略目标、战略路线图、指标体系等提出来。这份报告已经位列全球最受重视的247份年度报告中。
2007年，我向路甬祥院长建议，中国已经迎来从学术上全面总结可持续发展的时机，我设计了一个20本的国家卷，从总论、能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进行了全方位的学术总结。
同年，我获得了意大利国际环境大奖。之前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人获得过这个奖项。这是对我们多年努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采访后记
第一次见到牛教授，是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的会场。会后，他被记者团团围住。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少受话题的约束，从教育问题到系统论，再到黄金分割，侃侃而谈。他讲黄金分割时举例，“如果我给你们讲的东西太专业，你们肯定听不下去，如果讲得太一般，了无新意，你们肯定不屑于听。而话题的诀窍就在于采用黄金分割，在共同的话题中嫁接新的理念。这道理，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深邃的智慧和思想，往往不着痕迹，却最能打动听者。
第二次拜会牛教授，在他位于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办公楼里。放下我们精心准备的提纲，牛教授沿着自己的逻辑讲起，但从未离开采访主线。从小热爱数学的他，古稀之年仍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和记忆力，再庞杂的信息，于他也不过脑海中一幅完整而清晰的图景。
小时候的牛文元，是个天才般的孩子，从数理化到地理学，精密科学给了他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美丽与乐趣，直令他毕生追求。身为农民的父母，虽不能让他衣食无虞，却为他树立了为学为人的一贯准则，坚韧执着，朴素无华，看得到平常事物里的宝贵，律己以勤俭，待人以宽容。
牛文元是现代生活中的“古典人”。闲暇时，他常听京剧，偏好梅派和张派的大气与华丽。他懂得围棋、桥牌和古典乐的韵味与美。但他绝非象牙塔里高高挂起的古董学究。年轻时选择研究地理学，是凭着铁肩担道义般的满腔热情，他说，人的一辈子，不能只是在五光十色中度过，总有些艰难而深刻的学问要人来做，要为社会和民族的发展进步承担责任。
采访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牛文元没有回家，继续留在办公室处理事务。与他告辞后，置身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念着他说的话，我们的心情宁静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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