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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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20世纪时的上海是怎样的?
第二篇:现在的上海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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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20世纪时的上海是怎样的?
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茅盾《子夜》）
这是茅盾对20世纪20、30年代的描写：一条充满喧嚣和躁动的黄浦江。显然，一提到上海，首先想到的是黄浦江，是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大厦。
白渡桥至金陵东路的一段黄浦滩，因位于上海县城厢之外的浦滩，被习称为“外滩”。它是上海都市的最初轮廓线，曾被称作黄浦路、扬子路、黄浦滩路，1945年改名为中山东一路。
外滩原是一片荒芜的浅滩，沿滩有一条狭窄的泥路，供船夫拉纤时行走。滩的西边为农田，阡陌沟渠之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茅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开辟租界前，首先划定外滩一带江面为其船只的“下锚地段”。1845年11月29日，通过《上海土地章程》把外滩以西的830亩土地划为英租界。此后，殖民当局便在李家庄(又名李家场，今圆明园路西南、北京东路近外滩的一段)建造英国领事馆(今外滩33号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所在地)。不久，英国领事馆的南边沿黄浦江一线，陆续出现沙逊洋行、仁记洋行、宝成洋行、旗昌洋行、天长洋行等洋行.临黄浦江的纤道，1848年被改造成18米宽的马路，并在马路东侧建造码头，堆栈、本行和船厂。1854-1941年间，出现十余家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成为上海的金融中心，有“东方华尔街”之称。外滩的房屋开始时都是两层楼和三层楼。
本世纪以来，由于建筑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出现多层和高层，式样五花八门，诸如英国古典式、英国新古典式、英国文艺复兴式亚细亚大楼(原上海冶金设计院)、上海总会(今东风饭店〕、汇丰大楼(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恰和大楼(今外贸局大楼)等、法国古典式、法国大住宅式、哥特式、巴洛克式、近代西方式、东印度式、折中主义式、中西掺合式等，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北起苏州河口的外白渡桥，南至金陵东路，全长约1700米。无论是极目远眺或是徜徉其间，都能感受到一种刚健、雄浑、雍容，华贵的气势。
现在我们见到的外滩大楼大都经过改建，但基本风格不变。1992年国庆节前，又完成了外滩综合改造一期工程。现在的外滩防汛墙呈厢廊式，高6.9米，宽15.4米，可抵御千年一遇的潮水。厢内能停放300多辆汽车，厢面是绿化景点和沿江步行道。路面比先前拓宽一倍，有8快2慢10个车道，外滩历来是上海的旅游热点，除能观赏中外罕见的“万国建筑博览”外，还可领略外白渡桥与吴淞路闸桥的丰姿，黄浦公园的俊巧，防洪墙的设计匠心，以及大楼与江水交相辉映的胜景。浦江夜游更有一番情趣。加之这里交通发达，购物方便，历史掌故丰富，旅游设施完备，使人留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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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上海是怎样的?
上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城市？每个初到上海的人都会带着这个疑问，漫游在这个城市中寻找着自己的答案。它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但是最被人念念不忘的却还是那一抹华丽……
如果要在上海找一个最具本土风情的地方，那一定是豫园，它保持著江南小镇杂乱而清秀。穿过熙来攘往的城隍庙，你一定能体会到老上海里弄人家的生活气息。衡山路上酒吧和油画的韵致应该是不会错过的，再带上几样雁荡路上买来的小吃，让晚风赶走你一天的疲乏。灯光裏，外滩一派旖旎的欧陆风情。濒江远眺，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在现代化建筑中分外醒目。
洋娼妓与“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妓女，她们由被改革者称为“白奴贩子”的拐卖妇女者贩运来沪。洋妓的客源主要是洋人群体和靠岸的水手，有些也做华人嫖客的生意。上海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至少部分是受了欧洲人写的游记的影响，书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沪上欧美妇女的妓馆中所能享受的声色之娱及其危险性。同中国人写的指南相仿，这些据说是亲历见闻的叙述其实也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每说一遍都会添枝加叶。不少外国作者构造出他们想像中白种女子遭受中国男人摧残的可怕故事： 站在车杠间的黄包车夫听说要拉我们去施高塔路时便咧开嘴笑了。那是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听说开着三百所妓院，每所约十至十五名女人，各国的都有……这类妓院主要是外籍妓女管理，有俄国和波兰来的犹太女人，还有许多罗马尼亚人。那是罪恶的渊薮，是中国杀人魔王、外国凶手和拉皮条人的围猎场和总部，其中大多是漏网的罪犯。数百个姑娘经他们的手转来转去，从一个妓院到了另一个妓院。妓女中有许多美国姑娘。那些家伙会讲出他们在美国的城市里如何不择手段地引姑娘们上钩，也有女人受了魔鬼操纵，自己愿来，总之将她们弄到手后转口到此挣大钱，因为有东方人情愿出高价玩弄来自遥远国度的白种女人。 有作者认为，在一个危机四伏、毫无人情关爱可言的大都市里，白种女子与东方人的接触必然 以女人受伤害告终：当然，结果就是疾病与死亡；那是无可避免的。再严谨的预防措施也无法保护妓女，使之不染疾；一旦得病，在妓院里就没用了，就必须离开，要么拖着垮掉的身子悲惨地回到远方的故乡，一辈子就这么打发了，要么就是死亡，其惨状无法记录，因为她死在这座对她的 命运毫无兴趣的城市中某个阴暗肮脏的角落。 外国人对在沪欧洲妓女的描写侧重于有梅毒的非白种人对白种女人的威胁，但中文资料则比较杂，且很少有将洋妓写成受害者的。1905年的一则叙述对白人妓女毫不客气：“其人大都龋齿蓬头无异药义变相狮王一吼见者寒心。” 后来的报道好得多，或许反映出公众已对卫生和经济问题比较关注了。高等妓院中西洋妓女洁净无毒，工作环境良好，每夜收费50元也能积攒下一大笔钱，对此种种三四十年代的文字都予以肯定。 欧美妓女中人数最众、地位最低的要数俄妓。最早的一批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就来上海了，由此引发了传教士杂志《中国记事录》的愤怒之声。记录者是位洋人，他深恐大批白人妓女的到来会打乱半殖民地上海的社会秩序，还可能有辱所有白人的身份地位：如果不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文明的好名声，是的，连我们的家园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自从日本人占了满洲南部的省份、将这些地方的妓女统统赶出去后，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就充斥着这类劫掠成性的货色。 尽管“出以公心的公民”努力组织“治安维持会”来驱逐这些妇女，以使街道马路不再受到“这些轻佻女郎侮辱性举止”的骚扰，然而俄妓的人数持续增加，十月革命后更是如此。30年代一位观察者估计住在上海的俄国妓女达8000人之多，而其他国籍的白人妓女也就2000人。许多人来自北方城市哈尔滨，她们或公开在法租界和虹口区的“罗宋堂子”卖淫。或在舞厅当舞女兼卖淫赚点外快。有的俄国女人在虹口的酒吧间工作，客人买10元一瓶的涵她们就能得1元，一个外籍观察者这样描写道：这些女人也许并非娼妓，但与之接触的男人没几个会否认她们中的多数在酒的作用下也很情愿干点卖身的副业，而饮酒是她们的正业。……与其让她们一瓶酒挣一元，毁了身体，最后变得比最低贱的畜生还低下，还不如让这些可怜的女人正经去当妓女（如果可以用这样的字眼的话），钱财上可挣足了买卖的好处。白俄堂子为招徕顾客，雇用了华人无赖做“领港”，他们给路人赏览“西洋百美图”，并领着穿街走巷至深处的堂子。无论中外作者笔下的这些女子都可怜兮兮；与其他的西洋妓女相比，俄妓更容易成为狠心人口贩子的牺牲品，长相又差（一中文指南形容说“俄妓论姿色臃肿如蠢猪，骚臭不堪向迩”），也更容易染杨梅疮。一位作者规劝道，“不若直截痛快的实行一炮主义”，也不要同俄妓过夜，语言隔膜，终是无趣。 日妓也在虹口一带营业，尤以北四川路居多，20世纪都知道那地方叫“神秘的北四川路”，路两边全是粤妓馆、日妓馆、俄妓馆、赔场和按摩院。日妓中有艺妓，19世纪的资料中形容艺妓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其不易近身这点有时会同长三幺二比较。同一些资料还说要宿日妓相对更容易些。有些日妓兼职做侍女、茶馆招待，或开小饭馆；还有的靠走街穿巷的小贩和黄包车夫为她们拉生意，“一炮”收费儿元。 对在沪日妓的描写受到中日之间政治矛盾的影响。例如，1919年底发表的一篇写艺妓的文章中就提到，《晶报》说自“五四”以来学生一味地“调查死日货”（为了抵制日货），却忽略了活日货。北四川路说得如日本侨居地（原文只说“××侨居地”，因30年代初曾时不时地禁止在可能被解释成抨击性言论的内容中提到日本）。沪上的日本艺妓馆被说成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同时，目妓又被说成“别有风味，因为日本一切倭化”，陈设简单而索酬不菲。30年代的一位作者认为嫖东洋妓院的好处是无染病之虞。未行交媾之前，嫖客必先行淋浴，由日本女佣伺应洗拭并检查有无毒疮溃烂等状。文章告诉华人狎客说，假如因就浴时赤裸裸的与侍女调笑感到不自在，反而会被人家看成“洋盘”。再者，因日俗是席地而坐，进门必须脱鞋，所以应注意不穿有洞的袜子，免得让日本女人诮笑。这些警示性的用语都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日妓一方面受到嘲笑，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洁净和精致的标准。 归根说来，书写娼妓业的中国作者对在华外籍娼妓很少注意，无非是说到有东洋西洋妓女存在，并将她们的状况、地位与其国籍联系起来（如卑贱的俄妓、强大的日妓之说）。令外国作者和读者神往的“冒险家的乐园”故事将上海描写成各色人群汇集的异域大都会，那里有心怀叵测的欧美人，还有不可知的他者。这样的世界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所关心的丰要是详述社会类型并分出等级高下，点出社会问题，建立行为规范等。在中国人为国人所写的文字中，上海再现为巨大、复杂而危机四伏的地方——但并非不可知。在中文语境中，洋娼妓处于娼妓等级之外，不在中国人的思虑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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