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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这两个跟他时代接近的人注重他作品的第一方面。然而，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像清初杨大鹤的选本，方文、汪琬、王苹、徐釚、冯廷櫆、王霖等的摹仿，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像旧社会裹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当然也有批评家反对这种一偏之见，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的“和粹”的诗只算次要。可是，这个偏向要到清朝末年才矫正过来；谈者痛心国势的衰弱，愤恨帝国主义的压迫，对陆游第一方面的作品有了极亲切的体会，作了极热烈的赞扬，例如：“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呜；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几句话彷佛是前面所引两个宋人的意见的口声，而且恰像山谷裹的回声一样，比原来的声音洪大震荡得多了。
“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后，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尽管他把自己搁后，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时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傍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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