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问题解答：
春运在外工作的人都回家过年，加上学生放假，人就多了，票就紧张了。
因为马上过年过元旦了。很多在外地打工的朋友都要回家了，还有很多人准备趁假期出游，因此车票会很紧张，呵呵
先拿铁路说吧：
1. 中国目前铁路网建设速度和质量不够，导致运输能力和速度不足
2. 中国目前因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员流动性高，导致客源流向集中，
3. 中国人传统观念习惯过年回家，习惯过节走亲访友，导致客源时间段集中，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常叠加在一起，导致车票紧张。
4. 黄牛票贩子倒票，售票部门卖人情票，导致普通排队人员难以买到车票
因为返乡的人很多
因为要春运了
我不是在抨击什么，我只是想让普通老百姓知道这些内幕。
“我曾经干了4年的票贩子，被处理几次，现在不干了，我告诉你，那些活跃在火车站附近的票贩子只是些‘小虾米’，最大的票贩子并不是我们。”这位自称姓丁的男子向记者讲述了票贩子倒票的黑幕。
票贩子分三级
丁某告诉记者：“票贩子分三个等级，一级票贩子也是最大的票贩子就是设在各大宾馆、旅行社、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车票代订处，他们是固定的订票户，因为与铁路有订票合同，不论票源紧张与否，铁路都必须履行合同，保证供票。火车站的车票至少70％都是他们订购走的，他们可以说是车票‘批发商’，他们打着为顾客订票的幌子订购大量车票，而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车票都被他们批发给了票贩子。这些车票代订处订购来的车票已被铁路加价3元或者5元手续费，他们往外批发时还要加价50元、80元、100元不等的价钱。还有一个大的车票‘批发商’就是高校订票点，每年学生放假期间，我们都能从高校的订票点弄出部分低价车票来。”
丁某说：“有10％的火车票是在火车站窗口预售的，二类票贩子是专门盯这些票的。火车票是提前7天预定，乘客并不知道哪个车次哪天开始提前预售，但票贩子掌握得一清二楚，到了预售的第一天，他们花10元、20元的价钱雇人站排买票，总共也没有几张卧铺票，所以在‘五一’、‘十一’、春运期间旅客在窗口几乎是买不到卧铺票甚至硬座票的，只能从票贩子手里买。”
丁某介绍，“还有一类票贩子就是专门从宾馆、旅行社等单位的订票点倒票，或者向有车票的票贩子‘对票’，这类人票价来得高，所以加价也特别狠，一张去上海卧铺票在春节期间能加价300元，去广州的卧铺票有的加价500元。”
倒票滋生三类人
丁某告诉记者：“倒票这行滋生了三类人，一类就是票贩子、另一类就是在车站专门有一帮人是替票贩子购票的‘专业户’、还有一类就是拉票的，专门在车站附近寻找买票乘客的人。现在抓得严了，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倒票了。为了逃避打击，票贩子什么招数都想出来了，不断改变倒票地点，在车站现场交易的几乎绝迹，在出租车、宾馆、车站周边旅馆、商场或远离车站的偏僻地带交易的越来越多。在火车站内，票贩子安排的就是拉票的，他们主要是孕妇、未成年的盲流，这些人被警察抓住了也处理不了。”
代售点年赚百八十万
“警察不断打击，抓住了最轻是拘留，你们干这行值得吗？”记者问。丁某说：“不挣钱能有人干吗？还不是有利益驱动。告诉你，像我这样的‘虾兵虾将’一年能挣上10万元，而像那些大的代售点一年至少能挣个百八十万的。”
票贩子有行规
“我们也有行规，大家必须遵守这个规矩。比如我是专门倒卖去广州的火车票，有的人专门倒卖去北京的，还有人是专门倒卖去上海的，我们彼此之间就不许抢对方生意，如果我想卖一张去上海的票，我也必须从倒上海票的人手里‘调剂’，如果谁不遵守行规，我们就把他举报出去让他干不下去。也有的贩票子是有组织的，几个人群体协作倒票，形成了购票、倒手、拉客、成交一条龙。一些团伙还实现了组织化和网络化，有一整套严密的程序。”
丁某最后跟记者说：“说实话，警察要想彻底制止倒票，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控制票源，没有大量火车票流入我们手里，我们还倒什么？拿什么倒？”据《时代商报》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一票难求，难道这样的局面还不应该解决？难道没有别的办法？火车票、汽车票为什么不实行实名制呢，难道真的是为了某一类人的温饱问题？
破解火车票黄牛党敛财内幕
■黄牛党搞票的方式有几种？
■最初的票贩子是怎样产生的？
■他们为什么会出卖自己的同行？
■团伙内部的组织构架如何？运作模式是怎样的？利润如何分成？
倒票巅峰时期：一列火车30000元进账
被倒卖的车票一般是原价的两倍，最火的车次能炒到5－6倍，而原价的1.6倍是底线。每列火车的正常运力是1500人，在部分车次里，黄牛党操作的票占10％－20％。一张票起码能赚100元，一列火车就有30000元进账。1993年－1996年曾是黄牛党最猖獗的时期，某些短途列车的车票几乎由黄牛党包办，部分长途列车被倒卖的车票也高达40％。
获票途径：约50％为自己印制
黄牛党搞票的方法有三种：一、合法购票，这是最安全的。他们一般采用“多人买多票”。而这种方式购得的票占三成左右。二、自己印票，这是最主要的来源。由于火车票是现买现印的，因此他们会通过某些途径获得空白的火车票(除了出发地、目的地、车次、时间未印)，然后根据与有关人员达成的协议———如确定某次列车可以倒卖的车票数量，在窝点自己印好票再出去兜售，近一半的票是这样捣制的。三、由个别列车工作人员直接提供火车票，由于风险较大已不常使用。另外，有时票贩子也会与盗窃者勾结，盗取乘客已经买好的车票，少数时候会得手。
组织内部：理论上不允许脱离组织
最底层票贩子，主要是大城市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劳动力。因为外地人流动性大，一旦出事很难被查到。而涉及到机密的骨干一般来说则是本地人，尤其是党首，因为他需要“很硬”的关系。对于新加盟者，首先会摸清他的底细，并有各种考验。从理论上讲，是不允许任何人脱离“组织”的，少数人员在脱离组织之后会受到严密监视。而被黄牛党舍弃的成员则会与组织达成协议，他们守口如瓶，组织给予经济上的赔偿。
内部运作：票钱分离，循环牟利
一般来讲，黄牛党内部运作分为两条线，原则是票、钱分离。
整个组织中，只有一种人同时接触到票和钱，就是最底层被称为“劳力人员”的人———火车站直接兜售车票的票贩子。每个劳力人员有两个上家，此两人之间并无直接接触。一个人负责供给劳力人员火车票，另一个人负责收取卖票所得。收的钱通过若干个上家层层上递，直达一个扮演党首代言人角色的“代理”手中。钱在他的手中被分流：一部分上交党首，一部分用于支付集团内部人员的酬劳，剩下来的用于周转。周转资金交给中间人，他们利用这笔钱，以获得稳定票源。一旦票源确定下来，便会通知相关人员到指定地点取票，票被层层下递直到最底层的劳力人员。
被抓的小喽口罗多数并不属于黄牛党集团，而只是独立的贩票人员。因为大的贩票团伙中，所有人员均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从不直接见面。而上家向下家发指示采用公用电话或者暗号———比如在张贴的小广告中加入暗号，只有内部人员才能看懂。
黄牛党党首从不会在团伙内部人员面前出现，他们用自己的公司或者亲戚朋友的公司疯狂洗钱，更多的通过地下钱庄洗钱。此外，赚到的钱从不在当地挥霍，房产也置在异地。
行为规范：左手倒票，右手吃黑
黄牛党集团和黑社会组织有着极其严密的联系。多数黄牛党集团的党首本身就是黑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利用黑社会保证或扩大地盘。
而那些被抓住的真正有分量的人大多数是被其他黄牛党集团所出卖的，就是道儿上所说的“黑吃黑”。黄牛党内部人员除了和司法部门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以外，还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和其他黄牛党团伙作“坚苦卓绝”的斗争。一旦被其他黄牛党集团人员知道行踪，对方就会派出指定人员向司法人员告密，将其出卖，这是地盘之争的得力手法。但黄牛党集团之间也会达成一些协议，如某些车次某些目的地的票归谁卖等。
阿良自述：没见过一张火车票，一个月转手370万
前些年，我通过铁哥们的关系，在某交通发达的大城市做了当地一个黄牛党党首的代言人。该黄牛党相当猖獗，党首每年吞入私囊有上千万元。原先的女代言人回去生孩子了，正缺钱的我才有幸顶替空缺。我在整个体系中处在“钱”线上，但从头到尾没见过一张火车票。在此期间，我只接触到两次资金，处理过程一样。
接到老板电话指令后，我到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并按照指令在火车站以暗号的形式发布了一个寻物启事，将账户通知给下家。当天下午，我的账户汇入了第一笔钱———200万。三天后，我将其中的100万转入了另一个账户，又隔了三天将40万转入了第二个账户，一个星期后我把最后的60万转入了第三个账户。在整个的过程中，我根本不知道那三个账户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这些钱是干什么用的。
第二次，我在另一家银行开了一个账户，这次汇入的是180万元，全部的钱除了10万自留作为酬劳以外，全部汇入第四个账户。
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跟其他任何人有过直接联系，所开账户使用的都是假身份证，并使用假名。全部使用公用电话，接受党首遥控指挥，也从未出现在下家面前。
我把作为酬劳的10万汇入自己的信用卡后，更换了所有电话，更换了住所，从此不再和老板联系。“金盆洗手”之后，我的精神状态仍然很紧张，总觉得有人在屁股后面盯着，晚上很难安稳入睡，成天提心吊胆。而我退出的原因是，做这不光彩的事太受良心的谴责。
花钱为何还要求人？专家分析买火车票难内幕
新华网北京1月23日电 眼下正是春运高峰，不少人为求得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四处托关系找人。陪着笑脸，连声感谢地从“有关系”的人手中接过火车票，转身心中涌起一股酸涩。火车票是自己花钱买的，为什么付给别人钱还要求着人？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告别了供不应求的短缺时代，日常习惯了买东西挑来挑去，这买火车票的滋味真是让人不好受。在疲累中，多少次心中涌出一股渴盼，火车票什么时候能像飞机票那样好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价格专家许光建分析，按照一般经济学规律，市场上缺少某种商品，主要原因是这种商品的供应量少。火车票难买，车票太少是根本原因。车票的多少是由我国铁路的运能决定的。在车票少的背后，是我国铁路运能不足和垄断经营的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铁路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九五”期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平均年增加1000多公里，这在中国铁路历史上是少有的。但是，铁路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仍然滞后。我国铁路路网覆盖率较低，特别是西部路网不完善，运输能力总量不足；铁路运输结构性矛盾突出，有的地方乘坐列车的人很少，有的地方乘车的人又太多，造成有的地方运能闲置，有的地方运能紧张；铁路技术装备水平也不适应现代化运输要求。
铁路线路不足，发出的列车不足，而要求坐车的人又多，火车票自然就不好买了。如北京至乌鲁木齐的车票，多数时候紧俏，原因就是北京至乌鲁木齐只有这一趟车，只有那么多张车票，要去乌鲁木齐的人又多。夏季，到海边度假的人多，北京至大连的车票就不好买。春运期间，基本上所有的线路都紧张，去哪儿的车票都不好买。
票贩子的屡治不绝，根子在铁路运能不足。去年暑期，北京至北戴河的列车，像公共汽车一样，半小时发出一趟，旅客随到随走，就没有人去倒这个方向的车票。票贩子倒的票，均是紧俏线路，能卖出好价钱。春运全国人民大流动，成为票贩子发财的好时机。暴利为票贩子和不正之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票贩子成为寄生在火车票上的“毒瘤”，本来就少的火车票，又流入票贩子手中，正当渠道的票就更少了，加剧了火车票的难买程度。
与火车票难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民航机票到处打折销售。民航企业打折卖票，有一肚子的不得已。飞机多，坐的人少，为争夺有限的客源，各家企业降价抢客。可见，火车票要走出“难买”，从根本上讲，必须加快铁路运输生产力的发展，多修铁路，多开列车，这是解决铁路运能不足的治本之举。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火车票难买’的呼声”，对铁路生产关系调整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国家“十五”规划中明确提出，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要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历史已经把铁路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铁路改革的推进，随着垄断被打破，铁路大门打开，更多的资源能够流向铁路，我国必将修起更多铁路，开出更多更好的列车。那时，火车票难买将像曾经发生过的彩电难买一样，成为历史。
我们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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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真黑！黄牛党惊曝截流春运火车票内幕》
“过年回家”是大多数中国人最传统的思想，而随着各地方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也越来越多。每到春节，火车站浩浩荡荡的回乡大军展示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形成了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由此带来的买火车票问题也成了“老大难”。
1月9日，北京西客站。雪后的车站北广场，空气冷得叮当作响。记者无意中在这里听到了一段对话：“春节回家过年吗？”一位男士问身边的女同事。“想啊”，被问的女士回答，“可去年就没买上票，今年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呢。”
此时离春运不到20天，但已提前将人们带入了春运的紧张气氛。
2005年北京铁路春运自1月25日起至3月5日止，共计40天。北京铁路分局客运处一位工作人员分析，今年春运北京铁路客流将高于去年，铁路运能依然十分紧张。“今年火车票不会比往年形势好。”这位工作人员说。
年年春运“一票难求”
王学庄倚在西客站北广场东侧广告牌下，踢着雪球，身旁放着一个半人高的牛仔包。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回家过年的。“为什么这么早就走？”记者问，“赚不到什么钱，不如早回家，不然就买不到票了。”他笑着告诉记者，自己在朝阳区一家装饰公司干木工，快要过年了，公司的活好多都收了尾，没什么活可干了。
“想老婆孩子，都3年没回家过年了。”他说以前总想多挣点钱，临到年关才想起走，“可没有一次能顺利买到票。
”这位30多岁的四川汉子，来京10年。据他说，过去每年春运买票都像打仗，输多胜少，10年间只买到过4次票。今年横了心，一定要回家吃顿团圆饭，于是就向公司提前告了假。“不能等到春运，到那时肯定又没戏了。”
西客站北广场，如例年春运前一样，人越来越多。“许多没有固定职业的在京人员已开始返乡，这几天西客站客流一天比一天多。”一位在北广场值勤的保安说。
“你们都买到票了吗？”记者询问一群回乡的贵州籍“老乡”。一位“老乡”摇摇手中的票得意地说：“都买到了，这时候买票还不难，要再迟就不行了。”
与这些自由打工者相比，许多上班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要到1月30日以后才放假，而且现在没定下哪一天，到时买票难，难于上青天。”杨女士在一家出版社上班，1月10日，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她的焦虑。杨女士表示，她每年都回湖南老家。去年春节因没买到火车卧铺票，只好改乘飞机。记者问她有没有关系能弄到票，她却“不失时机”地反问记者：“我没关系，你有吗？”
机关购票的“优势”
“有关系吗”似乎成了春运购票的口头禅。尽管春运购票难，但并不是对所有人而言都难。
“我们春节买火车票不难，有专人订票。”陈先生是一个国家部委的干部，他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他们的票有保障。
“这是一种权力分配，有权的机关单位和大企业大公司，春运火车票通过特殊渠道，可以有内部保证。”北京铁路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但他拒绝进一步透露究竟是何种渠道。
“各个火车站，都有内定的计划票，保证当地的机关和一些特殊客户的需要，这已是多年的陈例。”北方交通大学的陈教授说。而在记者采访的人群当中，机关干部、企业的中高级人士也都普遍表示，购买春运火车票不难。当然，小“麻烦”
还是有的，比如要卧铺票得提前打招呼，但一般还是会有。陈教授认为，“购买火车票，有很多个渠道，有权可以办到，没权有钱也可以办到，这里面有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形成的制度保障和内部默契。”
“还有一个就是信息渠道的问题。”中国青年旅行社一位熟悉票务的经理说，“火车票到了春运成了稀缺资源。对这种稀缺资源的争夺，光有钱还不行，还要有信息渠道。比方说网上订票，对于民工而言，就有点玄，他们当中很多人只知道火车站可以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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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票难，谁难？
邓彬来自云南省一个山区县，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读了两年书，没回家过过春节。“回云南太远，如果买不到卧铺票，挤到家，人都累垮了。”但他说今年想回家，计划在除夕出发，“等大家都不坐车了，我再坐车回去。”
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春节回家，年年都视为畏途。“虽然有学生专列，但如果有事赶不上，就只能形单影只过大年。”中央民族大学的刘军同学说，“而且坐学生专列就像坐牛车，活受罪。”
1月10日，在木樨地一处建筑工地，郑建国等一群安徽籍民工已在讨论春节回家的事。他们所在工地要到年关才休工，“大约要到腊月26日前后”，郑建国说。“我们计划先派几个人提前专门去搞票，大伙儿凑他们的工分。但即使这样也拿不准，搞不好到时候就只有包汽车回家。”
“对春运火车票这种紧缺资源的争夺，讲的是丛林法则，越是弱势群体，就越是暴露他的弱势。”陈教授认为，“许多处于制度保障之外的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公平竞争的不利地位。”他还指出，许多体制外的人，实际上与民工一样，也 处于这种有劲使不上的不利地位。
车票就这样被截流
“春运到哪儿能买到火车票？”记者向北京站周边小饭店的“知情者”打听。“鬼知道，反正那时车站里面票不好买。”这位“知情者”狡黠地笑了笑，“到时要票找我，我有办法。”而北京站问讯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却否认了“知情者”的这
种说法：“我们车站的票，都是统一放号，电脑打出来的，站里面没票只是偶然情况。票卖完了不就没票了？”
“北京的火车票，都是从北京西客站的总票务中心发出去的。然后从联网销售的各电脑终端打出来。”北京铁路分局那位官员说，“计划室按计划排票放号，绝大部分票都到了联网销售终端，内部消化的不多。”
但这些票是怎样被截流的呢？中青旅的那位经理分析，虽然票都是从电脑终端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票都能进入摊点零售状态。联网销售实际上使电脑终端分布得很散，许多销售点都可以出票，管理上很难。这就为销售终端将票截流进行批 发而非零售，提供了很大的运作空间。
“事实上，现在不仅火车站自建有销售点，很多票务公司也代销火车票，出票的电脑终端控制在很多不同的经营者手上。当批发可以牟取更大暴利的时候，零售很快就转入了地下状态。”
这位经理进一步解释说，从获取火车票的渠道说，一些大的机关单位专门有人跑票，为本单位服务；许多宾馆酒店甚至各种各样的招待所、办事处都可代办票务，为本处旅客服务；旅行社也都有专跑票务的，为游客服务；还有一些黄牛党，他们有组织系统，控制票源等等......
“春运火车票紧张的时候，这些渠道就已将票瓜分得差不多了，可以上摊零售的很少。”据他披露，“这些票都是在联网销售的电脑终端被截流的，被批发了出去。而铁道部规定的火车票代办费是5元，实际上当票进入地下状态零售后，代办
费一般是15元、20元、30元不等，甚至被炒得更高。而这个利润空间被地下瓜分，铁路部门分文不见。”
最后，他表示，自己已经跑了10多年票务。抓黄牛党抓到的大部分是些散户，绝非倒票的惟一渠道，“而且倒票已越来越组织化、专门化，成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点 。”
黄牛党揭开黑幕
“最多的时候，我一次从北京站窗口领了200多张票，好几万元。”
1月9日下午，一位曾经的“黄牛”向本刊记者透露了倒票内幕。据他介绍，自己最初为一家招待所跑票务，后来结识了车站售票的人。“逢年过节拜拜年，一来二往就照顾上了。”
他说，“北京站倒票的，大部分都与售票员熟，不熟根本就不可能从窗口拿到票。从窗口拿票，先要递上单子和钱，到放号的时候，售票员就照单子敲出来，只要守在那里等着拿就行，大家都很默契。
放号时，窗口挤的基本上都是倒票的人，旅客根本就挨不上边。但不放号时，倒票的连影儿都看不到。而旅客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号，一个劲儿干排队，就是排上几天几夜，也未必管用，只有炒票的拿捏得准时机。”
那么这中间有多大利润呢？“我一张票最高炒到过加1000多元。”至于给售票员的提成，他表示没有定数，看行情给。
据他介绍，有些人与售票员关系铁，一场春运下来，可以挣上百万元。“我们关系算一般的，也不是经常能拿到票。
”这也是他后来洗手不干的原因，“警察抓得严，风险大了，弄不好被关了不好受。”
但他也说，即使被抓到，只要不是数额特别大的，一般也就拘半个月，“有些人还是觉得冒这个险值。”
而北京站周边小饭店的“知情者”，也提供了类似的说法。一位“知情者”说，“票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其实背后还有大鱼，直接去窗口拿票的，那都是小虾。也有很多票是从别的销售点或旅行社出来的，倒票的都是到一个地方去领，然后分头叫卖。”这位“知情者”说。有时附近的个别小饭店，经常会成为“黄牛”活动的据点。
如此看来，虽然国家已三令五申要保证春节期间旅客回家能买到火车票，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坐火车回家过年仍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火车票难买的内幕》
呼和浩特是一座美丽的塞外明珠，而火车站又是这颗明珠的亮点，为城市的窗口单位它还代表着呼和浩特的整体形象。
火车票难买许多年来是个老大难问题，呼和浩特也不例外，但最近这大半年就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出门买票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内部关系所以得经常排队买票，从2005年底就买不上票了，例如去往西安的1674次 、天津的2142次火车排到第一也不一定能够买上，而去往成都的1717次、汉口的1484次、宁波的K258次、海拉尔的K274次火车在票紧张的时候排队也买不上，这到底是为什么？票都哪里去了？通过朋友人了解到部分的经过车在呼和浩特站预留卧铺两节—四节车厢不等，始发车如K274次每天预留卧铺是500张,1717次会更多一些,一节车厢是66个卧铺,两就是132个卧铺,以此类推每天的始发和途径车共44趟.呼和浩特客流量比不上北京的百分之一,除去学生们在假期的十多天及春节前后比较紧张之外,平时不应该紧张到排队排到前十几名都买不到票的情况.
经过大半年的了解,车票并不是买给排队的旅客.首先车票的总额在票物中心,票物中心可以批票,不是所有的人都给.2005年的7月份公安局查到内蒙古天元旅行社大批占票,每张加收50—100元不等的手续费,而天元旅行社给票物中心每张仅只有10-20的好处费.2006年原天元旅行社改名为中铁旅行社,又被查出多占票老总被抓,十五日后放出,和去年一样此事不了了之.中心把另一部分票放到了计划室,计划室主任也可批票,批法同上.剩余的部分到了窗口,售票员也有机会出3-5张,数量虽少但价位高.有些车票预售时却一张也没有,开车前两小时突然出来一大批,这说明有人占住了票,实在没有人要了才放到了窗口.
2005年呼和浩特市内开设了五个火车票代售点,我也去买过几次,前几次都凭身份证买到了我很高兴,可到了后来(大约2005年的年底后),一次我们全家出门探亲我又去买票,这时预售窗口的规定已变成了每人凭身份证只限售两张车票.我不明白为什么火车票还要限售,难道我们坐火车出门不是给铁路增加收入吗?为什么还要限售呢.后来听工作人员说为了防止票贩子倒卖车票.难到真是这样吗?后来通过朋友们吃饭时聊天的一席话,才了解到事情的内幕.原来代售点原本是火车站多经公司开的,多经的工作人员把火车票都买给了正常排队的人员,计划室主任无法掌握票额及流向,权利失去无法心安,于是准备将票房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安排在代售点售票,但去的人要给计划室主任送两到三万元.而票房的工作人员奇缺,疲劳工作.
铁道部办理代售点的宗旨:第一方便旅客购票,第二解决下岗人员就业问题.而我市的代售点却是由票房的工作人员售票,铁道部把百分之八十的票款返回铁路局火车站给每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他们没有权利在代售点售票并加收订票费.而且由于票房工作人员的介入火车票奇缺限售多次被投诉,还增加了一个没有车票的理由,票房和代售点互相推委.
今年年初代售点发生了丢失180万的票卷事件,作为铁路部门来说如此重大事故却在某些人的操纵下不了了之.可见权大过于法！！！计划室主任说因为代售点的经理没有能力去经营才强行进入代售点发售车票,没有能力经营可以更换管理者,当初申请办理代售点时难道没有人审核吗?
我是一个圈外之人,只了解皮毛那圈内的人呢?主管者呢?检查部门呢?每天打击票贩子,到底谁是真正的票贩子?
对权利过度张扬就回产生某种不公平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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