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自清的轶事

发布时间:2024-05-10 09:33 发布:上海旅游网

问题描述:

关于朱自清的轶事,一两个即可,一句话概括事情
——谢谢

问题解答:

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诗人,1898一1948)当时害了严重胃病,却无钱治疗,因为那时物价飞涨,他那点薪水,仅够买三袋面粉,全家十二口人吃都不够,那有钱去治病呢?他看着吴晗,问道:“签什么名啊?”

吴路展开折叠的大纸,只见抬头有一行醒目的大字: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朱自清只着了一眼,便用颤抖的子拿起笔来。吴晗看见朱自清太贫困了,便凑过来说:“这次您……”
“宁可贫病而死,也不领取这种侮辱性的施舍。”朱自清推开吴晗的手,在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上了名字。

吴晗走后,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市,影响家中甚大,但余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已身做起。”

决不吃美国救济粮
走进风景如画的清华大学校园,在绿树成荫的池塘边,有一座小亭子, 人们叫它"自清亭",来纪念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原名朱白林,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他幼年读书十分刻苦.一九一七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在大学期间,由于家里穷,他在校的生活十分艰苦,冬天只有一床破棉
被.为了勉励自己在困难中不丧失志气,不心灰意懒,他改名叫"自清",
意思是要保持高尚的气节.
朱自清从大学毕业以后,到清华大学担任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这个时候,正是我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朱自清参加了这场斗争, 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
一九二六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了中国的海港,遭到了我国守军的还击.日本政府便联合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蛮横地要求中国政府撤除守军.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礼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三月十八日,北平(今天的北京)的大学生和很多的市民,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朱自清也积极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反动派的政府门前时,反动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三 一八"惨案.
朱自清亲身经历了这一惨案,极为气愤.事后,他奋笔疾书,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沉痛悼念被害学生,一篇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派的罪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抗日战争时期,朱自清虽然生活十分困苦,但仍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坚持写文章,热情地歌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九四五年,朱自清在家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兴奋异常,他走上街头,同人们一起,欢庆这喜悦的日子.
一九四六年,朱自清回到了北京,投入了北平人民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去.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以查户口为名,在北京逮捕了两千多人.朱自清对此非常气愤,他毅然签名,抗议国民党任意逮捕人民.
朱自清的行为,受到了反动派的仇恨,他们通过报纸,造谣诬蔑朱自清. 国民党特务还多次到他家闹事.但是,这些都没使朱自清动摇,他以更大的勇气投入了新的战斗.
由于长期的困苦生活和劳累的工作,使朱自清得了严重的胃病.一九四八年初,朱自清的病情加重了.这时,人民解放战争也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朱自清不顾病痛,更加忘我地投入到斗争中去. 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地支持国民党反动派,阻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一九四八年六月,北平学生为了反对美国政府的无耻行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
朱自清虽然重病缠身,又没有钱医治,但是他断然拒绝美国提供的一切物资.他在拒绝购买美国物品的宣言上签了字.他又让自己的孩子把美国面粉的供给证退了回去.
八月初,朱自清病情更加严重了,被送进了医院,但是,因为治疗无效, 不幸于十二日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朱自清用微弱的声音叮嘱家里人:"有
件事要记住:我们家绝不能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朱自清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将永远留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吴晗回忆: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9页)。
??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事隔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
??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6月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法币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是这样的: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乾脆:“不!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很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 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 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
??在当时,编印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 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
??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唐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 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开会时他也发了言, 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 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 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 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了,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他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记了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新路》,他坚决地拒绝了。但是他却带病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
??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9页)毛泽东同志赞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的骨气,说“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是我们未死者,特别是一多先生和自清先生生前战友的责任。这种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颂歌,还有待于未来。

荷塘月色的写作背景: 朱自清的郁闷不是因为家国天下,而是因为那天晚上刚跟妻子吵架了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甚至我连我的太太也说不服,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
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诗人,1898一1948)当时害了严重胃病,却无钱治疗,因为那时物价飞涨,他那点薪水,仅够买三袋面粉,全家十二口人吃都不够,那有钱去治病呢?他看着吴晗,问道:“签什么名啊?”

吴路展开折叠的大纸,只见抬头有一行醒目的大字: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朱自清只着了一眼,便用颤抖的子拿起笔来。吴晗看见朱自清太贫困了,便凑过来说:“这次您……”
“宁可贫病而死,也不领取这种侮辱性的施舍。”朱自清推开吴晗的手,在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上了名字。

吴晗走后,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市,影响家中甚大,但余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已身做起。”

决不吃美国救济粮
走进风景如画的清华大学校园,在绿树成荫的池塘边,有一座小亭子, 人们叫它"自清亭",来纪念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原名朱白林,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他幼年读书十分刻苦.一九一七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在大学期间,由于家里穷,他在校的生活十分艰苦,冬天只有一床破棉
被.为了勉励自己在困难中不丧失志气,不心灰意懒,他改名叫"自清",
意思是要保持高尚的气节.
朱自清从大学毕业以后,到清华大学担任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这个时候,正是我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朱自清参加了这场斗争, 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
一九二六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了中国的海港,遭到了我国守军的还击.日本政府便联合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蛮横地要求中国政府撤除守军.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礼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三月十八日,北平(今天的北京)的大学生和很多的市民,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朱自清也积极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反动派的政府门前时,反动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三 一八"惨案.
朱自清亲身经历了这一惨案,极为气愤.事后,他奋笔疾书,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沉痛悼念被害学生,一篇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派的罪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抗日战争时期,朱自清虽然生活十分困苦,但仍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坚持写文章,热情地歌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九四五年,朱自清在家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兴奋异常,他走上街头,同人们一起,欢庆这喜悦的日子.
一九四六年,朱自清回到了北京,投入了北平人民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去.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以查户口为名,在北京逮捕了两千多人.朱自清对此非常气愤,他毅然签名,抗议国民党任意逮捕人民.
朱自清的行为,受到了反动派的仇恨,他们通过报纸,造谣诬蔑朱自清. 国民党特务还多次到他家闹事.但是,这些都没使朱自清动摇,他以更大的勇气投入了新的战斗.
由于长期的困苦生活和劳累的工作,使朱自清得了严重的胃病.一九四八年初,朱自清的病情加重了.这时,人民解放战争也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朱自清不顾病痛,更加忘我地投入到斗争中去. 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地支持国民党反动派,阻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一九四八年六月,北平学生为了反对美国政府的无耻行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
朱自清虽然重病缠身,又没有钱医治,但是他断然拒绝美国提供的一切物资.他在拒绝购买美国物品的宣言上签了字.他又让自己的孩子把美国面粉的供给证退了回去.
八月初,朱自清病情更加严重了,被送进了医院,但是,因为治疗无效, 不幸于十二日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朱自清用微弱的声音叮嘱家里人:"有
件事要记住:我们家绝不能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朱自清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将永远留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吴晗回忆: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9页)。
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事隔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
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6月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法币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是这样的: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乾脆:“不!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很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 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 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
在当时,编印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 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
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唐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 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开会时他也发了言, 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 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 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 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了,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他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记了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新路》,他坚决地拒绝了。但是他却带病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
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9页)毛泽东同志赞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的骨气,说“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是我们未死者,特别是一多先生和自清先生生前战友的责任。这种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颂歌,还有待于未来

朱自清的故事

1.朱自清的最后岁月
逝世前半年,常年劳累的朱自清体力衰弱,经常连走一点路都很吃力。他感到自己骤然衰老,不过并不因此而消极。他把唐人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反其意而用之,改成“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每天一清早就坐在桌前,读书勤奋不息,工作毫不减轻。
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朱自清的身体已极度衰弱,体重低到77.6斤,且又“彻夜胃痛不止”,“不断大量呕吐”,病情日益危重。可他仍然编辑《闻一多全集》,编写教科书,备课讲授,演讲呐喊。在这两个月的日记中,他直接写到读书、买书、选书的日记竟有17篇之多。其中有他认真阅读瞿秋白同志的《鲁迅杂感集序言》和《大众哲学》的记载。甚至在逝世前26天,他还在日记中订了一个阅读计划,要求自己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外,每天坚持轮流读一本英文书和中文书,利用休息时间读诗。说到做到,此后两天,即订出计划的第一个星期一,他开始读布尔芬奇的《神话集》和《波罗克夫的眼界》一文。
2.朱自清先生的一则逸事
根据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的规定,教授们在校工作五年,就有一年的学术休假,由学校资助去外国访问进修。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31年利用学术休假,在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据《朱自清日记》于该年记述,他有两次夜梦清华未能继续聘他为教授,理由是他在外国文学上的学养上尚有不足;梦醒,全身冷汗,深感不发聘书颇有道理,于是他更加努力利用在伦敦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提高自己。俗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谓“不足”,并非真的来自清华校方的压力,而是朱先生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反映。
3.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48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6月,北平学生掀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当时,朱自清身患重病,又无钱医治,但他毫不犹豫地在写着“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的宣言上签了自己的名字。8月初,朱自清病情加重,入院治疗无效,12日逝世。那时他年仅50岁。临终前,朱自清以微弱的声音谆谆叮嘱家人:“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国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合给的美国面粉!”
吴晗1960年写的《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说:“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朱自清夫人也写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在吴晗找朱签名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得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当天朱自清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自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由此可见,吴晗说“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显然有夸张之嫌,朱自清至少也是咬牙决定的,以身作则的观念使他决定牺牲家庭的生活必需。
4.函请接济家父
鲁修贤

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朱自清先生转往大后方,他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教书的李健吾,请他就近接济自己住在扬州的老父亲,李健吾自然不会让老师失望。那么,朱自清先生何以有信心如此重托他人呢?原来,这二人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25年暑假过后,朱自清先生应聘来到清华大学担任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李健吾这时刚好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上第一堂课,朱自清先生点名,点到李健吾时,问道:“李健吾,这个名字怪熟的,是不是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那个李健吾?”李健吾回答:“不敢瞒老师,是我。”确实是在师大附中读书时,李健吾就和蹇先艾等组织了爝火社,从事新文学活动了。“那我早认识你啦!”朱先生高兴地说。下课后,朱自清先生劝李健吾:“你是要学创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还是转到外文系去吧。”当时中文系只念古书,所以朱自清先生这么说。李健吾听了朱自清先生的话,第二年就转到外文系去了。师生虽不在一个系,但李健吾写了作品,都先送给朱先生看,始终把朱自清先生当作导师。朱自清先生也每次都字斟句酌地帮李健吾定稿。多年互动,使他们真挚的师生情笃定终生。
5.朱自清的读书生活
朱自清在上中学时,就极喜欢读书。当时家里每月给他一元零花钱,他大部分都交给家乡一家广益书局了,而且还常常欠账。引发他对哲学兴趣的一部《佛学易解》,就是从这家书局得到的。
1920年,是朱自清在大学最后一年。一次,他到琉璃厂去逛书店,在华洋书庄见到一部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要14元。这钱对这部大书说来虽不算太贵,可对一个念书的学生却实在不是个小数目。自己手头没这么多钱,可书又实在舍不得,思来想去,就自己的一件皮大氅还值点钱了。
这件大氅,是父亲在朱自清结婚时为他做的,水獭领,紫貂皮。大氅虽是布面,样式有点土气,领子还是用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可毕竟是皮衣,在制作的时候,父亲还很费了些心力。可当时实在舍不得那本“大字典”,又想到将来准能将大氅赎出,便在踌躇许久后,毅然将它拿到了当铺。
当铺在学校后门,转身就到。朱自清并没有过多考虑。因为想到将来赎回,便以书价作当价:14块。大氅当然不止这个价,所以当铺柜上的人一点不为难,即刻付款。
拿上钱,朱自清马上去把那本《韦伯斯特大字典》抱了回来。不料那件费了父亲许多心力的大氅,却终于没有赎回来。

趣事: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甚至我连我的太太也说不服,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干脆:“不!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 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
在当时,编印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唐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开会时他也发了言,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
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了,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他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记了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新路》,他坚决地拒绝了。但是他却带病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
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9页)毛泽东同志赞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的骨气,说“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是我们未死者,特别是一多先生和自清先生生前战友的责任。这种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颂歌,还有待于未来。这一篇文字,只能算是重读《别了,司 徒雷登》一文所引起的一些回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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