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最好详细点，毕如贫民啊，拉黄包车的啊，十六铺码头搬运工啊，巡捕啊等等。。。大亨的就免了，大亨的收入根本算不到！~只求贫民和小康的！~
知道的请快回啊，谢谢！ 越详细越好，好的我会追分的，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问题解答：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 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1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2、30年代，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越往后越通胀，20年与39年的工资天差地别。银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以银元为单位来看，20年代，普通技术工人月薪16-24大洋；体力劳动者8-12大洋；普通公务员（巡捕）10-13元，巡长16-18元，《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1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
原文中的"石"，应为156斤；1包面粉，约为45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20元左右
50---100元吧
30年代上海职员的薪水、教育水平、意识
顾准用“立达”的假名在《职业生活》杂志上发表《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这篇文章，是在1939年4～5月，正好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职员运动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推进成立联谊会、俱乐部的时期。因此，可以说，《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是以组织职员和动员他们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目的而写的文章。对于这一点，必须加以留意。在本节中，以顾准的认识为依据，概观一下上海各业界职员的工资、教育、意识。
顾准把“职员”定义为“从事非筋肉劳动的服务人员”，他推算，上海的职员人数约为20～30万人。除了极少数服务于市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之外，大部分集中在工厂、商行、金融机关、交通机关等经济机关之中。根据顾准的说法，“旧式商店”的店员约13～14万人，外资企业的职员约10万人，中国资本（“民族资本”）企业的职员约4～5万人，其他各机关的职员不超过1～2万人。
第一，从旧式商店来看，批发商店的经营规模比零售店大，店员的待遇也较好。旧式商店的店员之中生活最艰苦的，是零售店的店员，他们虽然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干足12小时，但1个月的工资加上红利（“分红”），中级店员为30元以下，初级店员约10～20元左右21。多数的旧式商店的店员从私塾或初级小学校毕业后，从12～18岁到商店学习商贩，但最初的3～5年是学徒，在此期间，除了提供最低限度的衣食住以外，每月只拿到不足3元的“月规钱”。旧式商店的店员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很短，根据某项统计，在衣料品零售店的店员之中，80～90％都没有从高级小学校毕业，毕业于初级中学的人仅1～2％，完全没有接受过私塾以外的“新式”学校教育的人约有10％左右。在店员之中，读过《秋水轩尺牍》、《书算大全》这类实用书的人仅仅是一部分勤奋的人，许多人在空余时间所品味的书，只是《三国志》、《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小说之类。
第二，从外资企业来看，由于上海外资企业的多数是洋行，所以，外资企业的职员被总称为“洋行员”。外资企业的中国人职员的薪水是固定薪给，没有红利等，但比一般旧式商店的水平高一些。但是，在企业内，管理10人以上上级职员的高级职员，几乎全是西洋人，他们的薪水用外币支付，据说，其金额换算成中国元的话，是中国人职员的4～10倍。根据顾准的说法，外资企业的大多数职员，①只擅长外语，除此之外不懂任何技术。②文化水平也不高，缺乏国际贸易、金融、产业等相关知识。③另外，虽然对外国人有一些憎恨，但是由于依赖外国人生活，所以“民族革命”的意识不强。④更有甚者，几乎听不到外资企业倒闭的话，因此，对自己的职业抱着可以继续10年甚至20年的幻想，缺乏进取精神。由于有了这些理由，上海的人们带有侮辱性地把他们称呼为“洋行小鬼”。
第三，从日资企业来看，日资企业的中、初级职员之中雇用了许多日本人，中国人职员加在一起不足1万人。日资企业对于中国人职员的待遇比英、美企业的待遇差一些，另外，中国人职员的地位常常被朝鲜人和台湾人取代，因此，不是很稳定。
第四，从中国资本的企业来看，中国资本企业的职员多数是从初级中学校毕业的人以及从旧式商店转移来的人。另外，中国资本企业大量雇用的“练习生”，只要毕业于高级小学校就足够了。根据顾准的说法，在中国资本企业内工作的职员，比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具有较强一些的“民族观念”，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小资产阶级性”。顾准把中国资本企业的职员分类成以下三个主要业种进行论述。
（1），工厂的职员：在制造纺织、香烟、橡胶、火柴的工厂内工作的职员，在上海约有2～3万人。在公开招收的时候，练习生的应招投考资格是初级中学校毕业以上，但很多是靠同乡之谊被录用的。管理处的职员的劳动时间为每天约6～8小时，在工厂里做事的职员的劳动时间与工人一样，每天约10～12小时。大工厂的待遇较好，每月薪水（包含分红）是，中级职员约30元，初级职员约20元，练习生约10元以下。
（2），商店的职员：永安、先施等百货商店分别拥有约600人以上的职员，其中的大多数是不需要复杂技术的售货员。他们每天工作约11～12小时。百货商店的职员之中，四分之一是练习生，月工资约3～4元，二分之一是普通职员，月工资约8～18元，因此，四分之三的职员的平均月工资约10元，再加上公司所供给的膳宿（部分职员不供宿），加在一起约12～20元左右。
（3），金融机关的职员：银行员的待遇比其他业种要好一些，练习生的月薪约7～8元，中级职员约50～60元左右。特别是象中国银行那样的大银行，练习生也可每月得到约30～40元的薪水。银行员大多数接受过中等教育。另外，保险业的职员与银行业相比较而言，教育水平稍低，商业性的气质稍强。
2、30年代，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越往后越通胀，20年与39年的工资天差地别。银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以银元为单位来看，20年代，普通技术工人月薪16-24大洋；体力劳动者8-12大洋；普通公务员（巡捕）10-13元，巡长16-18元，科长级别30元。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
原文中的"石"，应为156斤；1包面粉，约为45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上海金价：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这是当时的大致情况。
哇 好厉害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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