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看了很多这方面的电视，看到有的购物是以分，角为单位，有的则是铜板，银元。。。我想知道旧上海的货币单位到底是哪种。分，角，元，还是铜板，大洋。。。。。被电视剧搞蒙了。。。
详细点，要是再加上物价表就最好了~！想多了解一些！~
别复制，别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我想知道的是，电视剧很多购物以分，角为单位，但有电视则是铜板，银元，我想知道到底哪个正确。。。楼下几位的回答我都可以在网上找到。。。。。。。。。。。
问题解答：
两者兼有，民国时候已经有纸币了，但市场上主要货币是银元（即大洋）和铜园！
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颁布的《国币条例》规定实行十进位的辅币制度。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圆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率”。关于银辅币，规定铸造总重三钱六分的半圆银币、一钱四分四厘的二角银币、七分二厘的一角银币，成色均为银70％、铜30％。铜辅币则有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铜币。
辛亥革命以后，带有辅币性质的小银币在各省仍继续铸行，但是成色越来越差，广东向以双毫为本位，所铸的“贰毫银币”最多，每年铸数多至两亿枚，少亦两千余万枚，它们与本位银元无固定联系，两者之间的行市随时涨落不定。
另一种带辅币性质的铜元，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省更是纷纷设局开铸，主要是镌有交叉国旗的“开国纪念币”和“中华民国”铜币，面额以当十文者为最多，其次是当二十文的，而五文、二文、一文铜元数量很少。在四川，则更铸行一百文、二百文大铜元，这些铜元，因种类众多，重量、成色各异，因而铜元价格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它们的行使范围，不但四川的大铜元只能在四川省内流通，其余各省所铸的当十、当二十铜元也多不能出省使用。
民国时期，“主币”、“辅币”这两个概念在有些阶段是模糊不清的。当时的辅币，既有与银元联系的，也有同铜元联系的，还有实际上与银元、铜元都无固定比价联系的。有中央政权铸行的，也有地方政权铸制的，五花八门，十分混乱。但是从这些复杂的辅币中却可以看出，中国的造币工艺水平比以前明显提高了。不但图案较为精美，而且币材也比以前多样化了，有铜、银两种传统的币材，还有镍、铝和锑三种新币材。
中国出现最早的镍币是德国人在青岛铸行的，始铸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有一角、五分两种面额（图一），我国自行铸造的镍币大约始于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铸行了袁世凯五分镍币（图二）。此后广东（图三）、云南、山西（图四）、四川分别铸行了地方性镍辅币，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镍币铸得就更多了。1931年，贵州省政府铸行了本地行用的锑辅币（实际在1933年发行），上书“锑币当十字样”（图五）。
自从铜元盛行以后，随着铜元铸行数量的增加，旧制钱便基本被排除在流通之外，只是在云南等一些偏僻地方，旧制钱仍然在铸造使用。
民国初年，云南东川铸行民国通宝小平钱，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六日，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公司在云南东川又铸行“民国通宝”当十铜钱（图六）。自公元前336年“初行钱”铸行秦国半两钱时起，这种天圆地方的货币形制，流通了两千多年之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云南丽江等少数民族地区仍在流通使用。直到人民币占领了云南全省市场之后，才最终退出流通领域。
民国初期，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有中国、中央、交通、通商、兴业、实业、四明、中南等银行发行的l元、5元、10元券，与银圆等值使用，以中国银行纸币流通量最大。
民国24年(1935)11月，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禁止银圆、铜圆流通。25年，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31年4月，又将原缴纳关税用的海关金本位兑换券(简称关金券)投放市场，以关金券1元抵法币20元的比值与法币同时流通。
民国31年7月起，法币由中央银行独家发行。随着货币贬值，至37年法币最高面额达500万元。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规定以金圆券1元兑换法币300万元，停止使用法币与关金券。
金圆券初发行时最高面额为10元，每100元可兑换银元50元，或美金25元，或黄金0．5市两。至38年4月，最高面额达100万元，贬值为24万元兑换银圆1元。
这个是随行就市的，不是像现在的壹圆＝100分的关系。
而且大洋也要看是什么大洋：本洋、鹰洋、龙洋、大头、小头等等都略有差别。铜板也要看是面值十文的铜板还是二十文的铜板。
大约的行市是1大洋兑换90～120枚二十文的铜板。
大洋即是银元。
清末：
铜钱 流通历史最长。明、清的“制钱”。民国8年(1919)，铜钱流通消失。
银两 有元宝、中锭、小锭、碎银4种。银元流通后，仅碎银通行。因使用不便，宣统二年(1910)银两流通停止。
银元 即银圆，又称洋钱、大洋。辅币是银角。清朝末年，开始通行。先后有鹰洋、龙洋、孙洋(小人头)、袁洋(大人头)和船洋。清宣统和民国期间，银元为国币。1935年后，改用法币，禁止银元流通。
铜元 即铜圆，又称铜板。1枚当10文铜钱。改用法币后，曾有铜元分币(1分＝3枚铜元)流通。因法币贬值，铜元被销熔。抗日战争前期，铜元已从市场消失。
兑换券 在明洪武和清顺治年间，用纸币“盐钞”缴纳盐税。1921年，流通中国、交通、四明3银行发行的钞票，票面有“兑换券”字样。
法币 1935年10月起，先后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4.6元可买稻谷50千克。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到1948年8月，4.6元只能买稻谷半粒。支付工资，市场交易，以米代币。为挽救经济崩溃，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
关金券 全称“海关单位兑换券”。因面额大，助长通货膨胀。1945年4月，与法币比价提高为1：25。1948年8月，与法币同时停用。
这个是随行就市的，不是像现在的壹圆＝100分的关系。
而且大洋也要看是什么大洋：本洋、鹰洋、龙洋、大头、小头等等都略有差别。铜板也要看是面值十文的铜板还是二十文的铜板。
大约的行市是1大洋兑换90～120枚二十文的铜板。
大洋即是银元。
清末：
铜钱 流通历史最长。明、清的“制钱”。民国8年(1919)，铜钱流通消失。
银两 有元宝、中锭、小锭、碎银4种。银元流通后，仅碎银通行。因使用不便，宣统二年(1910)银两流通停止。
银元 即银圆，又称洋钱、大洋。辅币是银角。清朝末年，开始通行。先后有鹰洋、龙洋、孙洋(小人头)、袁洋(大人头)和船洋。清宣统和民国期间，银元为国币。1935年后，改用法币，禁止银元流通。
铜元 即铜圆，又称铜板。1枚当10文铜钱。改用法币后，曾有铜元分币(1分＝3枚铜元)流通。因法币贬值，铜元被销熔。抗日战争前期，铜元已从市场消失。
兑换券 在明洪武和清顺治年间，用纸币“盐钞”缴纳盐税。1921年，流通中国、交通、四明3银行发行的钞票，票面有“兑换券”字样。
法币 1935年10月起，先后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4.6元可买稻谷50千克。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到1948年8月，4.6元只能买稻谷半粒。支付工资，市场交易，以米代币。为挽救经济崩溃，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
关金券 全称“海关单位兑换券”。因面额大，助长通货膨胀。1945年4月，与法币比价提高为1：25。1948年8月，与法币同时停用。
金元券 1948年8月，金元券取代法币，又以高压手段实行限价，市场物价有过短期稳定。到11月上旬，物价平均每天上涨一倍，以米和黄金取代纸币。1949年4月的谷价比1948年8月上涨2.94万倍。1949年5月，县人民民主政府通令禁止金元券流通。
不同时期，银元的含银量不同，发行的银元大小也不同。兑换的数目自然也不一样。
民国初期闽省市面流通货币共分银元、台伏(捧番)、小洋、铜元、铜钱五种，而财政厅对于各征收局所收银两，先折合台伏，再折合银元，其互相兑换之市价，通用银元一元得换铜钱一千零二十二文，台伏一元得换铜钱一千文，小洋每毫得换铜钱九十六文，铜元每枚得换铜钱八文。
钱庄货币兑换业务，主要有银元换铜钱，1元银元换1000～1300文铜钱，最多时换3300文。银元换银毫，1元银元换10个银角，每角值铜钱100～130文。
兑换比值 清朝两吊铜钱(2000枚)换银1两。但市面有制钱与杂钱、纹银与次银之分，交易时按商业习惯互有“贴水”。铜元进入市场以后，“当制钱十文”的铜元换铜钱10枚，“当制钱二十文”的铜元换铜钱20枚。银元进入市场以后，每元换辅币10角，换“当十”的铜元300枚，但商店兑换价格不一，市场铜元充斥时，每块银元能换到“当十”的铜元320～360枚。民国28年11月，安徽省政府规定每元法币兑换“当十”的铜元200枚，次年改为兑换100枚。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革命根据地群众利益，制定了各革命根据地货币的收兑比价，并一再延期兑换。1950年，县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黄金每两(16进位制，每两等于31．25克)95元，白银每两1．25元，袁世凯头像银元每枚1元(以上均已折成新人民币)。
1 上海最早的“酒券”
“王宝和”是上海著名酒家，据上海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一位姓王的绍兴人在南市咸瓜街开了家叫“宝裕”的酒栈，除了经营绍兴黄酒批发，还经营堂吃。到清末，因兄弟分家，兄弟俩各拆“宝裕”招牌中一个字，分别开设“王宝和”与“王裕和”酒店，并均为上海名酒店。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瀛壖杂志》中讲：清咸丰年间，“宝裕”的王老板为提高酒店的身价，促进黄酒销售，经常邀请上海的文人骚客、社会名流到酒店吟诗作画，留下的笔墨则由酒家收藏，而酒家另赠酒券若干，任何人可以持酒券到“宝裕”消费。这一操作方式引起了喜欢装斯文的文人骚客的欢喜，他们经常作客酒店，以所得酒券送人。当时还有人对“宝裕”酒券作诗云：“独能一洗书林习，不重钱神重酒兵。”这是我读到的关于上海商家最早发行酒店代价券的记载，不过我没有见到过“宝裕”发行的酒券，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宝裕”酒券存世。
2 妓院发行的“轿饭票”
对许多人来讲，“轿饭票”一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收藏界，尤其是钱币收藏爱好者来讲，“轿饭票”则是一个诱惑力很强的东西，目前存世的轿饭票不多，精品更少，单枚普通的轿饭票可以卖好几百元，而珍稀品种则以“千”论价。
实际上轿饭票是清末民初上海高档妓院、妓女自制的铜质代价币。清代和民国初，中国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银元，银子价贵，当时一位全劳力男工一月的收入为3-5元银元。银元犹如今天的百元大钞，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同时流通辅助货币——铜元，铜元价贱，1元银元可兑2000枚以上的铜元，所以铜元又像今天的分币或角币，携带和使用依然不方便。
清末的上海是中国妓业最发达的城市，业内规定，雏妓出局必须由“乌师”(即琴师)肩掮而去，这种制度在民国初被废除；长三妓女出局，则必须有娘姨跟班，雇轿出行。业内还规定，轿夫抬轿一趟收舆肩费每人20文，一顶轿子两个轿夫共40文，往返一趟就是80文。通常，一个下午或晚上，长三妓女可应多次局，于是跟班娘姨必须随身携带数百文支付给轿夫的铜钱，当时约75枚铜元合一市斤，几百枚铜元就有几斤重，随身携带铜元也不是一件方便的事，于是有妓家请铜匠定制代币，每枚代币上镌有妓女的花名，以及“铜元念枚”(沪方言二十的发音和写法)，作为支付轿夫饭钿的凭证，轿夫可以凭券到该妓女所在的妓院账台上兑换20文铜元，这种代币也被叫作“轿饭票”。轿饭票的信誉很好，妓院相近或与妓院熟悉的商店都愿意接受轿饭票，于是，轿饭票也成了上海部分地区的流通货币。
妓院和妓女欢喜标新立异和相互攀比，所以每个妓女的轿饭票形状不一样，有花篮、方胜、销片、葫芦等形状，用材和制作也日益精致，许多轿饭票的制作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的面值——“铜元念枚”。到了民国初年，随着轿饭票品种不断增加，它又成为民间收藏家竞相收藏的宝贝，妓家以高于面值的成本制作的轿饭票“只出不进”，就停止制作。据《晶报》统计，上海有轿饭票品种约200种，我也只见到过二十几种。
3 形形色色的礼券、兑换券
“钞”的本字是“抄”，是抄写、誊抄、印刷的意思，后来“钞”或“钞票”指纸质印刷货币。虽然今人把中国钞票的历史追溯到宋代的“交子”，但实际上“交子”只是一种代表价值的凭证，相当于银行开出的支票，而不是流通货币。近代以后，外国设在中国的银行发行标有面值的纸钞，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7号正式开业，1898年发行以银两为面值的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和以银元为面值的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纸钞，以后共有12家商业银行获准发行纸钞，这种纸钞上印有“宝钞”或“兑换券”字样，同时还印有如“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之类的文字，这种纸钞实际上也是“兑换券”，是一种代价券，不是法定的流通货币，持票人可以持票到票面上指定的银行兑换与面值相同的白银或银元，银行必须遵守诺言——“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当然，由于纸钞携带、使用方便，一些信用好，资本足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被商家和市民接受而直接进入流通。 4034
4 舞厅的舞券
近代上海是商业高度发展的城市，代价币或代价券的形式立即被商家利用为商业手段。如当时商业交往中，有的商家企业为了拉拢有业务往来单位的业务员，逢年过节要向业务员送礼，如送礼品的话，可能有不受对方欢迎的尴尬；直接送钱，有可能被对方拒绝；最好的礼品就是可以到商场直接购物的礼券。于是上海的一些大公司就发行各种面值的礼券，商家企业向大公司购买礼券作为礼品赠送给客户，而客户可凭礼券到大公司购物，多方方便，几家得益。
代价券印发得较普遍的是舞厅，它既是一种门券又是一种代价券。旧上海的舞厅一律购券入场，场内的如饮料服务也持门券购买，而且，上档次的舞厅设有陪舞的舞女，舞女没有工资，客人的馈赠是舞女的主要收入来源，舞厅与舞女之间有约定，舞女不得收受客人的现金馈赠，只能接受舞厅出售的舞券，舞女再以收到的舞券到账台上调换现金，通常舞女可以提取舞券面值的四成，另外六成则归舞厅所有。按规定，客人邀请舞女伴舞支付舞券一张，而实际上，客人对自己钟爱的舞女支付多倍的舞券是司空见惯的，据说，一位进出高档舞厅的优秀舞女，月收入超过2000块大洋是很普遍的事。
5 代价券泛滥的1939年
大多数上海人应该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一种谣言，说是人民币的分币中含有白银，部分地区的部分人在以高于面值的价格大量收购分币，熔化后提炼白银，瞬刻间造成上海分币严重短缺的现象，分币不足而使商业无法找零，严重影响正常的商业和社会秩序，如你拿一角的钞票乘公交车，售票员无法找零，只好不卖票。中国人民银行紧急大量印刷发行纸分币，才缓和了找零困难的问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除苏州河北岸的租界外上海全部沦陷，租界犹如被大海包围的“孤岛”，抗日志士继续利用这个“孤岛”进行抗日活动。日伪为了破坏租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派人在上海大量收购铜元，“孤岛”时期的租界立即因辅币不足而处于混乱状态。到了1939年6月，零钞紧缺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商店无零钱找给客人，只得以针线、火柴、糖果等小商品代充零钱找还给客人。过了一段时间后，许多人家中堆积了许多使用不完或根本不需要的小商品，他们再也无法接受商店以小商品代替零钱找零的办法，于是，有的商家只得购进大量小面值的邮票，以邮票代替找零。实际上许多人家也根本用不了许多邮票，市民又联合起来抵制商家以邮票找零的办法。有一种1939年上海聚成永油粉号(桐油石灰店)印制的代价券上还印有这样一段说明：
兹因邮票易于损毁，授受之人时起违言，工商仕人等受无妄之损失者不胜枚举，睹此情状，实可伤心，故以代价券找零，请受者无拒，以待分币发行，即将此券实行收回。
任何一家商家涉及找零，无零钞找零严重影响商业和社会秩序，而动荡的局势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又使租界无法顾及到这一点，1939年后，有的大公司联合起来统一印制和发行小额代价券，代替辅币找零，小的商店则自行印制代价券，而更小的烟纸店本来需找零的额很小，不肯出大价钿去印制代价币，干脆找一些废纸，刻几枚有“一分”、“二分”的图章，再打上商店或店主的私戳，就充当代价券使用。一些代价券的背面还印有说明文字：
敬启者，近因市上铜元缺乏，对于惠顾诸君购货零找深感不便，本号为便利零找起见，特出临时代价券……
据不完全估算，1939年至1942年的3年时间中，上海各商家印制、发行的代价券在2万种以上。
代价币、代价券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流通货币，只是商家制作、发行限时限地使用的有价证券。现代，电子货币已成为一种货币形式，商家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制作、发行的固定面值，或可充值的各种磁卡，如公交的“一卡通”，商家的“便利卡”等，是一种现代版的代价币。中国收藏网
钱即货币，据考证，钱字本作“泉”，取其流行周遍的意思。今日银行业行话把钱讲作“通货”，就是流通货币的意思。本文以上海为主线，介绍旧上海是怎么用钱的。
银两和铜圆
古代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银本位制”国家，白银是货币的本位，白银的货币单位是“两”，作货币时讲作“银两”。白银的价贵，一个男性全劳力的月收入一般在1-2两，在偏远的地区，一亩土地的价格只不过几两，所以银两的日常使用很不方便，如果拿了一块约一两的银子去买东西，日常生活用品仅值几分银钱，于是店家就要把你多付的银子称还给你，一般的情况下，碎银不能称到该还的钱的分量，于是只好用专用的铰刀把碎银铰碎，直到称到该付还的分量为止。今天人们把店家付还客人多付的钱讲作“找”，所找的钱讲作“找头”，据考证就是“铰”的讹读和讹写。
银子价贵，于是同时流通一种辅币——辅助用币，就是铜钱，铜钱通常为圆饼状，中间开方孔，俗呼“孔方兄”，在清道光以前，一两银子一般可兑换1500枚铜圆。铜圆的价贱，但3枚铜圆就可以吃上一顿不错的早餐，10枚铜圆足以混一顿中饭或夜饭，古代千枚铜圆相串称之一“贯”，这个“贯”就是“串头绳”。昆剧传统剧目《十五贯》描写肉商尤葫芦借得本金十五贯，星夜醉归，被赌徒娄阿鼠谋财害命的故事，古代铜钱每斤约75枚，每贯千枚重10余斤，尤葫芦单身携约200斤铜钱星夜醉归，娄阿鼠只身盗约200斤铜钱潜藏，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于是后人对《十五贯》故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表示极大的怀疑。
白银价贵，使用起来不方便，而铜圆价虽贱，使用起来也不方便，于是人们习惯把5枚铜圆相串，讲作一“花”，犹如今天的公交车售票员，收进“一角”的角币后就将10枚角币用纸相包，作一元钱的“找头”一样。今天的吴方言把“几多”、“多少”讲作“几花”，就是从古代铜圆的使用方式来的。
墨西哥铸鹰洋
墨西哥合众国建立后，逐步恢复银矿的开采与银元铸造。约1860年后，墨西哥银元开始进入中国，进入上海，被上海人叫作“墨西哥银元”，省称“墨银”或“墨洋”。它的正面图案是一飞鹰抓一蛇，于是又被叫作“鹰洋”，也许“鹰”的笔划太繁了，也被以谐音写作“英洋”，以致后人误以为它是英国铸银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白银和银元是上海的通货和贸易结算货币。在习惯上，通常大宗贸易是以银两结算的，如政府的借款，对外订货等，而小额的民间贸易通常以银元结算。既然存在两种不同的而又同时流通的货币，货币就会产生浮动的比价。当市场需要银元时，银元价会上升，反之，则会下降。但是，这种比价一般只限于“厘”(两的百分之一单位)之间浮动，于是银元的行情就被讲作“洋厘”，老上海把行情讲作“洋厘”也是从这里产生的。不过，沪语“钿”与“厘”的发音十分接近，今人已弄不清“洋钿”与“洋厘”之间的差别了。
近代以后，上海日常生活中主要用银元和铜圆。1860年时，一银元约可兑1500枚铜圆。到了1925年，一银元约可兑2400枚铜圆。二者之间比价很大，而其间又没有(或缺少)中间货币，这给生活带来不少不便和麻烦，如当时买一副大饼油条只要6个铜板，如你身上只有一块大洋，也许你就有可能因对方无法找兑而吃不到。于是上海街头随处分散着许许多多的exchange(兑换店，也称“钱庄”)，随时可以银元兑铜圆，也可以用铜圆兑换银元，店主为客人提供服务，他也以货币差价赚点微利。1933年出版郁慕侠著《上海鳞爪·兑换铜圆》中讲：各烟纸店除出卖烟纸杂货外，而兑换一项，也是它们的主要营业。且辗转之间所得盈余比较烟纸来得多，故一店生意的盛衰全靠兑换的多寡而定。
西班牙铸本洋
公元1521年墨西哥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统治墨西哥时期，他们利用墨西哥丰富的银矿铸造银币，这种银币先流入欧洲，又通过欧洲对远东的贸易流入南洋，大约在明代后期从南洋流入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其正面图案是西班牙国王头像，背面是垂双柱的西班牙皇室徽记。广东、福建一带称外国为“番”，称外国人为“鬼子”，于是这种银元进入中国后被叫作“番银”、“鬼头洋”、“双柱洋”等名，清康熙开放海禁后，又大量传入上海，上海人称其为“洋钿”，就是外国钱的意思，今天沪语把钱讲作“洋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开禁后不久，上海港成为中国近海航运的枢纽和贸易的集散地。开始，商人仍习惯以银两作为贸易结算，但是银子使用也有很大的麻烦，首先就是银子的成色。各地进入上海的白银成色不统一，更有不法商人故意在白银中掺铅再当作纹银流通，所以交割前必须对白银进行鉴定；而洋钿有固定的成色、重量、图案，在没有专门的铸币机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造假，于是上海最大的贸易行——豆业规定一律以银元作为贸易的结算本银，即一律以银元作贸易的结算货币。于是，西班牙洋到上海后又被叫作“本洋”，成为上海贸易的结算货币。当然，银洋使用起来也比银子方便多了，它也成为上海的主要流通货币。
1821年，墨西哥革命推翻了西班牙统治，建立了墨西哥合众国，原来西班牙统治时期的银元也停铸了。清朝，百姓和商家以白银交税，国家有专门的“银炉”将收上来的碎银熔化后铸成50两一锭的“元定”后上交国库，大量的“本洋”被熔化。到了约1850年时，“本洋”的数量急剧减少而成为民间的收藏品，价格也不断上升。按惯例，银元与银两均是称重作价的，一枚银洋实重库平银七钱三分，其即等于七钱三分的纹银。当“本洋”减少后，它的价格上涨，最高时“本洋”价等于自重的二倍，“本洋”已无法作为货币的本位使用，于是就退出了流通。人们又开始使用银两和铜圆了。
纸钞和钞票
银元在使用和携带上比银两方便多了，但是，长途大量携带依然不便和不安全。比如从上海到北京公出或购货须带100元银元，其实重约等于3公斤，如带200元，那就是6公斤。于是西方在华的银行就发行纸质的“兑换券”，如你要携款外出，可以到银行换取等额的“兑换券”，到了目的地后，可以凭券在指定的银行兑换等额的现银。信誉好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可以确保你持券在任何时间兑换等额的现银，它因而被社会接受而成了通货。“钞”的本义是印刷，诗集的印刷品称“诗钞”；“票”是书写在纸上的凭证，于是这种兑换券也被叫作“纸钞”和“钞票”，它最初是指纸质货币，现在则成了货币专用名词。旧中国有多少外资银行发行过兑换券已难以统计了，我见过的就有：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德华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十数家发行的纸钞百余种，现在这些纸钞均已成为集藏珍品。
白银风潮和废两改元
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不久即仿西方银行制度，发行面值一两、五两、拾两、廿伍两、伍拾两、壹佰两；一元、伍元、拾元、廿伍元、伍拾元、壹佰元等纸钞。之后，中国又有大清户部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浙兴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南银行等12家总行设在上海的银行获得发行纸钞权。不过，这些纸钞都是兑换券，不是法定货币，白银和银元才是真正的通货。
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连续多年发生经济危机，美国也受冲击而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33年新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决定采取美元贬值的手段来保护美国利益，并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用13亿美元向世界收购金银，作为国库储备，于是引起世界银价上涨，而银本位制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当其冲。当时，将白银运到美国可获20%的利润，于是在华的商行大量套购白银出口。南京政府为了应对白银外流，立即通过增收白银出口税7%的提案，但所增加的税率仍赶不上世界银价上涨的幅度，不久又公布“废两改元”法，即取消银两作为通货流通，一律以银元作为流通货币。但是，中国的银元价仍低于世界银价，商家又套购银元出口。
通货不足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上海的银行、钱庄为保护自己，就紧缩放贷款，而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资金周转失灵，商家则被迫以“大拍卖”、“大减价”的方式倾销商品，回笼资金，据1935年统计，上海受此影响而倒闭的工商企业1065家，银行、钱庄因无法收还已倒闭企业的资本，也跟着倒闭——这次事件史称“白银风潮”。
为了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南京政府又通过新的货币法案——由政府授权中央、中国、交通等6家银行发行法定货币——“法币”，取消白银、银元为流通货币，法币一元等于原银元一元，合白银23.4 93448克；同时取消已获准发行纸钞银行发行的纸钞，即规定“法币”为中国唯一的法定货币。
这次货币改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银本位制，结束了中国货币混乱的局面。不过，好戏还在后头。纸币可以随意印刷、发行，但必须有度——遵守经济规律和规范。1946年后，蒋介石政权为弥补财政、军费不足而滥发纸币，使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雪上加霜，最终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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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的代价币和代价券
对现代青年来讲，“代价币”、“代价券”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于公交公司发行的“预售票”，出租汽车公司出售的“乘车证”，大型企业印制的“饭菜票”就比较熟悉了。这些由商事机构制作、发行的有固定面值，限于一定范围内流通使用的票证均可称代价币或代价券。在习惯上，纸质的称“券”，非纸质的称“币”。
一般讲，当货币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家为经营上的方便，可以充代货币使用的币或券也会随之产生。不过，中国的代价币历史始于何时，似乎并没有人去作认真的研究。近代上海是发行流通代价币最多的城市，上海代价币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有趣的课题。
1 上海最早的“酒券”
“王宝和”是上海著名酒家，据上海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一位姓王的绍兴人在南市咸瓜街开了家叫“宝裕”的酒栈，除了经营绍兴黄酒批发，还经营堂吃。到清末，因兄弟分家，兄弟俩各拆“宝裕”招牌中一个字，分别开设“王宝和”与“王裕和”酒店，并均为上海名酒店。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瀛壖杂志》中讲：清咸丰年间，“宝裕”的王老板为提高酒店的身价，促进黄酒销售，经常邀请上海的文人骚客、社会名流到酒店吟诗作画，留下的笔墨则由酒家收藏，而酒家另赠酒券若干，任何人可以持酒券到“宝裕”消费。这一操作方式引起了喜欢装斯文的文人骚客的欢喜，他们经常作客酒店，以所得酒券送人。当时还有人对“宝裕”酒券作诗云：“独能一洗书林习，不重钱神重酒兵。”这是我读到的关于上海商家最早发行酒店代价券的记载，不过我没有见到过“宝裕”发行的酒券，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宝裕”酒券存世。
2 妓院发行的“轿饭票”
对许多人来讲，“轿饭票”一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收藏界，尤其是钱币收藏爱好者来讲，“轿饭票”则是一个诱惑力很强的东西，目前存世的轿饭票不多，精品更少，单枚普通的轿饭票可以卖好几百元，而珍稀品种则以“千”论价。
实际上轿饭票是清末民初上海高档妓院、妓女自制的铜质代价币。清代和民国初，中国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银元，银子价贵，当时一位全劳力男工一月的收入为3-5元银元。银元犹如今天的百元大钞，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同时流通辅助货币——铜元，铜元价贱，1元银元可兑2000枚以上的铜元，所以铜元又像今天的分币或角币，携带和使用依然不方便。
清末的上海是中国妓业最发达的城市，业内规定，雏妓出局必须由“乌师”(即琴师)肩掮而去，这种制度在民国初被废除；长三妓女出局，则必须有娘姨跟班，雇轿出行。业内还规定，轿夫抬轿一趟收舆肩费每人20文，一顶轿子两个轿夫共40文，往返一趟就是80文。通常，一个下午或晚上，长三妓女可应多次局，于是跟班娘姨必须随身携带数百文支付给轿夫的铜钱，当时约75枚铜元合一市斤，几百枚铜元就有几斤重，随身携带铜元也不是一件方便的事，于是有妓家请铜匠定制代币，每枚代币上镌有妓女的花名，以及“铜元念枚”(沪方言二十的发音和写法)，作为支付轿夫饭钿的凭证，轿夫可以凭券到该妓女所在的妓院账台上兑换20文铜元，这种代币也被叫作“轿饭票”。轿饭票的信誉很好，妓院相近或与妓院熟悉的商店都愿意接受轿饭票，于是，轿饭票也成了上海部分地区的流通货币。
妓院和妓女欢喜标新立异和相互攀比，所以每个妓女的轿饭票形状不一样，有花篮、方胜、销片、葫芦等形状，用材和制作也日益精致，许多轿饭票的制作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的面值——“铜元念枚”。到了民国初年，随着轿饭票品种不断增加，它又成为民间收藏家竞相收藏的宝贝，妓家以高于面值的成本制作的轿饭票“只出不进”，就停止制作。据《晶报》统计，上海有轿饭票品种约200种，我也只见到过二十几种。
3 形形色色的礼券、兑换券
“钞”的本字是“抄”，是抄写、誊抄、印刷的意思，后来“钞”或“钞票”指纸质印刷货币。虽然今人把中国钞票的历史追溯到宋代的“交子”，但实际上“交子”只是一种代表价值的凭证，相当于银行开出的支票，而不是流通货币。近代以后，外国设在中国的银行发行标有面值的纸钞，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7号正式开业，1898年发行以银两为面值的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和以银元为面值的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纸钞，以后共有12家商业银行获准发行纸钞，这种纸钞上印有“宝钞”或“兑换券”字样，同时还印有如“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之类的文字，这种纸钞实际上也是“兑换券”，是一种代价券，不是法定的流通货币，持票人可以持票到票面上指定的银行兑换与面值相同的白银或银元，银行必须遵守诺言——“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当然，由于纸钞携带、使用方便，一些信用好，资本足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被商家和市民接受而直接进入流通。
4 舞厅的舞券
近代上海是商业高度发展的城市，代价币或代价券的形式立即被商家利用为商业手段。如当时商业交往中，有的商家企业为了拉拢有业务往来单位的业务员，逢年过节要向业务员送礼，如送礼品的话，可能有不受对方欢迎的尴尬；直接送钱，有可能被对方拒绝；最好的礼品就是可以到商场直接购物的礼券。于是上海的一些大公司就发行各种面值的礼券，商家企业向大公司购买礼券作为礼品赠送给客户，而客户可凭礼券到大公司购物，多方方便，几家得益。
代价券印发得较普遍的是舞厅，它既是一种门券又是一种代价券。旧上海的舞厅一律购券入场，场内的如饮料服务也持门券购买，而且，上档次的舞厅设有陪舞的舞女，舞女没有工资，客人的馈赠是舞女的主要收入来源，舞厅与舞女之间有约定，舞女不得收受客人的现金馈赠，只能接受舞厅出售的舞券，舞女再以收到的舞券到账台上调换现金，通常舞女可以提取舞券面值的四成，另外六成则归舞厅所有。按规定，客人邀请舞女伴舞支付舞券一张，而实际上，客人对自己钟爱的舞女支付多倍的舞券是司空见惯的，据说，一位进出高档舞厅的优秀舞女，月收入超过2000块大洋是很普遍的事。
5 代价券泛滥的1939年
大多数上海人应该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一种谣言，说是人民币的分币中含有白银，部分地区的部分人在以高于面值的价格大量收购分币，熔化后提炼白银，瞬刻间造成上海分币严重短缺的现象，分币不足而使商业无法找零，严重影响正常的商业和社会秩序，如你拿一角的钞票乘公交车，售票员无法找零，只好不卖票。中国人民银行紧急大量印刷发行纸分币，才缓和了找零困难的问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除苏州河北岸的租界外上海全部沦陷，租界犹如被大海包围的“孤岛”，抗日志士继续利用这个“孤岛”进行抗日活动。日伪为了破坏租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派人在上海大量收购铜元，“孤岛”时期的租界立即因辅币不足而处于混乱状态。到了1939年6月，零钞紧缺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商店无零钱找给客人，只得以针线、火柴、糖果等小商品代充零钱找还给客人。过了一段时间后，许多人家中堆积了许多使用不完或根本不需要的小商品，他们再也无法接受商店以小商品代替零钱找零的办法，于是，有的商家只得购进大量小面值的邮票，以邮票代替找零。实际上许多人家也根本用不了许多邮票，市民又联合起来抵制商家以邮票找零的办法。有一种1939年上海聚成永油粉号(桐油石灰店)印制的代价券上还印有这样一段说明：
兹因邮票易于损毁，授受之人时起违言，工商仕人等受无妄之损失者不胜枚举，睹此情状，实可伤心，故以代价券找零，请受者无拒，以待分币发行，即将此券实行收回。
任何一家商家涉及找零，无零钞找零严重影响商业和社会秩序，而动荡的局势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又使租界无法顾及到这一点，1939年后，有的大公司联合起来统一印制和发行小额代价券，代替辅币找零，小的商店则自行印制代价券，而更小的烟纸店本来需找零的额很小，不肯出大价钿去印制代价币，干脆找一些废纸，刻几枚有“一分”、“二分”的图章，再打上商店或店主的私戳，就充当代价券使用。一些代价券的背面还印有说明文字：
敬启者，近因市上铜元缺乏，对于惠顾诸君购货零找深感不便，本号为便利零找起见，特出临时代价券……
据不完全估算，1939年至1942年的3年时间中，上海各商家印制、发行的代价券在2万种以上。
代价币、代价券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流通货币，只是商家制作、发行限时限地使用的有价证券。现代，电子货币已成为一种货币形式，商家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制作、发行的固定面值，或可充值的各种磁卡，如公交的“一卡通”，商家的“便利卡”等，是一种现代版的代价币。
这个是随行就市的，不是像现在的壹圆＝100分的关系。
而且大洋也要看是什么大洋：本洋、鹰洋、龙洋、大头、小头等等都略有差别。铜板也要看是面值十文的铜板还是二十文的铜板。
大约的行市是1大洋兑换90～120枚二十文的铜板。
大洋即是银元。
清末：
铜钱 流通历史最长。明、清的“制钱”。民国8年(1919)，铜钱流通消失。
银两 有元宝、中锭、小锭、碎银4种。银元流通后，仅碎银通行。因使用不便，宣统二年(1910)银两流通停止。
银元 即银圆，又称洋钱、大洋。辅币是银角。清朝末年，开始通行。先后有鹰洋、龙洋、孙洋(小人头)、袁洋(大人头)和船洋。清宣统和民国期间，银元为国币。1935年后，改用法币，禁止银元流通。
铜元 即铜圆，又称铜板。1枚当10文铜钱。改用法币后，曾有铜元分币(1分＝3枚铜元)流通。因法币贬值，铜元被销熔。抗日战争前期，铜元已从市场消失。
兑换券 在明洪武和清顺治年间，用纸币“盐钞”缴纳盐税。1921年，流通中国、交通、四明3银行发行的钞票，票面有“兑换券”字样。
法币 1935年10月起，先后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4.6元可买稻谷50千克。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到1948年8月，4.6元只能买稻谷半粒。支付工资，市场交易，以米代币。为挽救经济崩溃，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
关金券 全称“海关单位兑换券”。因面额大，助长通货膨胀。1945年4月，与法币比价提高为1：25。1948年8月，与法币同时停用。
金元券 1948年8月，金元券取代法币，又以高压手段实行限价，市场物价有过短期稳定。到11月上旬，物价平均每天上涨一倍，以米和黄金取代纸币。1949年4月的谷价比1948年8月上涨2.94万倍。1949年5月，县人民民主政府通令禁止金元券流通。
不同时期，银元的含银量不同，发行的银元大小也不同。兑换的数目自然也不一样。
民国初期闽省市面流通货币共分银元、台伏(捧番)、小洋、铜元、铜钱五种，而财政厅对于各征收局所收银两，先折合台伏，再折合银元，其互相兑换之市价，通用银元一元得换铜钱一千零二十二文，台伏一元得换铜钱一千文，小洋每毫得换铜钱九十六文，铜元每枚得换铜钱八文。
钱庄货币兑换业务，主要有银元换铜钱，1元银元换1000～1300文铜钱，最多时换3300文。银元换银毫，1元银元换10个银角，每角值铜钱100～130文。
兑换比值 清朝两吊铜钱(2000枚)换银1两。但市面有制钱与杂钱、纹银与次银之分，交易时按商业习惯互有“贴水”。铜元进入市场以后，“当制钱十文”的铜元换铜钱10枚，“当制钱二十文”的铜元换铜钱20枚。银元进入市场以后，每元换辅币10角，换“当十”的铜元300枚，但商店兑换价格不一，市场铜元充斥时，每块银元能换到“当十”的铜元320～360枚。民国28年11月，安徽省政府规定每元法币兑换“当十”的铜元200枚，次年改为兑换100枚。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革命根据地群众利益，制定了各革命根据地货币的收兑比价，并一再延期兑换。1950年，县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黄金每两(16进位制，每两等于31．25克)95元，白银每两1．25元，袁世凯头像银元每枚1元(以上均已折成新人民币)。
1 上海最早的“酒券”
“王宝和”是上海著名酒家，据上海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一位姓王的绍兴人在南市咸瓜街开了家叫“宝裕”的酒栈，除了经营绍兴黄酒批发，还经营堂吃。到清末，因兄弟分家，兄弟俩各拆“宝裕”招牌中一个字，分别开设“王宝和”与“王裕和”酒店，并均为上海名酒店。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瀛壖杂志》中讲：清咸丰年间，“宝裕”的王老板为提高酒店的身价，促进黄酒销售，经常邀请上海的文人骚客、社会名流到酒店吟诗作画，留下的笔墨则由酒家收藏，而酒家另赠酒券若干，任何人可以持酒券到“宝裕”消费。这一操作方式引起了喜欢装斯文的文人骚客的欢喜，他们经常作客酒店，以所得酒券送人。当时还有人对“宝裕”酒券作诗云：“独能一洗书林习，不重钱神重酒兵。”这是我读到的关于上海商家最早发行酒店代价券的记载，不过我没有见到过“宝裕”发行的酒券，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宝裕”酒券存世。
2 妓院发行的“轿饭票”
对许多人来讲，“轿饭票”一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收藏界，尤其是钱币收藏爱好者来讲，“轿饭票”则是一个诱惑力很强的东西，目前存世的轿饭票不多，精品更少，单枚普通的轿饭票可以卖好几百元，而珍稀品种则以“千”论价。
实际上轿饭票是清末民初上海高档妓院、妓女自制的铜质代价币。清代和民国初，中国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银元，银子价贵，当时一位全劳力男工一月的收入为3-5元银元。银元犹如今天的百元大钞，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同时流通辅助货币——铜元，铜元价贱，1元银元可兑2000枚以上的铜元，所以铜元又像今天的分币或角币，携带和使用依然不方便。
清末的上海是中国妓业最发达的城市，业内规定，雏妓出局必须由“乌师”(即琴师)肩掮而去，这种制度在民国初被废除；长三妓女出局，则必须有娘姨跟班，雇轿出行。业内还规定，轿夫抬轿一趟收舆肩费每人20文，一顶轿子两个轿夫共40文，往返一趟就是80文。通常，一个下午或晚上，长三妓女可应多次局，于是跟班娘姨必须随身携带数百文支付给轿夫的铜钱，当时约75枚铜元合一市斤，几百枚铜元就有几斤重，随身携带铜元也不是一件方便的事，于是有妓家请铜匠定制代币，每枚代币上镌有妓女的花名，以及“铜元念枚”(沪方言二十的发音和写法)，作为支付轿夫饭钿的凭证，轿夫可以凭券到该妓女所在的妓院账台上兑换20文铜元，这种代币也被叫作“轿饭票”。轿饭票的信誉很好，妓院相近或与妓院熟悉的商店都愿意接受轿饭票，于是，轿饭票也成了上海部分地区的流通货币。
妓院和妓女欢喜标新立异和相互攀比，所以每个妓女的轿饭票形状不一样，有花篮、方胜、销片、葫芦等形状，用材和制作也日益精致，许多轿饭票的制作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的面值——“铜元念枚”。到了民国初年，随着轿饭票品种不断增加，它又成为民间收藏家竞相收藏的宝贝，妓家以高于面值的成本制作的轿饭票“只出不进”，就停止制作。据《晶报》统计，上海有轿饭票品种约200种，我也只见到过二十几种。
3 形形色色的礼券、兑换券
“钞”的本字是“抄”，是抄写、誊抄、印刷的意思，后来“钞”或“钞票”指纸质印刷货币。虽然今人把中国钞票的历史追溯到宋代的“交子”，但实际上“交子”只是一种代表价值的凭证，相当于银行开出的支票，而不是流通货币。近代以后，外国设在中国的银行发行标有面值的纸钞，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7号正式开业，1898年发行以银两为面值的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和以银元为面值的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纸钞，以后共有12家商业银行获准发行纸钞，这种纸钞上印有“宝钞”或“兑换券”字样，同时还印有如“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之类的文字，这种纸钞实际上也是“兑换券”，是一种代价券，不是法定的流通货币，持票人可以持票到票面上指定的银行兑换与面值相同的白银或银元，银行必须遵守诺言——“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当然，由于纸钞携带、使用方便，一些信用好，资本足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被商家和市民接受而直接进入流通。 4034
4 舞厅的舞券
近代上海是商业高度发展的城市，代价币或代价券的形式立即被商家利用为商业手段。如当时商业交往中，有的商家企业为了拉拢有业务往来单位的业务员，逢年过节要向业务员送礼，如送礼品的话，可能有不受对方欢迎的尴尬；直接送钱，有可能被对方拒绝；最好的礼品就是可以到商场直接购物的礼券。于是上海的一些大公司就发行各种面值的礼券，商家企业向大公司购买礼券作为礼品赠送给客户，而客户可凭礼券到大公司购物，多方方便，几家得益。
代价券印发得较普遍的是舞厅，它既是一种门券又是一种代价券。旧上海的舞厅一律购券入场，场内的如饮料服务也持门券购买，而且，上档次的舞厅设有陪舞的舞女，舞女没有工资，客人的馈赠是舞女的主要收入来源，舞厅与舞女之间有约定，舞女不得收受客人的现金馈赠，只能接受舞厅出售的舞券，舞女再以收到的舞券到账台上调换现金，通常舞女可以提取舞券面值的四成，另外六成则归舞厅所有。按规定，客人邀请舞女伴舞支付舞券一张，而实际上，客人对自己钟爱的舞女支付多倍的舞券是司空见惯的，据说，一位进出高档舞厅的优秀舞女，月收入超过2000块大洋是很普遍的事。
5 代价券泛滥的1939年
大多数上海人应该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一种谣言，说是人民币的分币中含有白银，部分地区的部分人在以高于面值的价格大量收购分币，熔化后提炼白银，瞬刻间造成上海分币严重短缺的现象，分币不足而使商业无法找零，严重影响正常的商业和社会秩序，如你拿一角的钞票乘公交车，售票员无法找零，只好不卖票。中国人民银行紧急大量印刷发行纸分币，才缓和了找零困难的问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除苏州河北岸的租界外上海全部沦陷，租界犹如被大海包围的“孤岛”，抗日志士继续利用这个“孤岛”进行抗日活动。日伪为了破坏租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派人在上海大量收购铜元，“孤岛”时期的租界立即因辅币不足而处于混乱状态。到了1939年6月，零钞紧缺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商店无零钱找给客人，只得以针线、火柴、糖果等小商品代充零钱找还给客人。过了一段时间后，许多人家中堆积了许多使用不完或根本不需要的小商品，他们再也无法接受商店以小商品代替零钱找零的办法，于是，有的商家只得购进大量小面值的邮票，以邮票代替找零。实际上许多人家也根本用不了许多邮票，市民又联合起来抵制商家以邮票找零的办法。有一种1939年上海聚成永油粉号(桐油石灰店)印制的代价券上还印有这样一段说明：
兹因邮票易于损毁，授受之人时起违言，工商仕人等受无妄之损失者不胜枚举，睹此情状，实可伤心，故以代价券找零，请受者无拒，以待分币发行，即将此券实行收回。
任何一家商家涉及找零，无零钞找零严重影响商业和社会秩序，而动荡的局势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又使租界无法顾及到这一点，1939年后，有的大公司联合起来统一印制和发行小额代价券，代替辅币找零，小的商店则自行印制代价券，而更小的烟纸店本来需找零的额很小，不肯出大价钿去印制代价币，干脆找一些废纸，刻几枚有“一分”、“二分”的图章，再打上商店或店主的私戳，就充当代价券使用。一些代价券的背面还印有说明文字：
敬启者，近因市上铜元缺乏，对于惠顾诸君购货零找深感不便，本号为便利零找起见，特出临时代价券……
据不完全估算，1939年至1942年的3年时间中，上海各商家印制、发行的代价券在2万种以上。
代价币、代价券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流通货币，只是商家制作、发行限时限地使用的有价证券。现代，电子货币已成为一种货币形式，商家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制作、发行的固定面值，或可充值的各种磁卡，如公交的“一卡通”，商家的“便利卡”等，是一种现代版的代价币。
钱即货币，据考证，钱字本作“泉”，取其流行周遍的意思。今日银行业行话把钱讲作“通货”，就是流通货币的意思。本文以上海为主线，介绍旧上海是怎么用钱的。
银两和铜圆
古代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银本位制”国家，白银是货币的本位，白银的货币单位是“两”，作货币时讲作“银两”。白银的价贵，一个男性全劳力的月收入一般在1-2两，在偏远的地区，一亩土地的价格只不过几两，所以银两的日常使用很不方便，如果拿了一块约一两的银子去买东西，日常生活用品仅值几分银钱，于是店家就要把你多付的银子称还给你，一般的情况下，碎银不能称到该还的钱的分量，于是只好用专用的铰刀把碎银铰碎，直到称到该付还的分量为止。今天人们把店家付还客人多付的钱讲作“找”，所找的钱讲作“找头”，据考证就是“铰”的讹读和讹写。
银子价贵，于是同时流通一种辅币——辅助用币，就是铜钱，铜钱通常为圆饼状，中间开方孔，俗呼“孔方兄”，在清道光以前，一两银子一般可兑换1500枚铜圆。铜圆的价贱，但3枚铜圆就可以吃上一顿不错的早餐，10枚铜圆足以混一顿中饭或夜饭，古代千枚铜圆相串称之一“贯”，这个“贯”就是“串头绳”。昆剧传统剧目《十五贯》描写肉商尤葫芦借得本金十五贯，星夜醉归，被赌徒娄阿鼠谋财害命的故事，古代铜钱每斤约75枚，每贯千枚重10余斤，尤葫芦单身携约200斤铜钱星夜醉归，娄阿鼠只身盗约200斤铜钱潜藏，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于是后人对《十五贯》故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表示极大的怀疑。
白银价贵，使用起来不方便，而铜圆价虽贱，使用起来也不方便，于是人们习惯把5枚铜圆相串，讲作一“花”，犹如今天的公交车售票员，收进“一角”的角币后就将10枚角币用纸相包，作一元钱的“找头”一样。今天的吴方言把“几多”、“多少”讲作“几花”，就是从古代铜圆的使用方式来的。
墨西哥铸鹰洋
墨西哥合众国建立后，逐步恢复银矿的开采与银元铸造。约1860年后，墨西哥银元开始进入中国，进入上海，被上海人叫作“墨西哥银元”，省称“墨银”或“墨洋”。它的正面图案是一飞鹰抓一蛇，于是又被叫作“鹰洋”，也许“鹰”的笔划太繁了，也被以谐音写作“英洋”，以致后人误以为它是英国铸银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白银和银元是上海的通货和贸易结算货币。在习惯上，通常大宗贸易是以银两结算的，如政府的借款，对外订货等，而小额的民间贸易通常以银元结算。既然存在两种不同的而又同时流通的货币，货币就会产生浮动的比价。当市场需要银元时，银元价会上升，反之，则会下降。但是，这种比价一般只限于“厘”(两的百分之一单位)之间浮动，于是银元的行情就被讲作“洋厘”，老上海把行情讲作“洋厘”也是从这里产生的。不过，沪语“钿”与“厘”的发音十分接近，今人已弄不清“洋钿”与“洋厘”之间的差别了。
近代以后，上海日常生活中主要用银元和铜圆。1860年时，一银元约可兑1500枚铜圆。到了1925年，一银元约可兑2400枚铜圆。二者之间比价很大，而其间又没有(或缺少)中间货币，这给生活带来不少不便和麻烦，如当时买一副大饼油条只要6个铜板，如你身上只有一块大洋，也许你就有可能因对方无法找兑而吃不到。于是上海街头随处分散着许许多多的exchange(兑换店，也称“钱庄”)，随时可以银元兑铜圆，也可以用铜圆兑换银元，店主为客人提供服务，他也以货币差价赚点微利。1933年出版郁慕侠著《上海鳞爪·兑换铜圆》中讲：各烟纸店除出卖烟纸杂货外，而兑换一项，也是它们的主要营业。且辗转之间所得盈余比较烟纸来得多，故一店生意的盛衰全靠兑换的多寡而定。
西班牙铸本洋
公元1521年墨西哥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统治墨西哥时期，他们利用墨西哥丰富的银矿铸造银币，这种银币先流入欧洲，又通过欧洲对远东的贸易流入南洋，大约在明代后期从南洋流入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其正面图案是西班牙国王头像，背面是垂双柱的西班牙皇室徽记。广东、福建一带称外国为“番”，称外国人为“鬼子”，于是这种银元进入中国后被叫作“番银”、“鬼头洋”、“双柱洋”等名，清康熙开放海禁后，又大量传入上海，上海人称其为“洋钿”，就是外国钱的意思，今天沪语把钱讲作“洋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开禁后不久，上海港成为中国近海航运的枢纽和贸易的集散地。开始，商人仍习惯以银两作为贸易结算，但是银子使用也有很大的麻烦，首先就是银子的成色。各地进入上海的白银成色不统一，更有不法商人故意在白银中掺铅再当作纹银流通，所以交割前必须对白银进行鉴定；而洋钿有固定的成色、重量、图案，在没有专门的铸币机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造假，于是上海最大的贸易行——豆业规定一律以银元作为贸易的结算本银，即一律以银元作贸易的结算货币。于是，西班牙洋到上海后又被叫作“本洋”，成为上海贸易的结算货币。当然，银洋使用起来也比银子方便多了，它也成为上海的主要流通货币。
1821年，墨西哥革命推翻了西班牙统治，建立了墨西哥合众国，原来西班牙统治时期的银元也停铸了。清朝，百姓和商家以白银交税，国家有专门的“银炉”将收上来的碎银熔化后铸成50两一锭的“元定”后上交国库，大量的“本洋”被熔化。到了约1850年时，“本洋”的数量急剧减少而成为民间的收藏品，价格也不断上升。按惯例，银元与银两均是称重作价的，一枚银洋实重库平银七钱三分，其即等于七钱三分的纹银。当“本洋”减少后，它的价格上涨，最高时“本洋”价等于自重的二倍，“本洋”已无法作为货币的本位使用，于是就退出了流通。人们又开始使用银两和铜圆了。
纸钞和钞票
银元在使用和携带上比银两方便多了，但是，长途大量携带依然不便和不安全。比如从上海到北京公出或购货须带100元银元，其实重约等于3公斤，如带200元，那就是6公斤。于是西方在华的银行就发行纸质的“兑换券”，如你要携款外出，可以到银行换取等额的“兑换券”，到了目的地后，可以凭券在指定的银行兑换等额的现银。信誉好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可以确保你持券在任何时间兑换等额的现银，它因而被社会接受而成了通货。“钞”的本义是印刷，诗集的印刷品称“诗钞”；“票”是书写在纸上的凭证，于是这种兑换券也被叫作“纸钞”和“钞票”，它最初是指纸质货币，现在则成了货币专用名词。旧中国有多少外资银行发行过兑换券已难以统计了，我见过的就有：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德华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十数家发行的纸钞百余种，现在这些纸钞均已成为集藏珍品。
白银风潮和废两改元
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不久即仿西方银行制度，发行面值一两、五两、拾两、廿伍两、伍拾两、壹佰两；一元、伍元、拾元、廿伍元、伍拾元、壹佰元等纸钞。之后，中国又有大清户部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浙兴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南银行等12家总行设在上海的银行获得发行纸钞权。不过，这些纸钞都是兑换券，不是法定货币，白银和银元才是真正的通货。
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连续多年发生经济危机，美国也受冲击而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33年新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决定采取美元贬值的手段来保护美国利益，并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用13亿美元向世界收购金银，作为国库储备，于是引起世界银价上涨，而银本位制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当其冲。当时，将白银运到美国可获20%的利润，于是在华的商行大量套购白银出口。南京政府为了应对白银外流，立即通过增收白银出口税7%的提案，但所增加的税率仍赶不上世界银价上涨的幅度，不久又公布“废两改元”法，即取消银两作为通货流通，一律以银元作为流通货币。但是，中国的银元价仍低于世界银价，商家又套购银元出口。
通货不足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上海的银行、钱庄为保护自己，就紧缩放贷款，而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资金周转失灵，商家则被迫以“大拍卖”、“大减价”的方式倾销商品，回笼资金，据1935年统计，上海受此影响而倒闭的工商企业1065家，银行、钱庄因无法收还已倒闭企业的资本，也跟着倒闭——这次事件史称“白银风潮”。
为了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南京政府又通过新的货币法案——由政府授权中央、中国、交通等6家银行发行法定货币——“法币”，取消白银、银元为流通货币，法币一元等于原银元一元，合白银23.4 93448克；同时取消已获准发行纸钞银行发行的纸钞，即规定“法币”为中国唯一的法定货币。
这次货币改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银本位制，结束了中国货币混乱的局面。不过，好戏还在后头。纸币可以随意印刷、发行，但必须有度——遵守经济规律和规范。1946年后，蒋介石政权为弥补财政、军费不足而滥发纸币，使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雪上加霜，最终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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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的代价币和代价券
对现代青年来讲，“代价币”、“代价券”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于公交公司发行的“预售票”，出租汽车公司出售的“乘车证”，大型企业印制的“饭菜票”就比较熟悉了。这些由商事机构制作、发行的有固定面值，限于一定范围内流通使用的票证均可称代价币或代价券。在习惯上，纸质的称“券”，非纸质的称“币”。
一般讲，当货币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家为经营上的方便，可以充代货币使用的币或券也会随之产生。不过，中国的代价币历史始于何时，似乎并没有人去作认真的研究。近代上海是发行流通代价币最多的城市，上海代价币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有趣的课题。
1 上海最早的“酒券”
“王宝和”是上海著名酒家，据上海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一位姓王的绍兴人在南市咸瓜街开了家叫“宝裕”的酒栈，除了经营绍兴黄酒批发，还经营堂吃。到清末，因兄弟分家，兄弟俩各拆“宝裕”招牌中一个字，分别开设“王宝和”与“王裕和”酒店，并均为上海名酒店。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瀛壖杂志》中讲：清咸丰年间，“宝裕”的王老板为提高酒店的身价，促进黄酒销售，经常邀请上海的文人骚客、社会名流到酒店吟诗作画，留下的笔墨则由酒家收藏，而酒家另赠酒券若干，任何人可以持酒券到“宝裕”消费。这一操作方式引起了喜欢装斯文的文人骚客的欢喜，他们经常作客酒店，以所得酒券送人。当时还有人对“宝裕”酒券作诗云：“独能一洗书林习，不重钱神重酒兵。”这是我读到的关于上海商家最早发行酒店代价券的记载，不过我没有见到过“宝裕”发行的酒券，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宝裕”酒券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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