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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
张自忠
（1891-1940） 汉族，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抗日将领[1]。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调率第59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5月15日，日军10000多人分南北两路向张自忠率领的部队实行夹击。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连夜运往重庆。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介石特亲临迎灵致祭，抚棺痛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表扬。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张自忠殉国时，年仅50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岳飞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张自忠将军抗日体现的正是这种“武官不惜死”的精神。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到了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这样死得好......良心很平安。”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不是，其实他是自寻死路的，抗战前期张将军奉行老蒋不抵抗政策，遭广大军民非议，压力极大。后来在战场上亲率警卫连截断敌军（他是总指挥，派谁去不行啊），遭敌军夹击阵亡，将军冲锋时笑谓部下“从今有面目见家乡父老了”可见将军已有战死以雪耻的决心了。
1940年5月，身为国民革命军抗战序列中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的张自忠，率部参加宜枣战役，于湖北宜城南瓜店激战9昼夜后壮烈殉国。噩耗传来，宜昌十万军民冒雨为他送殡，一时白花胜雪，挽幛蔽天；此日日寇飞机原定轰炸宜昌，轰炸机虎视眈眈飞临宜昌市上空盘旋，而十万人竟无一人避散；也许是日寇慑于场面之悲壮，竟未敢投掷炸弹…… 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曾颁布命令，其中第二道命令为抚恤殉难军民，据统计，抗战八年依例抚恤阵亡官兵131万余人，伤残官兵43万余人，将军级高级军官阵亡212人，而张自忠则为盟国各战区殉职军衔最高者，而且以集团军总司令亲临前线战死沙场者亦惟此一人。当时国民政府为之举行国葬，国共双方最高领导人均为之题书挽辞。毛泽东题为：“尽忠报国”，朱德题：“取义成仁”，周恩来题：“为国捐躯”；中共不仅当时在延安举行了追悼大会（同时延安《新中华报》还专门发表追悼社论），而且在44年后的1982年4月16日，由国家民政部正式批准张将军为革命烈士（实际1952年毛泽东即已签署“革命牺牲军人家属纪念证”），并在京、津、沪、武汉、宜昌、汉口、东北等地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蒋介石题挽辞为：“英烈千秋”（台湾曾拍摄张自忠事迹电影即以此为片名），当时曾亲率全体军政委员迎接灵柩，据说还抚柩而泣。
为洗刷耻辱，抱必死之心
张自忠何以受到全国军民如此爱戴与痛悼？首先，张自忠曾荷负“汉奸”罪名，而且在平津确为主和派。如“七·七事变”后第三天，二十九军一一○旅何基沣旅长曾要求主动出击，全歼丰台日军，而张自忠却加以劝阻，甚至通过上级施压，终丧失良机。
不可否认，张自忠在“七·七事变”中，是主张保存二十九军实力和地盘避免与日军开战的。同时，他也对日军侵华意图估计不足，屡屡退让。张自忠一直负责对日军交涉，处置矛盾，“总以弭患”为宗旨，尤其滞留北平，更引起国人和舆论一致愤慨，报纸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文章标题竟有署《张邦昌之后》者，其抨击无不斥为“卖国变节”。张自忠的驻守北平最后以辞职告终，日军随即举行大规模入城式。舆论汹汹，张自忠不得已避离北平，并潜往济南，蒋介石遂下令将其押解南京。当时《大公报》（上海版）曾有《勉北方军人》之社评，举段祺瑞、吴佩孚坚决不做汉奸为例，呼吁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车到徐州站时，爱国学生还鼓噪要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舆论的迭起，终于导致国民政府以“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张自忠撤职查办。但未交付军法审判，按惯例，擅离职地是要受严厉处罚的，如韩复榘就被处以死刑。蒋介石曾对陪张自忠来见他的秦德纯说：“舆论反映很大，……先在南京休养一段再说吧！”张自忠由此对蒋十分感激。后蒋在各方劝说下，委任张一个“军政部中将部附”虚职，张非常感动，表示“我只有战死才能报答”。后来冯玉祥、李宗仁等说服蒋介石下令张代理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感激涕零，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也由此下了必死之决心。在他听到任命消息后，曾郑重说道：“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答国家，报答长官，报答知遇！”张自忠此言决非随意之语。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来到河南道口五十九军军部，大家都很高兴老长官的归来，但张只说了两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部下听到张自忠此语，不禁涕泪而下。张自忠由此抱必死之心，连部下也看出来了。
此后，张自忠无论言谈或刊诸文字，均不离“死”字。如1940年7月16日《新华日报》载《张自忠将军遗书》（非给家人之遗书），尤其显露张将军壮烈必死之心：“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同敌人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同年3月，指挥五十九军在临沂与日寇坂垣师团进行拉锯战，抱拼死之心致电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5月1日，将军在湖北宜昌城东渡襄河出击前写给三十三集团军20位高级将领一封信，亦可视为遗书，其中云“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为国家民族死亡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上述均见临清市政协编《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简介》）5月6日晚，张将军亲笔致副总司令冯治安临阵遗嘱，明志以死报国：“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10天之后，将军即壮烈殉国。另外，张自忠不仅对同僚、部下言“死”明志，对外人亦不讳之。据张瑞芳回忆：她1935年18岁时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七·七”事变后撤离北平，参加“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到宜昌劳军，恰遇张自忠，张得知学生们从北平来，非常难过，他对学生们说：“北平沦陷是不抵抗的结果”，他“表示”一定要战死沙场以明心“志”（见2005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记录片《抗战》第12集）。同集中还有张将军女儿的回忆：张自忠在家本欲写遗嘱，但写毕又撕了，这亦表明其抱必死之心决非虚言。本来，李宗仁电令张将军出击并未要求他亲赴战场，而张自忠不顾众将劝阻，面对30万进犯枣阳敌寇，亲率仅两个团加特务营东渡襄河，亦由此可见他杀敌不惜一死的决心。
他终于洗刷去了“汉奸”的罪名（当然，也有史家认为张自忠在平津是忍辱折冲保卫国家利益），成为中华民族节烈千秋的英雄！
人固有一死，重取义千秋
张自忠不仅抱必死之心，而且死战不退，誓不生还。
抗战中国民党部队序列中将军殉国者达212名。所牺牲者皆清晰可述，如佟麟阁将军是在北平南苑被日寇飞机轰炸中弹而亡，赵登禹将军是在北平南苑突围时遭日寇伏击中弹而亡，郝梦龄军长是带领士兵冲锋距敌200米处中弹阵亡，戴安澜师长是负伤不治而殁，川军王铭章师长、滇军唐淮原军长等皆为全军战死后自戕。惟迄今张自忠之死有种种不同说法。《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张自忠”条只云是“壮烈殉国”，《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略说是“中弹殉国”。仅举两例，姑不再引。张自忠是山东临清人，1990年临清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简介》，其中《张自忠将军传略》叙述为：“十六日中午，将军转战到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高岗上，这时他所带的部队已伤亡殆尽，下午寇军逼近，将军已两处负伤，包扎时，敌弹又洞穿他的前胸，他还在扬臂呼喊部属杀敌，并对随从说：‘我不行了。你们要努力为国杀敌。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可告无愧。’这时敌兵已冲到面前，向将军刺杀，将军抓住敌枪跃起拼搏，最后身负七处伤，壮烈殉国。”这段叙述颇为详尽，但仍有值得探究之处。
今年7月，中央电视台10频道播出史料片《到大后方去》，其中涉及宜昌卢作孚组织物资大撤退一节，一位专家谈及：是役中张自忠孤身一人拒不下战场，警卫都撤退了，日寇七人围住用刺刀将张自忠将军刺死！8月28日，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播出文献记录片《抗战》第12集，其中宜昌档案馆人士述张将军在战场被炮弹击伤，血流不止，独坐，马孝堂副官劝其撤退，张将军坚决不允。他身中六弹，最后一颗子弹射中头部英勇牺牲！还有一种版本云张将军被日冠机枪射中后，为不当俘虏毅然举枪自戕。此几种说法确为张自忠之死的最新版本，但所述互不相同，出入太大，尚待确考。画家卢光照先生曾在张自忠五十九军工作，他曾谈过老舍先生写过一部名为《张自忠》的话剧公演。我未曾读过，不知如何描述张将军之死。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来看他是抱必死之心决不后退的，他要“良心可告无憾”，以一死证明其清白可对天日。张将军殉国后三年的1943年5月16日，周恩来还专门写了纪念文章：“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绝非他人可比”，“……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段”，字里行间有无穷感慨和怀念。
另外，当时日寇亦感佩将军神勇，盛殓军祭，拟将遗体交还。蒋介石闻此噩耗，严令第五战区不惜代价夺回遗骸。继任第59军军长黄维纲亲率所部再渡襄河，经两昼夜死战，始将遗骸夺回。其实，张将军之死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荩忱不死”（冯玉祥挽辞），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最可宝贵的楷模。亦诚如董必武挽持所咏：“男儿抗日死沙场，青史名垂姓字香。中原倘若英灵护，岂让倭奴乱逞狂”，中华泱泱大国，倘皆如张将军，还有谁敢小看和欺侮咱们中国呢？
张自忠路名缘何而起
现在国内除了以孙中山先生命名的地名最为众多外，大概其次就是以张自忠将军命名的地名了。除了一些大城市均有张自忠路之外，重庆市北碚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湖北有张公祠、衣冠冢、殉国处纪念碑，他的故里临清有张自忠将军碑林，北京有张自忠故居（今自忠小学）等。
北京除了有名的张自忠路外，还有张自忠将军的故居，《北京的胡同》（增补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说：“他在北京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南边的光明殿胡同内有一故居（就是现今的自忠小学）”，但张自忠故居在府右街展宽前，此地称之为东椅子胡同与西椅子胡同，张将军故居即位于西椅子胡同。张将军殉国后，自幼随张将军生活的侄女张廉瑜，于1947年于故居创办了自忠小学。府右街展宽时，东椅子胡同被拆除，位于西椅子胡同内的张将军故居东院亦被拆除。所幸留下了张将军住过的卧室、书房与盥洗室（今为小学校长办公室）。1988年，有关部门在院内安放了纪念碑，碑文用周恩来1940年在重庆为张将军所致悼词：“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抗战军人之魂。”其书房已辟为纪念张自忠将军生平展室。
但张自忠路的取名却并非源于故居，而是将东城的铁狮子胡同易名为张自忠路。这是缘何？铁狮子胡同与砖塔胡同一样，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有专家考证铁狮子系崇祯宠妃田贵妃之父田畹府第门前镇宅之物，但我查明嘉靖年间张爵所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即有此胡同之名，可见其久远。但张自忠路之易名决非因其历史久远之故。
据考，1946年6月，冯玉祥提议：在北平市选三条道路或三个城门以纪念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将军，这三位恰好都是冯将军的老部下。佟将军于1937年7月28日中午于北京南苑大红门以东抗击日寇时中弹牺牲，赵将军同日在增援南苑后突围时被日寇伏击亦中弹殉国。张将军虽未牺牲于北京，但因曾任北京市市长，故冯玉祥将军有此提议。一个月后，北平市临时参议院提案函请市政府实施命名方案。大概是为了促进命名方案的实施，冯玉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发起，于1946年7月28日为同日殉国的佟、赵两将军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两将军殉国九周年公祭，会后至柏林寺（佟将军遗体一直被该寺方丈隐藏于此）和龙泉寺（当年赵将军遗体由陶然亭西龙泉寺方丈将遗体抬回装殓入棺隐藏）起灵，重新安葬于香山佟将军的故居之侧和卢沟桥。
11月25日，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原南河沿改称“佟麟阁路”，北河沿改称“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改称“张自忠路”。南、北河沿原为一条穿城而过的排水臭沟。南河沿自西城北起复兴门内大街、南至宣武门大街外护城河，北河沿自西城北起西直门内柳巷，南至阜城门内大街。此地在元朝时是金水河故道，明代成排水沟渠，清代称大明濠，民国后渐为暗沟。1921年始用拆皇城的城砖将其砌成下水道，在地面上盖板铺成大道，但一直未正式命名。何思源签发训令后，北平市政府于1947年3月13日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1952年6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由北京市民政局颁给家属。张自忠路也依旧沿袭。1965年“文革”前改成“地安门东大街”，“文革”时期，掀起改名风潮，张自忠路也因此易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见1967年地图出版社《北京地图》），1984年终恢复原名。
令人费解的是，这三条道路都未曾将三位将军的故居或牺牲地、安葬地加以命名。如佟麟阁1933年买下北平香山东麓狼涧沟清末海军管带熊某别墅（狼涧沟在《日下旧闻考》中有此名），于此读书耕田隐居。除此之外，佟将军在内城东四十条还有一所宅寓。他的牺牲地在北平永定门外大红门以东的高粱地。其墓地即位于香山公园以南狼涧沟故居侧畔山坡（查门牌为今北正黄旗18号）。赵将军故居在鼓楼东南辛寺胡同，知者见告为今辛安里98号东城医院所在地，据说院中至今尚遗假山两座和荷花缸一口。他的牺牲地在北平南苑大红门西南黄亭子（即今大红门黄亭子宾馆附近）。赵将军墓地位于卢沟桥西道口铁路桥侧山坡，因当年赵将军有“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之语，故择此而葬。张将军故居即如前所述。
铁狮子胡同在北京的历史上赫赫有名，如门牌为3号的执政府，明清两代多为王府，明代是封侯的外戚田畹府邸，清代成为和亲王府和恭亲王府（不远的7号是和敬公主府，北洋时期是陆军部）。袁世凯时期一度成为大总统府，北洋时期先为海军部，后为段祺瑞执政府。我原有一张日伪时期出版的北平市全图，查执政府址时为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日酋冈村宁次大将即在此窃踞。有一种说法认为，将此改为“张自忠路”，即表示中国军民最终战胜了日寇。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可惜没有确凿的证据。当年何思源签发的训令原件尚存，但并无此义。也许当年市参议会的提案中有此提法？这尚待专家加以确切考证。
不过，笔者认为，或许改名还有其它含义。经查现今张自忠路23号曾是冯玉祥发动政变拘禁贿选总统曹锟之处（张自忠当时受冯玉祥器重任学兵团团长，北京政变后擢升为冯部第十五混成旅旅长），也许是因冯玉祥提议有此层含义，市参议会赞同也未可知。此处因曾是孙中山逝世地而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有孙中山遗物陈列。亦一度成为民国时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宅寓，唐德刚先生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曾提及。总之，将铁狮子胡同易名张自忠路，恐怕不仅仅考虑此为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因为当年北京沙滩红楼曾为日寇宪兵司令部及特高科等特务机构所在地，更是令人愤恨的屠杀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渊薮，将此处易名岂不亦有纪念意义？
与北京很多具有悠久历史的胡同相比，张自忠路的历史至今只有短短59年（这还未将“文革”中改名的年数减去）。1998年，北京市政府开始修建平安大街，张自忠路因为道路的拓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但张自忠路的地名至今仍在，它使每一个路过此地的中国人都会时时想起英烈而感奋。
有一个无关宏旨的更正：张自忠在殉国前不是上将，国民党将军军衔系列为少将、中将、中将加上将衔、上将、特级上将；张自忠是在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上将荣衔的（见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褒扬令》）。当然，张将军是不会看重这些的，他是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他的一死，真正是成仁取义、重于泰山。
蒋公一向精明 硬仗都让非嫡系去打 打来打去 国民党军阀都打散了 中央军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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