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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5-18 12:26 发布:上海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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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环境与宗教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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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环境与宗教的起源 苑星 投稿 年第期 本文字数:4087 小 中 大

摘要:本文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产生有决定性作用,而宗教属于文明的一种,因此宗教也是自然环境作用于人类而产生的。作者以中东、印度这两大宗教的摇篮为例论述自然环境促使宗教出现的过程。接着,又将中国与之相比较,从中国的自然环境情形分析得出中国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原因。

关键词:自然地理环境;宗教;中东;印度;中国;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儒教

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卡曾在其著作《哲学史概论》中曾这样写道:“先生们,给我一张随便哪个国家的地图,只要看看它的自然地理:地形、气候、水流、风;只要知道它的自然产物和动植物,我马上就可以预测出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历史上将会如何,不说偶然,而说必然,不是说一个时代,而是整个历史时代。”很容易理解,作为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在其上的所作所为是及其相关的。而人类总是以群体为单位聚居在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形成一个民族。我们也根据这一点概括出了民族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有共同的地域。很多情况下,这个“共同的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对在此生活的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甚至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信仰的形成。很多人认为传统似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更明显,更直接,没错,但传统还是属于民族文化的范畴,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他们的传统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传统的形成归根结底还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

宗教的形成自然也不例外,它同样源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宗教有两大发祥地:一是中东地区,这里产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另一个是古印度,佛教、印度教都是在此产生。

我们先说中东地区。中东的自然条件是比较恶劣的,干旱贫瘠的沙漠是这里的自然景观,风沙肆虐,沙丘不断流动,有限的农田和绿洲随时可能被吞噬,自然环境总处在变化之中。处在这样的地域中的居民,自然形成了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以帐篷为家,为寻找食物和水,在这变幻无常的沙漠里东迁西移。自然不断变化,生活也就不安定,他们对土地没有依赖和感情。概括起来,中东的特点就是自然环境变化不断,人们生活永无安定。它所产生的文明是沙的文明,一个字概括其特点,就是动或变。也恰恰正是这变化的自然与漂泊的生活使人们产生了对安全感和永久感的渴望。于是,人们望着西奈山,因为它挺拔,庄严,永恒,幻想山上住着一位或几位神明,希望与他们为伴,以解除自己的孤独。祈求他们的保佑与庇护,以使自己安全。于是,人们便在头脑中塑造起了能满足自己情感需要的神,并真诚的信仰他,为他祭祀,这样信仰与宗教便产生了。

如果说中东地区是因为自然生存条件的恶劣而产生了宗教,那么,印度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印度地处热带,且森林茂密,因此那里的生活条件也就比较好:森林里各种果树结满了丰盛的果实,又因为热量充足,雨水充沛,光照强等优越的自然条件,不需要艰辛的劳动与精耕细作农民们也同样能取得好的收成。这样,吃饭这一生存的基本问题在印度便轻松的解决了。同样是因为热的缘故,人们对穿衣的要求也比较低,用树叶或薄纱布把该遮的地方一遮就完事了,不必像生活在温带或寒带的人们那样得种棉花,弹好之后再做棉衣,或种桑养蚕,抽丝后再织成布绢之类。这样,生存中的另一样必要的事——穿衣,也就轻松解决了。衣食的无忧是宗教在印度产生的第一个条件,也是最基础的条件。在如此的自然环境中,印度居民在干什么呢?还是因为热,印度人不爱运动,而是喜欢静坐养神,最好什么都不作——因为他们已经衣食无忧。形体的休息却恰恰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可能。而印度茂密的充满神秘感的热带森林和遥远得难以深入其中的喜马拉雅山则成为印度人想象与幻想的对象,他们幻想森林中或山上居住着神灵,他们掌控者万物的轮回与自己的命运。并对这些神灵们产生了敬畏之情,无所事事时,便以繁复的宗教祭祀向神灵们表达自己的崇敬与虔诚,祈求神灵的庇佑。印度人的行为活动构成了宗教产生的第二个原因,而印度人之所以有这样而不是别样的行为活动归根到底还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生存环境决定的。印度的文明是木的文明,它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静。印度的宗教有两大显著的特点,一是主张万物平等,并不把人看得高于其他生物一等,而是认为人同样也只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而已;另一特点,就是信奉生命的轮回。这两大特点的形成也源于印度独特的自然环境。古印度的居民以森林为家,吃的是树上的果实,穿的是树叶,家也建在树上,身边时常有动物的出没,以与各种动植物同处一个自然家园之中。因此,他们认为人与其他动植物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如同兄弟,共为大自然之子。热带森林是充满生命气息的,旧的生命体不断死亡,相伴随的是新的生命体的不断诞生,如此永无终结的反复进行着。于是印度人便认为尽管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整个生命体的大循环是无限的,每个生命体都处在这大循环中,经历死亡再生再死亡再再生的无限轮回。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更加特殊。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宗教,而所谓的儒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准宗教的作用。从信仰上看,一般宗教都有一个所有教徒都崇拜信奉的主神,如基督徒信上帝,穆斯林信安拉,佛教徒信如来。他们都虚无缥缈,可想而不可及。而儒教没有,儒教所推崇的是人格与道德上的“君子”,这个“君子”,是生活在人间的,是实实在在的人(尽管对他的要求极高,但他还是人,而不是神)。从对信仰对象的态度上看,一般宗教徒对他们的主神都是虔诚信仰与顶礼膜拜,最关键的一点,他们都认为自己信仰的主神是万能的,完美的,远高于自己的,因而自己与神灵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但儒教则不同,它所推崇的“君子”,是人间的道德典范,一般人的榜样,正因为是典范,是榜样,就又是可以学习的,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断修身达到的,并且,这也正是儒家鼓励人们去做的,儒教的“教义”就是要求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使自己成为“君子”。这一点在一般宗教中是无法想象的,没有基督徒会说:“我要努力做上帝。”再从对人的过去、今生、将来的态度上看,一般宗教都努力去探求人的过去,如基督教关于上帝造人造世界的《创世纪》,又关注人的今生,同时还特别在意将来如何,如佛教宣扬的今生与来世的因果报应,基督教传达的现在所做的事是善还是恶将决定你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而儒教却几乎从未谈及过过去与将来,而是把注意全用在了现在。它不追究人类的起源,只是认为万物生成于天地。人生之于父母,父母则生之于父母的父母,至于最初的父母从何处何时而来,儒教并不曾回答。同样,当被问及死时,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当被问及侍奉死者时,他的回答又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说,儒教不关心人从何处生,死后又往何处去。最后,从宗教仪式和教规来看,很明显,一般宗教都有自己严格的教规与礼拜仪式,并且有相应的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教堂。但是,儒教却没有这些。

至于其他所谓的民间宗教,其规模与对人类的影响远无法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相比,而且在发展中又断断续续,还常常被封建统治者或农民起义领导者利用,因此,它也不能说明中国存在地地道道的宗教。为何中国没有形成正式的宗教呢?我想还是因为中国的自然环境是不利于宗教的产生的。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的自然生存环境远没有中东那样恶劣,但也远不及印度那样优越。它属温带季风性气候,四季交替明显,不断轮回,有永恒不变的规律在其中。而不像中东那样四季无常,环境瞬息万变。人们深切感受到了这一规律,即季节的周而复始的变化,人们的生活生产也紧随季节,春种秋收,年年如斯。于是,人们便有了永恒的概念。那里的居民以农业为生存所依,土地成为他们稳定的依靠。只要按季节气候的规律在土地上精耕细作,付出劳动,就一定有收成,能维持家庭生活。于是他们便不必像中东居民那样整天东奔西走,而是有固定的居所。于是他们便有了相对的安全感、稳定感。这便决定了中国的先民们不必像中东的人们那样创造出一个作为精神依托的神,祈求他的保护与庇佑,因为中国的先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完全能料理好自己的生活,他们是在求诸自己,而非虚无的神灵。

但是,还应看到,中国的先民们为生活而付出的劳动是相当艰辛的,尤其是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古代,这在《诗经·七月》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七月》就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国老农叙述他一年到头为生活而劳碌的凄凉悲歌。因此,他们又不像古印度人那样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宗教活动,单为了生活,他们的时间就已被几乎完全占用了。忙碌使他们无暇思考宇宙、人生、哲学等大道理。更不用说去创造出某个宗教。中国的文明是水的文明,孔子曾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文明是不易产生宗教的,而多出富有大智慧的人。相反,西奈山、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中东、印度产生了宗教,且产生了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仁者”。

此外,黄河下游是坦荡的平原地区,大自然在这里把它的面貌毫无遮掩的展示给了人们,它对于人们已不再具有神秘感。所以中国的先民们也不会像印度人那样望着神秘不可知的森林或高山去幻想里面是否住着神灵。

综上所述,我们可见宗教的产生是和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环境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与习惯又直接促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与精神特质,而这一切最终影响到精神文化的层面,毫无疑问宗教是属于文化范畴内的,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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