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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台湾光复之后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也在台湾和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沉重的一页。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此事件触发2月28日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请愿市民遭驻署的卫兵攻击，事件因此由请愿转变而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进而激化为省籍、族群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军镇压。此事件中，造成许多台湾平民伤亡；而死亡人数有少于一千人至万余人的概估。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1970年代末期，台湾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运动，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动的本土运动。由于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知识水平提高，对政治上层逐渐形成冲击，带来分权的压力，此时的反动者是结合政治和社会思想的行动者，通过群众运动要求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平等的参政地位。此外 在台湾的历史条件中，由于“反攻复国”政策逐渐失去现实性，只具象征意义，省籍问题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资源上的合理分配亟待解决，因此本土精英形成主要反对力量，本土意识渐成主要反对意识形态。
1975年5月，《美丽岛》杂志社成立，由黄信介任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施明德任总经理，姚嘉文、林义雄任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仁总编辑，其成员几乎涵盖所有本土反对精英。8月，《美丽岛杂志》发刊，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此一充满异议色彩的政论刊物，立即受到高度的注意，销量激增，最多时发行量达8万册。该社旋即在全省各地广设十多个分社，吸收热忱青年，并借由集会、演说等活动传播政治主张。不久，《美丽岛》杂志社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政团，与执政当局在政治权利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迅速激化。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原计划照常举行集会游行，并准备了一些木棍，以应付可能进行的镇压。他们还派出宣传车，沿街号召民众准时参加。
12月初，《美丽岛》杂志社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请在扶轮公园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大会，以借此举行群众大会，未获同意后该会决定仍按照原计划集会。9日，《美丽岛》人员驾车广播，号召民众参加翌日集会，遭警方直至扣留，双方发生摩擦。10日18点左右，《美丽岛》人员及群众三四百人，持火把绕街游行，遭大批宪警阻拦，周围群众愈聚愈多，双方僵持不下。游行负责人向宪警提出希望其撤走，以便外围群众得以进入。宪警不同意，并包围游行群众。游行人员于是企图强行突破封锁线，双方发生三次较大冲突。结果，宪警在木棍、铁条、砖块交加下受伤180余人。为避免事态的扩展，宪警遂施放瓦斯，进行镇暴，事件始渐平息。此一示威暴动后，主要街道已一片疮痍。
考虑到集会原定地点扶轮公园已经被警察包围，于是临时决定改到另一开阔地区，但队伍却受到警察的阻拦，无法到达。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集会组织者再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于是在集会结束后，以三辆宣传车开道，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民众则以木棍、火把、酒瓶还击，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在折返杂志高雄办事处后，双方再次发生扭打，直到11时宣布集会结束，仍有不少民众不愿散去。军警用催泪弹、电棍等强行驱赶，冲突进一步升级。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这次冲突共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
13日清晨，在迅速完成部署后，“警备总司令”下令“调查局”、“刑事警察局”、“宪兵司令部”等组成的十五个小组同时袭各地展开逮捕行动，开始大规模收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共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扣。1980年2月，“军事法庭”审理美丽岛事件，检察官指责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等人密谋推翻当局，由于牵涉人员甚多，这项审讯受到国际传媒、美国政府、国会、人权组织的高度关切。为使审判过程公平公开，执政当局开放岛内外人士旁听，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审讯期间，被告等人在庭上陈诉其政治观点，律师亦以长篇报告详述“宪法”负于人民的权利，以致审讯本身形同公开的政治大辩论，并且巨细靡遗地刊在报纸上。此外，审讯不仅提供执政者与反对者再一次信念与力量冲击的舞台，也造成当局与国际传媒的紧张关系。4月18日，“军事法庭”宣布判决结果：施明德处无期徒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姚嘉文、张宏俊、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后黄信介改判十年，其余六人为八年。此外，尚有三十余名人士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其中一部分被处以一至三年的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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