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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认为恢复中原一定要先收复长安，要王炎在汉中积蓄军粮，训练队伍，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进攻。但是，当时临安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北伐的打算，川陕一带的将领大多骄横腐败，王炎对他们也没有办法，更谈不上按照陆游的意见出兵。陆游满怀希望又落空了。
不久，王炎被调走，陆游也被调到成都，在安抚使范成大部下当参议官。范成大是他的老朋友，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却并不讲究一般的官场礼节。陆游的抗金志愿得不到实现，心里气闷，就常常喝酒写诗，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感情。但是，一般官场上的人看不惯他，说他不讲礼法，思想颓放。陆游听了，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放翁”。后来人们就称他陆放翁。
从乾道八年（1172）岁末到淳熙五年（1178）春天，陆游在四川共呆了五年多。在这段时期内，他先后担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蜀州（今四川崇庆）通判、嘉州（今四川乐山）摄知、摄理荣州（今四川荣县）州事等职，过着一种徒有虚衔、无所事事的消闲生活。这对于一个刚从南郑前线下来、心中充满杀敌报国热望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折磨。往日“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军旅生活与眼下“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陆游的思想经受着痛苦的煎熬。他在到成都第二年春，曾这样描写当时的处境：
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
怎样排遣这种深沉的愤闷和痛苦呢？
他把时光打发在酒肆的豪饮中，有时甚至包下一座酒楼，与朋友一起纵赌豪饮，通宵达旦。他写道：
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镫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同时，他又把日子消磨在歌院中，他在《成都行》中说：
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青丝金络白雪驹，日斜驰遣迎名姝。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鬓半脱娇不梳。……月浸罗袜清夜徂，满身花影醉索扶。
然而，美酒、羯鼓、琵琶、银烛、华灯、红粉、轻歌曼舞、浅斟低唱，这些只能暂时麻痹和缓解一下诗人内心的苦闷。只要他一闲下来，甚至在梦中，都会伤心地失声大叫；他的身影虽然不时出现在蜀州的东湖、嘉州的凌云、荣州的高斋，但是他的心，却无时不萦系在南郑前线。
在四川的第三年，本来陆游可由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再次转知嘉州，任命也已经发表了，可是朝中的谏官们硬是向孝宗参了一本，说诗人在嘉州时曾“燕饮颓放”。于是成命收回，他被改命为主管台州桐柏崇道观，这是一个没有事办的、仅为领取干俸的名义，无疑是一次严厉的处分。
消息传来，陆游反复寻味着“燕饮颓放”四字，这究竟是批评他的沉醉歌院酒楼呢，还是借此责怪他时时不忘恢复大业、借酒浇愁？沉吟之余，他不无〓揄地说：“这个说法很别致，就作为我的别号吧！”从此，他在诗文中经常自称放翁，后人也用陆放翁作为诗人的别名。
其实，用别人的评语作为自己别号的事例，在北宋时就有过。北宋词人柳永写得一手好词，大臣们曾在宋仁宗面前推荐他，可是偏偏不得仁宗的赏识，反而对大臣们说：“这个人工于填词，怎么能让他做官呢！”柳永的仕途从此就被切断了，于是就以“奉旨填词”自称。陆游的自称放翁，显然是同一类型，表示出一种拓落不羁的性格。
这年秋天，陆游丢了官，这下更可以畅怀痛饮、无所顾忌了。从表面看，他对此是并不怎么介意的，在《和范待制秋兴》一诗中，甚至这样表白：
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螿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尊中，门前剥啄谁相见？贺我今年号放翁。
外表的旷达往往掩盖着执着的内心。诗人虽然被罢了官，但他对人生和国家的前途却依然关注。所以他在“燕饮颓放”的同时，仍时时“三更抚枕忽大叫”、“中原机会嗟屡失”了。
他的诗以豪迈雄放为主导风格，故而自号放翁。
被劾摄知嘉州时燕饮颓放，罢职奉祠，因自号放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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