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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香馆
都不是，应该是番馆。
登记递角入铺时刻和件数的簿历分大历和小历，大历是存于各铺的底簿，小历由铺兵随身携带，交接时由下铺批注回铺时刻。除官府文书外，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还规定允许私书附递，从而使私书附递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驿传制度的显著特点。北宋苏轼在《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诗中写道：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乱山横翠嶂，落月澹孤灯。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憎。再游应眷眷，聊亦记吾曾。（大意是：我骑在马上继续做没完的梦，不知不觉看到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只见那纵横交错的群山布满了翠绿的屏嶂，到了晚上月亮落下去象一盏澹淡的孤灯。来往奔走麻烦了主管驿站传递书信的邮吏（奔走烦邮吏），安闲自在的老憎却感到惭愧。我何时才能再来游览崇寿院呢？真是恋恋不舍啊，那我就暂且写一首诗于这墙壁上，记下我曾游此地吧。）邮吏给苏轼递送的书信大约就属私函。宋末英雄文天祥(注意：是“英雄”而不是“民族英雄”)还写过诗作《金陵驿》。
辽、夏、金政权参照唐宋制度，于主要交通干线设置驿铺，以资传递。在北宋与辽、夏，南宋与金对峙的相当长时间内互相间都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尤以茶马互市为多，交往十分频繁。通过道路运输互通有无，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辽有军国重事(如抽发兵马)，遣使传旨，用镀金银牌，长一尺，上刻契丹字，文为“宜速”及“敕走马牌”，由皇帝亲授与使者带在项上驰驿，并手札给驿马若干匹，驿马缺则取他马代，最快一昼夜行七百里，其次五百里。银牌使者所至，如皇帝亲临，需索物品、更易驿马，无敢违抗。使回纳还银牌，也由皇帝亲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长牌，亦银质镀金，由南内司收掌，遣使赴诸道取索物色及进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于遣使往女真、鞑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发兵马，均带在腰间左边走马驰驿。据考证，位于现在内蒙古宁城县的辽中京的城市布局中即有驿馆形制。金太宗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里置一驿，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
元代疆域辽阔，驿传运输发达。元代时的驿站，蒙古语叫站赤(jamuci)，“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汉文的“站”，藏文的jam或vjam均系蒙古语jam的音译(汉文典籍中初音译为“蘸”)，即汉语的“驿”之义。故而驿传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称驿站，由此产生了“驿站”的称呼。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在世祖忽必烈之前，察合台汗已修好由山丹州起，经过河西走廊、畏兀儿境直到他的驻幕地阿力麻里附近之虎牙思的驿道。大规模的邮驿设置则开始于忽必烈时期。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设燕京为大都，建国号为元。同时，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颁布《站赤条划》，并以此为依据，统一蒙古站赤及汉地邮驿制度；适应统治中心的转移，规划以大都为中心的邮驿系统；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称雄一时的元代邮驿，沟通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间的联系。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元代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明代的驿传制度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则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套机构，各司其事。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在北京；南馆三所，在南京。水马驿设于京都以外交通要道，专门递送旅客，飞报军情；递运所是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贡品的运输系统；急递铺沿袭元制。但至明代后期，由于官吏玩忽职守，紧急公文改派专差，经由驿站递送，急递铺逐渐失去作用。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代还出现了民信局，这是中国民用邮政的开始。官方乘驿需凭符验，传送文书亦须盖有印信，以防作伪。这种印信为加盖骑缝半印，以凭板勘对合，故称“勘合”。右图为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
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驿传运输日益活跃，分类也更加专业化。清代的驿传组织有驿、站、塘、台、所、铺等名称，内地各省设置的称“驿”，军报所称“站”，关外的驿称“台”、“塘”、“卡伦”等，运输官物的称“所”，专递公文的称“铺”。清代的驿站屡屡因为战争及边防形势的需要而有所增减，尤其是在中央直接管辖的疆域急剧扩大时，如征服蒙古各部以及西南各省的改土归流等。清代张穆写有《蒙古游牧记》，内中详记蒙古地区驿乘兴废之事。从财政上来看，平均算下来清代每年约需300万两白银用于驿传。
清代自雍正帝始，在乾清门外设军机处，以方便皇帝得到准确而及时的信息。军机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这其中的公文递送方式即是“廷寄”。廷寄的程式，由于受命者的官职不同而有所区别：凡军机大臣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督办军务大员等，用“军机大臣字寄”字样；凡军机大臣行盐政、关差、藩、臬及各省提镇等，用“军机大臣传谕”；其中尤为机要之件，则书“军机大臣密寄”。寄信首页要开列军机大臣原官职衔，具姓不具名。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后，改为只写“军机大臣字寄”，不列具体官员。皇帝向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后，军机大臣承旨撰拟清折进呈，称为“述旨”，经皇帝修改阅定后，再由军机处密封发出。封函书“办理军机处封寄某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并根据事情的缓急，于封函注明驿递日行里数，或三、四、五、六百里不等。信函封口及年月日处，都加盖办理军机处印，然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廷寄谕旨递到以后，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受命大臣领旨以后，须将接到廷寄的时间、承旨寄信者衔名、谕旨的内容以及如何办理的情况，一一向皇帝复奏明白，以杜滥冒传旨。属于内务府系统的官员，则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署衔寄发，款式与军机处廷寄相同。廷寄谕旨较明发上谕易于保密，且传递迅速，所以成为清代皇帝传旨施政的得力工具。清代驿传制度较前代分工更细，组织更为严密，延误、丢失驿报的处罚也是严厉的，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就曾因延误驿报而遭革职。
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沿海商业城市发展，近代铁路的兴建和汽车的输入，驿传的作用日渐削弱。咸丰年间，冯桂芬（公元1809—1874年，字林一，又字景亭，苏州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中庚子科一甲二名进士）力陈驿站积弊，建议裁减，效西法设邮政局。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相继发展，驿站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始特立邮传部以掌轮、路、电、邮，在此前后，各地驿站相继裁去。
至1913年1月，北洋政府以中央命令的形式将驿站全部裁撤，无可奈何花落去，至此绵延三千年的中国驿站史终于划上了句号。但中国境内个别地区仍有驿站存在，并继续行使着其职能。譬如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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