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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武举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明代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武进士），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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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0）“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①一般认为，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村的重要制度。
公元702年，武则天下诏“教人习武艺”，颁布考试方法，武举制度由此确立。至宋代武举制度日渐完善，一直延续至清朝。武科举的目的，不仅是选拔一位武艺超群的状元郎，而是一群能够为国领兵的武官。同擂台比武相比，武举的考试程序要复杂得多。一名有志于通过武举做官的人，必须经过层层筛选，从州县里的初试至中央考试，再到皇帝面前的御试，一级级考上去，才有可能扒得着入仕的门槛。
真实的武举远不如小说里的武举那样简单精彩。小说里常常是英雄的舞台，力拔头筹的状元郎转眼间便可挂帅出征，眼见得便是国家的擎天一柱；而真实的武举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切都平平淡淡。真实的武举考试，参加武举的，有立志于保家卫国的壮士，有承袭家业的武官子弟，也有在文科举中屡试不第、希望从武举中侥幸登第的落魄士人。形形色色的举人会集在武举的试场中。考取之后，新进士们很快便融化在庞大的武官群体之中。他们从底层做起，一步一步升迁。
武举的发展、完善，是在宋朝。以宋朝为例，一个宋朝的子民，若想参加武举考试，首先必须得到某些特定官员的推荐。宋朝武举最初一级的考试，叫作“解试”。武举的“解试”在首都举行，由兵部对全国各地的考生统一考试。举人如果想进京参加解试，必先获得“举状”，就是推荐书，其内容不外乎是担保该生身体健康、武艺超群、政治可靠之类。举状之外 ，考生还必须出具“家状”，其内容包括考生姓名、年龄、籍贯、父祖姓名等等。考生持“举状”和“家状”，到兵部报到。经核实无误，报名正式完成。
解试在首都举行，并且必须有人推荐方可报名，这是武举特有的规定。宋代文科举的解试是在各地举行，由地方政府主持，考生不须持任何推荐，可直接“投牒自荐”，自由报名。文武科举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别，主要是因为宋朝的统治者害怕老百姓拥有武力，因此，对于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武举，不能不别设藩篱加以限制。具有推荐武举人资格的官员包括中央禁军的将领和各地驻军的统兵官，掌握舆论导向的谏官和负有监察责任的御史，中央各机关的主管官员，诸路安抚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的长官。在北宋与辽、西夏交界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有资格推荐武举人的官员扩大到州级地方行政长官。总之，具备推荐资格的官员以文官为主，而这些文官几乎全部是从文科举入仕的。
获得解试推荐资格的武举人应在六月底以前到兵部报名。八月中旬，武举解试举行。分两大部分：弓马和文章。先试弓马。弓马考试亦分两场：头一场试“步射”，第二场试“马射”。弓马考试由马军司负责。马军司全称是“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是统管全国骑兵的机关。步射合格的举人要当着教官的面，亲笔将自己的“家状”书写一遍，以便查验真伪。弓马考试合格后，是文章考试。也分两场，一场考策部，另一场考对兵书的记忆功夫。文章考试结束后，须将文字考试合格者的试卷同举人亲书的“家状”相对照，笔迹相同才能录取。
通过解试的举人将在次年正月或二月参加“省试”。省试内容大致与解试相同但文字考试方面采取“弥封糊名”，以防作弊。
省试后便是最高一级的殿试，在三月举行。皇帝是殿试名义上的主考官。考试先由皇帝检阅武举人的骑射，然后考一场策论。偏向于仪式化。事实上，所有参加殿试的武举人基本上都能通过殿试。殿试只是重新划分录取名次，以示“恩出自上”。
殿试之后，接下来便是热热闹闹的赐第、授官典礼。
明代的武举，最初只有“乡试”、“会试”两级，直到公元1631年才增加殿试。到清朝，武举考试分为四级“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公元702年，武则天创立武举的时候，武举考试较为简单，只考武艺和膂力，整个考试就像一场演武竞赛。至宋代时，谋略文章进入武举考场，但宋人重文章而轻武艺，使武举走向文弱化。这一特征直到明朝依然存在。到了清朝时，弓要拉满、刀要舞花、石要离地一尺，使武举终又变成武艺的竞赛。
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0）“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①一般认为，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村的重要制度。
唐代武举偏重于技勇，重点是马上枪法，而整个制度还不够完备，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宋代开始，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元代武举废止不行。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
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根据太监王直的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万历末年曾有过一次实行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只是说说罢了，否则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②崇祯四年，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运百斤大刀者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议论腾起。当时正“锐意重武”的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令倪元路、方逢年等主持复试。复试后选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崇祯亲自调阅前三十名试卷，钦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状元，授副总兵职。明代武举一直没有殿试，也没有设立一、二、三甲的区分和鼎甲名号。正式有武状元之设，王来聘是第一人。③明代武职多半由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举只是个补充形式，所以，明代武举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难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传说他“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据清人王应奎说，熊迁弼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就文，又中万历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广乡试第一名，明年登进士。“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④这在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清代情况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并无多少变化，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举次之，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堤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⑤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⑥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⑦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云文云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⑧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⑨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时时强调“文武并重”，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然而，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于是，不但在观念上，就是实际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很多，差不多随处可见，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没有“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包括武科鼎甲情况，不要说后代，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
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⑩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楮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这个统计不完备，也不是很准确的，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状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别的省多，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陕、甘二省古多名将，尤其是甘肃，虽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自来“人材健壮，强勇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⑾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名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出在陇右，所以清朝对陕、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武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乾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有清一代，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三名武状元张文焕、马会伯、李如柏都出在宁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宁夏。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
我们把清代文武两科状元的籍贯对照一下，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方化差异。
清朝文科会试也是一百一十二科，状元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江苏四十九名，浙江二十人，安徽九名，山东六名，河北、广西各四名，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三名，湖南二名，江南、四川、陕西各一名，山西、甘肃、云南没有。显而易见，从整个比例来看，武状元是北方多，文状元则南方领先。河北省武状元三十二，文状元仅四名，与此相对，江苏省是文状元四十九，武状元六名，南北文武各有偏长，至少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山东、浙江两省发展相对平衡，这两省文武基础都比较好，两科状元的比例显得合理一些。
从武鼎甲的民族比例上看，无疑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中回族显得突出一些。回族是以尚武勇健著称的民族，乾隆曾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⑿所以清朝历来注意从回族中选拔武备人材。武状元中目前能确知是回族的是：江都杨谦，先获康壬午武乡试第一名（解元），又获康熙丙戌科武状元；乾隆丁巳科状元河北任邱哈攀龙；壬申科状元河北献县哈廷梁；丙戌科状元河北河间白成龙；丁未科状元山东临清马兆瑞；嘉庆丙辰科状元河南邓县马殿甲；甲戌科状元山东益都丁殿宁；咸丰壬子科状元河北抚宁马鸣图；同治甲戍科状元河南西平张凤呜等，至少是九个，或者还要多一些，尚待继续考索。榜眼、探花也有一批。如雍正丁未科榜眼安徽怀宁马大用；嘉靖已丑科控花河南杞县张万清，丁丑科武榜眼甘肃固原马维衍；光绪丙子科榜眼河南西平张忠祥等。杨谦家族是南方回族中的望族，其弟杨凯也是武进士出身，官至湖广提督。哈攀龙之父哈元生，其子哈国兴，都是武进士出身，哈廷梁则是哈攀龙的族弟，诸哈都做到提督职务，是善战的将领，“三世拥旄，时人荣之。”⒀乾隆所谓“哈其大姓，每多将种”就是在夸奖哈国兴时所言。
清朝武科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和轶闻，有些是值得介绍一下的。
古代科场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仅两人，一个是乾隆时代江苏常州的钱棨；另一个是嘉庆时代广西临桂的陈继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说来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独占“四元”。他本来是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浙江武乡试的解元。入清以后，又参加新王朝的武举，获顺治八年（1651武乡试解元，接着顺治九年武会试会元，殿试又得状元，是名符其实的“连捷三元”。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武状元马全，本名马瑔，山西阳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击。他与同僚某人语言失欢，发生斗殴。某人敌不住马全，由衙门逃到城门外，马全骑马追到城濠的桥上，两人再次奋拳搏斗，后来竟一起落入城濠。因为这件事，他被参劾罢官，只好流落北京。过了几年，他改名马全，重新参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乡试，取得武举人资格。第二年（庚辰科）参加武会试、殿试，居然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殿试外场的时候，乾隆认出了这位技勇出众新科状元马全，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武探花马瑔。马全不胜惶恐，乾隆爱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马全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后来，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叛乱的战争，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职。马全的经历成为清代武科脍炙人口的佳话。⒁
江苏泰州人刘荣庆，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状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刘国庆又获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状元。兄弟两人都是武状元，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风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状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温常涌；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武国栋。另外还出了两位名声显赫的武榜眼：韩琦，“猿臂善射，射无虚发。”武乡试第一，武会试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李经世字槐圃，“任侠尚义，孔武多力。”也是乡试、会试均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辄，是过去天津的老人们喜欢讲述的人文掌故。⒂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龄，老于场屋而终身无尺寸进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还下考场的事情并不罕见。清政府对这种人通常都要给予褒奖，无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但武科是有年龄限制的，规定武生、武举年龄超过六十，地方不许发给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手续。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岁高龄参加武乡试，居然三场都应付下来。主持乡试的官员奏请皇帝授予职衔，道光以“违例妄请”的罪名将报请官员革职，并下令将送考、收考的学政、巡抚等一律“严加议处”。从保证武举的质量来看，道光的处理不无道理。
上面谈到，武科鼎甲统计为三百三十六名，而实际上状元是足额的，榜眼、探花有缺额者，大抵在遇到确实不得其人的时候，便留下空缺。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主要发生在道光朝。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1847）只取状元河北晋州李信、榜眼四川越隽姜国仲，探花虚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只取状元四川华阳彭阳春、榜眼河北静海岳汝忠，探花虚缺。因特殊原因而丢失了鼎甲荣誉的只有一例。清代制度，殿试后由皇帝亲自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称为“传胪”，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1819）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青均以传胪未到而被除名，榜眼陕西神木秦钟英被推补为状元。
资料：http://www.chinage.net/Art/2006/04/17/Article_200604172804_4.htm
女皇帝创立武科举
隋朝开始“开科取士”，但只是选拔文官的途径之一。唐朝科举制度开始时“六科”也都是以文取士。
到了武则天当政，在长安二年（702年），首次举行“武举”考试，考试内容为各中射箭技巧，以及马术、负重等等。
以后武举考试兴废不常，很少有军官是以此出身的。在新、旧《唐书》的列传中，提到武举出身的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出生寒素之家，年轻时“以武举异等”得以起家为军官，先是补左卫长史，后来逐步升迁为边防军将领。安史之乱爆发后，率军平叛，成为当时唐皇朝最得力的大将。
王安石建立制度
宋朝建立后，进一步规范了武科举的制度，考试内容除了武艺和体力外，还要考“策”（就时政提出建议）或对兵法书籍的熟悉程度。
王安石变法时，正式在朝廷设置“武学”每3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考试，录取名额以百人为限。各地最各级官员可保送1名免试入学，其余的都必须参加考试：骑、射外考兵法和对策。按照考试成绩，优等的直接送枢密院试用为低级武官；其余的按成绩进入武学上舍、或外舍学习。武学讲授“诸家兵法”以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学制3年。毕业考试及格后授予初级武官官职。以后还曾在各州设置武学。
武则天！！！！！！！！！！！！！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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