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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海外滩信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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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外滩滨江绿地改造工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整体移位成功的外滩信号台。这座高49.8米、自重400吨的塔楼，现已重建装饰焕发了青春。
外滩信号台，是上海仅有的两座阿塔努布式建筑之一，塔楼始建于1907年，距今已有87年。然而，外滩信号台的创建历史，则可追溯到1884年，它与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进程是紧密相连的。
一、信号台的由来
信号台的历史，是与国际航海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扩张，商船航运和军舰航行都离不开气象。1853年8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海洋会议上，气象作为航海事业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讨论。1854年，英国商业部成立了气象处，于1861年首次利用信号电码发送暴风雨警报。之后，英国在纽卡斯尔等港口，开始采用悬挂信号的方法发布风暴警报，欧洲各重要港口也相继建立了信号台。
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使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50年大英轮公司“玛丽伍德”号首辟香港至上海航线后，外商洋行陆续派遣船只前来上海。19世纪50年代，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和对外贸易中心。为了使商船和军舰能在“危险的远东海域”安全航行，气象保障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海开埠后，英国和法国传教士先后在上海开展气象观测。之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于1872年8月决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观象台，同年12月正式开始气象观测。从1873年5月起，在报纸上发表隔日气象观测资料，并在海关对面的布告栏每日公布中国和日本部分地区的天气情报报告，使商船、军舰离港时能获取气象情报。
1879年7月31日，台风侵袭上海，造成重大损失。徐家汇观象台台长能恩斯（M·Dechvrens）对这次台风作了分析研究，并认为只要中国海关、电报公司、法租界公董局等有关当局诚心合作，建立气象警报信号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能恩斯的论文发表后，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赏和支持，尤其是航运公司的经理及船长纷纷写信，期望能看到在上海港建立起气象警报信号台，同时，希望设立标准时间的报告，使航海时针也能得到校准。
1881年9月20日，上海西商总会通过决议，投资筹建向航海者提供天气情况的机构，要求能恩斯神父给予指导。同时，提供资金购买气象观测仪器，于1884年2月18日在远洋轮船上安装。从而扩展了海上气象观测的范围，为建立信号台创造了条件。
二、法租界公董局的建台计划和辞职风波
我国轮船招商局于1873年成立后，先后开辟了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美国等国外航线。为了轮船航行安全的需要，招商局于1882年12月求得清政府两江总督左宗棠核准，沿徐家汇路向徐家汇观象台架设电话线杆，以便获得海上气象情报。法租界公董局闻讯后迅速作出反应，于12月21日决定，在洋行、外轮公司集中的外滩黄浦江畔西洋码头附近，法租界洋泾浜桥堍（今延安东路外滩），建立气象警报信号台，并设立对时用的子午时辰球。同时，呈请法国驻沪总领事傅赉世（Flesch）向上海道台邵友廉交涉，要求取得沿徐家汇路向徐家汇观象台架设电话线路的权利。当时法国正侵略越南。为了维护我国的主权，邵友廉以“两江总督左大人已有谕贴核准招商局立杆架线在先”为由，两次严辞拒绝了傅赉世的要求。对此，法租界公董局极为不满，仍以徐家汇路是法国军队修建、公董局拨款保养为理由，表示抗议招商局的立杆架线行为，并再次要求傅赉世与上海道台交涉。由于中法关系日益紧张，法国舰队在我国东南沿海频繁活动，中法战争一触即发，傅赉世于1883年3月26日复函给公董局，拒绝再行交涉。同时，指责公董局“不能对于此地当局提出任何抗议”，“所有关于国际性质的问题，只有国家代表方有处置的权能。”
法租界公董局第十八届董事会由于架线要求未能达到目的，又受到总领事的指责，总董蒙维尔（Vouillement）、副总董平济利（Blnnlsebli）以及四名董事，于3月29日相继辞职，董事会遂遭改组，建立信号台的计划也暂被搁置。
三、外滩信号台的建立与发展
法租界公董局第十八届董事会于1883年4月19日改选后，徐家汇观象台台长能恩斯写信给公董局说：“以上海如此重要的商埠，若设置一个气象信号台，并核定时刻的标准，是很有重大利益的”。能恩斯避开了架设电话线杆的问题，准备采用人力奔走传送气象报告，仪器设备只需购置一台天文钟和中星仪就可以了。总董奥里乌（N·J·Orion）在4月30日公董局非常会议上宣读了能恩斯的信。5月29日决定，在外滩洋泾浜桥堍创办气象信号台。出资白银3000两购买仪器，每年补助白银300两作为维持费。自丹麦商人于1882年在外滩洋泾浜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话局后，徐家汇观象台开通了对各洋行的气象服务电话，不久与信号台的电话也接通，通讯问题得到了解决。
外滩信号台于1884年9月1日正式对外服务。这是在中国领土上由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个信号台，也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最早建立的信号台之一。信号台在行政上划归法租界市政总理处列为附属机构，中外籍员工约有10名。明末阁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第十一世孙徐道生、徐林生都曾在信号台工作过。信号台的业务由徐家汇观象台领导，台长由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兼任，气象警报和授时信号均由徐家汇观象台决定发布。外滩信号台实际上是徐家汇观象台对外服务的“窗口”。
初建时的外滩信号台比较简陋。在一间小屋旁竖立一根木桅杆，悬挂气象警报信号，并有风球指示风向。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信号服务工作，台长劳积勋（A·Froc）于1847年10月18日致函法租界公董局，要求扩大信号台，并附呈了建筑师夏洛（Chollot）拟定的工程计划。公董局接受了该项计划，并拨款1480美元。工程于1898年8月19日完成。
外滩信号台的木桅杆曾先后于1901年8月3日和1906年7月5日两次被台风和雷雨大风折断，子午球突然坠落，砸破了附近办公室的屋顶。由此促使法租界公董局于1906年7月26日决定，尽快建造新的信号台。当时有两个设计方案，一个是铁路工程师查利格伦（Charigron）提出的，另一个是建筑师马第（Marti）提出的。经研究，公董局决定采用马第的设计方案，造价10247美元，于1907年2月6日签订合同，同年3月动工。工程采用木桩，用24捆松树奠基，底座宽11.3米、高4米、塔高36.8米，用钢筋水泥建造。塔顶建竖9米高的报时球桅杆，总高49.8米。工程于1908年7月完工。同时，还添置了气候记录器、风速计、精密时钟等仪器，更换了带有平衡锤的报时球，装置了白色信号灯。新建的信号台于1908年6月23日开始悬挂信号。
外滩信号台于1923年又制定了附房扩建计划，1925年与莱蒙德（Remond）、柯莱（Collet）签订了建造合同。工程于1926年动工，1927年8月完工。这就是现存的外滩信号台全貌。
四、信号服务与信号电码
外滩信号台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气象和授时服务。每天10时、16时在桅杆上升起不同形状和颜色的信号旗，标明长江口外洋面上的风向、风力实况。1896年1月1日起又增加了雾天情况的报告。这是由设在上海东南83公里的大戢山岛灯塔站提供的观测资料，通过电报局的海底电缆转送到信号台的。每天11时30分悬挂徐家汇观象台发布的当天天气预报或风暴警报信号旗，夜间使用红、白信号灯发布风暴警报“使航海者知所趋避”。从1897年4月19日起，每天16时15分用信号旗报告徐家汇观象台气压表的指数，为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商船和军舰校对气压表提供依据。授时服务主要是每天中午将升在桅杆顶上的子午球降落，报告正午12点标准时。从1909年起，在夜间用灯光显示晚上9点标准时。这种精确的授时信号，对于远洋舰船在海上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信号服务日复一日不间断地进行，每年累计工作量相当可观。以1936年为例，悬挂台风位置信号299次，台风信号灯131次，大风信号246次，大戢山岛气象观测实况信号736次，气压表指数信号366次，向报社和公众发布气象信息29698次。每当台风、暴风雨来临时，许多人在信号台等待最新信息，电话铃声不断，每天答询天气数百次之多。
用什么样的信号来发布气象信息是一个重要问题。信号台开始是使用各种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旗号来发布气象和授时信息的。旗号虽然色彩鲜明，但也有缺陷，在风静时旗号不能飘扬，人们不易辨别。因此，徐家汇观象台根据船长和海员们的意见，对信号不断作了改进。从1897年至1931年，较大的改进有6次。如为了使人们从各个不同方向看空中的信号投影都一致，采用圆形体做标记，有球体、圆柱体、尖端向上或向下的锥体、底部或尖端相连的锥体等，不同形状组成的标记代表10位数码。同时，将远东海域分成若干大小不等的海区，规定用数码表示台风在某一海区的位置和移动路径。台风移动的方位采用海员熟悉的罗盘形式，以32个方位用数码来表示。商船和船长和海军的舰长只要看到信号，就可以作出判断，并决定是否启航和航行的路线。
外滩信号台使用的电码，曾由台长劳积勋先后于1905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国际气象局长会议和1930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远东气象会议上分别作了介绍，获得好评，认为“电码之便捷，航用之简便，有推于世界之可能”。中国海关早在1898年就决定，所属各灯塔站统一使用外滩信号台的信号电码。从1931年3月1日起，东亚各国海关所属港口（除朝鲜外）都使用上海外滩信号台的电码悬挂信号。
五、鸣炮示警
1915年7月27日至28日，强台风袭击上海，风速达43.9米／秒（12级）。虽然徐家汇观象台对这次台风作了预报，信号台发布了警报，但损失仍惨重。英、法租界行道树被吹倒6000余棵，黄浦江浮尸200余具，沉船300余艘，损坏船只千余艘，徐家汇天主堂塔顶上的铁十字架也被狂风吹弯，马路积水盈尺，通讯一度中断，工商业陷于停顿。这次台风灾害使社会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为了加强对台风的报警和防范工作，上海海关于1916年8月3日发表通告，每当信号台挂起黑球，台风即将来临时，“在陆家嘴楼房鸣炮一响示警”，后又规定在兰路（今兰州路）江海分关同时鸣炮，所有船只均需进港避风。1936年3月，海关又发布公告，将台风警报鸣炮改为三响，与时间号炮有所区别。每当台风即将来临时，在狂风怒吼中，那深沉凄厉的炮声震撼申城，提醒市民做好防台工作，一切船只均不得出港，直到1940年7月27日才停止使用鸣炮示警。
六、“特殊服务”
外滩信号台成立之时，正是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法国来华邮船不得进入上海港，邮件只能卸在大戢山岛灯塔站，再转运上海海关，由外滩信号台悬挂信号通告法国侨民领取，这是最早的“特殊服务”。
为西方各国海军舰队提供气象“特殊服务”，是外滩信号台的一项重要任务。据年报统计，仅1901年至1908年的八年中，这类“特殊服务”达1115次，平均每年139次。按国别区分，以1907年为例，法国47次、德国34次、意大利20次、英国15次、美国8次、奥地利5次、丹麦1次。应西方各国空军和航空驾驶员的要求，自1920年3月1日起，外滩信号台提供的徐家汇观象台气象公报中，增加了三个高度的风向，在对云的观测中推断了云底高度。
外滩信号台台长龙相齐（Gherjzi）于1938年参观了汉堡德国海洋气象台、伦敦英国空军部、华盛顿美国气象局、巴黎法国气象局、意大利水道部、香港和马尼拉气象台，回到上海后说：“与各国同类信号台相比，上海外滩信号台毫不逊色，甚至有些方面超过它们”。正由于此，外滩信号台和徐家汇观象台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和称赞。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从1897年起承担外滩信号台经费开支的一半。日本明治天皇于1903年11月24日授于劳积勋台长“瑞宝勋章”。法国海军部于1919年10月提供一台精密的天文钟，以改善信号台的授时服务。由法国海军部长莱涅（Leygnes）提议，经法国议会表决通过，每年向徐家汇观象台提供补助金12000法朗，法国海军上将吉莱（Gilley）率领的海军参观团于1923年到达上海，向外滩信号台和徐家汇观象台的神父及员工表示了“感激之情”。
七、从“孤岛”到黎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于1937年11月12日沦陷，租界成为“孤岛”。由于各地逃难的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来到上海租界，资金和劳动力激增，经济出现畸形的虚假繁荣。在此期间，中国内地的气象站都已停止发报，但太平洋地区以及福州、汕头等地气象站仍继续工作，徐家汇观象台仍能发布台风和日常的气象预报，外滩信号台坚持进行气象服务和信号报警。同时，由于设在巴黎的国际时间局的帮助，徐家汇观象台自1939年7月起，与世界各国20个观象台建立了确定标准时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作。因而，外滩信号台的授时服务也有了改进。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孤岛”局面结束。根据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的指示，外滩信号台的气象和授时服务暂停。不久，徐家汇观象台提出了在日军占领下恢复业务工作的方案，每天11时、16时两次气象要素观测实况和天气预报仍在外滩信号台公布，但不发无线电广播。
1943年7月30日和8月1日，法国维希政府和日本分别向汪伪国民政府“交还”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外滩信号台由日伪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公署接管。该区工务处副处长许贯三任台长。原台长卜尔克（M·Burgand）在报告中表示：“保证在上海市政府第八区管理之下，照常办事于上海工商事业之中”，“与日本当局互相通气，以冀事业日渐发展”。同年12月31日，日伪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公署署长陈公博聘任卜尔克神父为外滩信号台副台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气象局会同上海市政府接收了外滩信号台，改组成为上海气象台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郑子政任台长。1946年6月，上海气象台将国际间议定的气象信号及地方风暴信号重新公布施行。黎明前的上海，通货膨胀，百业萧条，经济崩溃，但外滩信号台仍坚持开展气象服务。
上海解放后，军管会于1949年5月31日发布命令，派员接管了当时设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上海气象台，外滩信号台同时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50年6月，美国挑起了朝鲜战争。同年12月11日，军管会命令接管了徐家汇观象台。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为了保障海上和内河航运以及渔民的安全，于1952年成立外滩气象站，自1953年1月1日起恢复气象观测和信号服务。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通知，对外发布海洋气象预报，遇有台风或大风时，悬挂警报信号，并为航海部门提供气象咨询服务。
1957年初，上海中心气象台成立了专门服务机构，与海运、航运、铁路、机场、码头等交通运输部门建立了电话服务网络，海岸电台加强了船舶气象报告，人民广播电台不断改进天气预报的广播。随着通讯工具的逐步现代化，有线和无线通讯以及新闻媒介不断提高气象信息的传播速度，适应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因此，上海中心气象台于1957年2月15日决定，外滩气象站停止工作，风暴警报信号由港监部门负责悬挂。
如今，外滩信号台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留下的这座古典式西洋建筑，是历史的见证。据悉，它将开辟为外滩发展史料图片展览室，供游人观瞻，成为外滩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一组新的旅游景点。
气象信号塔坐落在延安东路外滩。1993年10月，外滩综合改造时，为保护这座曾为上海的气象预报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建筑，施工单位采用整体位移的方法，将其向原址东北方向移出了20余米。
1879年，上海遭强台风袭击，在黄浦江上航行的船只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外国在沪洋行和轮船公司都急需有气象预报。1883年5月27日，法租界公董局会议决定，由海关出资，建立外滩气象信号台，地址选在外滩“洋泾浜”和黄浦江交汇处，即今延安东路外滩。当时的信号台建得比较简陋，是一个木结构的气象信号台。主要建筑为一个木杆，顶端安装风向仪和风速仪。风速仪下面有一只大球，用作报时。每天中午11点3刻球上升半杆，11点55分升至顶点，12点下降到原来位置。杆上有数根绳索，用以扯报风旗。
1907 年3月9日，在原信号台旁重建了一座“阿托奴博”式的圆柱形建筑，成为永久性的气象信号塔。这座信号塔总高约50米，其中塔身高36.8米，塔台上竖有装着风向仪和供悬挂各种信号旗的桅杆。塔座下面为地下室，内部的古典式铁制旋转扶梯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气象信号塔是外滩标志性建筑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的建筑物。该信号塔由西班牙建筑师阿托奴博设计。由他设计的这类建筑，现在存世的仅两座，另一座在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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