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请详细说明，如时间，地点，干了什么事等。
知道的速回答，急！！！！！！！！
问题解答：
（一）现实生活中，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冲突是尖锐的、长时间的关于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朱自清本人在《笑的历史》〔1〕中通过一个少妇的口吻，有所透露：“你有了事以后，虽统共只拿了70块钱一月，他们却指望你很大。他们恨不得你将这70块钱全给家里！”此外，关于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关坤英在《朱自清评传》中的记述更为具体，并有史料依据：
根据已得到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时的1925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段感情的磨擦，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激烈的。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毁灭》中所说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2〕(P165-166)
这段话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朱自清父子之间激烈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父子矛盾的根源。表面看，父子冲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本质上看，是自由和专制的矛盾斗争造成的。经济冲突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显现。实际内容是一个要保传统文化，维护对儿子的支配权；一个要向传统文化挑战，追求自由独立。因此，父亲的封建家长制垄断与儿子张扬个性的要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且不说后来父亲不让儿子进家门的冷酷，只就他通过与校长的私交而支取儿子全部薪金这一做法本身来说，就是对儿子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这在一般人都是不能忍受的，更何况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朱自清呢？?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
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
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
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
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
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
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
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
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
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
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
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
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
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
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
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
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
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
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对于历史上的名人，由于历史的记载和传记作家的传播，人们大多了解；而对于他们的后代却由于种种原因知之甚少。比如著名作家朱自清先生，我们都知道朱自清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洁身自爱，“一身重病，宁可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是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一生结过两次婚，育有8个子女。那么他的孩子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朱自清其人
朱自清(1898—1948)，著名散文家、诗人及学者。
朱自清先生一生有过两次婚姻。1916年，他考入北大预科后，当年的寒假回老家与武仲谦女士结婚。武仲谦与朱自清同龄，是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武仲谦属于那种中国传统式的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婚后与朱自清先生生活了12年。10多年的夫妻生活中，武氏整日为丈夫与儿女们操劳，又时常拖儿带女逃避战乱，积劳成疾，于1929年因患肺病不治而去世，年仅37岁。武氏生育儿女6个。长子朱迈先，其后依次是长女朱采芷、次女朱逖先、次子朱闰生、小女朱效武、小儿朱六儿。朱六儿只1岁就夭折了。
朱自清先生与第二位夫人陈竹隐相识于1931年4月的一天。那时，陈竹隐正在北京艺术学院读书。这天，戏曲学院的教授、戏曲大师浦熙元带着陈竹隐和另外几个女学生来到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酒楼吃饭，正好碰上了朱自清。显然这是一次有意的安排。
那天，朱自清先生鼻梁上戴着一幅眼镜，显得挺文雅，但穿着打扮又显得很土气，尤其是脚上穿的那双乡下人称作“二道梁子”的老式布鞋。这身打扮，艺术学院的几个女学生一见面就忍不住地笑了起来。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一位大教授竟然土里土气到如此地步。当即有的女同学就对陈竹隐说：“太土气了，你就不要他了吧！”可陈竹隐不以为然，告诉她的同伴说：“他的文章我读过，我很喜欢他，也很敬佩他。”
陈竹隐1932年8月4日那天与朱自清先生在上海一个广东饭店举行了极简单的婚礼。参加婚礼的有茅盾、叶圣陶及丰子恺等人。从此，陈竹隐作为一名少女，走进了一个有着5个孩子的家庭，一下子承担起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坦然地陪伴丈夫朱自清先生走过了风风雨雨近17年的人生路。陈竹隐女士与朱自清婚后生有三个孩子，他们是朱思俞、朱乔森及幼女朱蓉隽。
陈竹隐女士一生，包括前妻的5个孩子，一共抚养了8个孩子，四男四女。她作为继母和母亲，深受子女们爱戴。新中国成立后，陈竹隐女士一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曾任北京市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六届妇联委员及清华大学工会副主席。
1990年6月19日，80岁的陈竹隐女士病逝。对于她的逝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还给清华大学发了唁函。
江泽民同志的老家也是扬州。江、朱两家是三代的世交。两家相距也不远。1926年出生的江泽民与1925出生的朱自清先生的二儿子朱闰生在中学时就是同班同学，彼此来往密切，友谊深厚。
幼子与四个女儿
朱思俞是朱自清先生最小的儿子，南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1952年进入南京华东航空学院飞机系学习。后来，飞机系并入西北工学院(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朱思俞也随迁，并转为该系的研究生。1959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文化大革命”中，朱思俞由于对江青有看法，所以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打倒“四人帮”平反后，朱思俞调入天津南开大学元素所，从事计算机在化学应用方面的研究。后来，南开大学成立计算机系，朱思俞又调入计算机系工作，成为该系的第一代教师。朱思俞教授虽然是学工科的，但由于他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语言也情有独钟。因此，他在计算机语言识别与合成研究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曾主持过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与中文系共同研制的语言分析系列软件已获教育部教学成果奖。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开发了其他相关的项目，也被国家教育部列入重点教改课题。
朱自清的大女儿朱采芷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系，后在昆明女青年会工作，与石油工程师王永良结婚后，到上海，朱采芷进入上海松江县一所高中当老师。1948年，夫妻二人去台湾。而后王永良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一家石油公司工作。不久，朱采芷也去了美国。他们夫妻有二子三女，都已参加工作。
朱自清先生的二女儿朱逖先，高中毕业后就当了一名教师。由于她天资聪颖，又勤奋，后来自学了法语和日语。可惜她只活了22岁，就因暴病突然去世。有人说她很可能是被日寇的一个特务毒死的。朱逖先究竟是什么原因死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朱逖先是一名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在她出殡的那天，有许多学生自觉地前来为她送别。死时，他的弟弟朱闰生还为她写了篇长长的祭文，在她的灵前烧掉了，足见他们兄妹情谊之深。
三女儿朱效武小学毕业后，因家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读初中，便辍学在家。1948年结婚后随丈夫迁居上海。到上海后在他们的二叔朱物华帮助下，各自找到了工作。朱效武从事街道工作，一直到退休。
四女儿朱蓉隽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清华大学工作。长期与母亲陈竹隐老人住在一起。母亲去世后，朱蓉隽随丈夫去了美国。
朱自清的第三代，据朱思俞教授说，光是孙子、孙女就有八九个，他们也均已成人。晚生个个都很努力，也有出息，有的读大学，有的读研究生，有的在国家机关或电视台工作。
长子朱迈先
含冤九泉终昭雪
朱迈先(1918—1951)，朱自清先生的长子，小名九儿，阿九。他就是朱自清在《儿女》散文中提到的，让朱自清先生年纪轻轻就背上“蜗牛壳”的头生子。阿九自幼喜欢读《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朱迈先1918年9月出生在扬州，那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朱自清，还不到20岁。
朱自清北京大学毕业后，辗转于江、浙一带的几所中学教书，因此，童年时代的朱迈先大部分时间都在扬州祖父母身边度过。1925年，父亲朱自清北上，只身去清华任教，随后母亲武仲谦带着最小的两个弟妹去了北京，他们兄妹四人仍留在祖父母身边。不久母亲去世，父亲于1932年新娶了后母，第二年，父亲和继母陈竹隐才将他接到北平去念书。这时他已14岁了。父亲将朱迈先送进北平城里的崇德中学(现北京31中)念书，他很快成了班上的高才生，日后成为电影界名人的孙道临那时与他是同班同学。
在崇德中学读书期间，朱迈先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校期间，他还负责编辑学生自治会的刊物《崇德学生》。除此之外，朱迈先还经常向一些文学刊物投稿。那时，在国内的一本由茅盾主编的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集中，就收录了朱迈先以“幸不留”的笔名撰写的《北平一日》的文章。朱迈先的所作所为还在同学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著名剧作家黄宗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人的影响很大。早些年，杨振宁先生回国探亲时，曾向我国驻英大使陈肇源询问过朱迈先的下落。
朱迈先还是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那时的他已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北平的许多大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积极投入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之中。1936年，还在读高中的朱迈先就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卢沟桥事变”后，朱迈先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到了老家扬州中学读书。在这里，朱迈先一面读书，一面从事救亡活动，并受命担任中共扬州特委支部书记，还和中共地下党员江上青(江泽民同志之父)等人在扬州组织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宣传抗日，慰劳抗日战士。
1939年，朱迈先组织的宣传团接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朱迈先来到武汉后，曾向董必武提出要去延安学习的要求，董必武根据他的能力，劝他不去延安，直接进入广西的11集团军从事政治工作。朱迈先在组织的安排下，担任该军131师一个团的上尉指导员。1942年，131师调守南宁，曾参加过桂柳会战。次年，朱迈先被派往19师工作，在师长蒋雄手下任中校政工队长。
抗战期间，朱迈先一直在国民党部队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由于他文化水平高，加之党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他没有养成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军官的官僚作风，又能平等待人。那时的他，已是一位很受部队战士欢迎的军官。抗战胜利后，蒋雄的191师开往海南岛的三亚，朱迈先也来到海南。到海南后，由于长期的劳累，朱迈先因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认识了护士傅丽卿，后结为夫妻。
1949年6月，蒋雄从部队转到桂林任专员后，又举荐朱迈先任自己的秘书。同年12月，桂林解放前夕，由于朱迈先等人的积极工作，蒋雄手下的70000余名军政人员起义。其后，朱迈先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学习结业后，朱迈先被安排到桂林松坡中学任教，该校的董事长就是蒋雄。在同年12月的“肃反”运动中，蒋雄和朱迈先被捕，一同被押到了湖南新宁县。1951年11月，新宁县法院以莫须有的“匪特”罪，判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死时，朱迈先年仅33岁。一个民主斗士的儿子，就这样被自己同胞的枪弹击倒了，从此含冤九泉之下。
朱迈先死时，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傅丽卿女士和3个年幼的孩子。
“文化大革命”中，傅丽卿被扣上“特嫌分子”、“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被造反派剃了头发，还多次遭到毒打、抄家，游行示众。她身上至今还留有不少伤疤。
在那时，傅丽卿女士的两个孩子朱寿康、朱寿嵩也下放到农村。因受牵连，两个孩子多次在招工升学及当兵时都没有机会。
1977年恢复高考后，朱寿康连续两年考出好成绩，但是由于政审通不过，而名落孙山。在第二年考试后，南宁地区第二次扩大招生，朱寿康才被录取到南宁第二师范。朱寿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现在是南宁市三中的物理骨干教师。二子朱寿嵩，现在民族医院图书馆工作。
1982年8月，年近花甲的傅丽卿女士在和朱迈先结婚36年后带着两个儿子和儿媳第一次来到北京，跨进了朱家的大门，拜见了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支持过她，并无比思念的婆婆陈竹隐女士，从此和弟妹们得以团聚。这也是朱自清先生的后人第一次真正的大团圆。次日，她还带着孩子，在弟妹们的陪同下，来到北京西郊的公公朱自清墓前长跪不起。
粉碎“四人帮”后，傅丽卿一直为含冤的丈夫鸣不平，到处奔走，多次邀请有关部门重新论定丈夫朱迈先的问题。然而，直到1984年12月，朱迈先才终于平反昭雪。湖南新宁县法院经过多方调查审核，最后论定：1951年11月对朱迈先、蒋雄等国民党起义人员的判决属于错判。朱迈先的名誉终于得到了恢复。
二子朱闰生
与江泽民交谊颇深
朱闰生，1925年出生在扬州。他就是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所提及的“妻”拍着的“闰儿”，朱自清先生的二子。朱闰生小时候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4岁时就随母亲武仲谦回到了扬州老家。自此以后，只有每年暑假朱自清回扬州老家时，朱闰生才有机会和父亲在一起。
朱闰生在扬州读中学时，与日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是同班同学。
朱闰生在扬州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就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了，他的辍学并不是父亲的心愿。那时已懂事的他，知道自己即使考进了大学，父亲也没有力量来供给他上大学，于是就想到自己应该早点出学校，找份工作，以便减轻父亲的负担。
离开学校后，朱闰生到镇江一所小学教书，后到南京一家报馆工作。在南京，朱闰生接触到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士，这些人对他影响较大。另外，在南京，他目睹了国民党镇压学生民主运动、镇压群众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活动，知道国民党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党，因此，他失去了对国民党仅有的一点希望。
不久，父亲病逝后，朱闰生又在南京读到了许多关于纪念父亲的文章，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也使他看到中国的未来，希望在共产党。那时，在报馆里工作，还是一份难得的工作，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朱闰生毅然辞职离开了报馆。
南京解放后，朱闰生来到北京，进入华北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财政厅工作。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委员，直到离休。从在扬州读中学开始，朱闰生与江泽民同志彼此就有着很深的交谊，此后一直都有来往。后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还曾到清华园去看望朱闰生的后母陈竹隐女士。江泽民同志还对陈竹隐女士说：“说起来我是朱先生的晚辈、学生。”
1988年朱自清诞辰90周年时，扬州市举办关于朱先生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为此，朱闰生写信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参加。在信中，朱闰生还向他报告了扬州将修复朱自清故居等有关事情。接信后，江泽民同志因公务繁忙，不能与会，便复信给他，还作了一首七绝给他，以表示对朱先生的敬意。信中这样写道：“回忆少年时期常去你们家，看到令祖父小坡老，再读《背影》一文，感到分外亲切。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歌颂了朱自清先生的民族气节。”江泽民同志的《七绝》是：“《背影》名文四海闻，少年坡老更情亲。清芬正气传当世，选择诗篇激后昆。”
1998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及清华大学筹备朱自清先生的百年诞辰活动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获悉此事，希望见一见朱自清先生的家属。于是，朱闰生从山西赶到北京。为此，江泽民为朱自清先生百年诞辰又作了一首五律。诗是这样写的：“晨鸣共北门，谈笑少时情。背影秦淮绿，荷塘月色明。高风凝铁骨，正气养德行。清淡传香远，文章成百名。”
江泽民在接见朱闰生的母亲及弟妹时，还告诉朱闰生及全家说：“这首五律是我一气呵成的。第一句‘晨鸣共北门，谈笑少时情’，讲的是小时候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生活的愉快感情。”讲到这里，江泽民问朱闰生：“你还记得那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经过扬州城北门去上学的情景吗？”朱闰生马上答道：“当然记得，那时候，我的数学不好，你数学常考第一，放学后还常常给我补课。”
朱闰生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三子朱乔森
毛泽东孙子的导师
朱乔森(1933—2002)，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学者。1933年8月出生在北京。朱自清先生的第三子。母亲是陈竹隐女士。曾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受父亲朱自清的影响，1948年5月，朱乔森还在读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同年12月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高中还没毕业时，朱乔森服从组织安排，参加了革命工作。1951年4月进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便从事哲学及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此期间，他还精心研究了李大钊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及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并与同事一起写了《李大钊传》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李大钊的传记。
1973年，朱乔森调北京市农林局政治部负责宣传组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即1978年5月，朱乔森调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先在《中央党校通讯》编辑部工作，后任中央党校《理论月刊》编辑部副主任，再后就到中共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思想教研组任组长，1991年任中央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在党校工作期间，为了实现他们全家和父亲生前的愿望：出版《朱自清全集》，朱乔森不辞辛劳，做了许多资料的搜集和前期准备工作，还搜集到了父亲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几十篇佚文。在他的努力之下，12卷本的《朱自清全集》出版了。
朱乔森教授还先后在《人民日报》、《红旗》、《求是》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解放思想的先驱、坚持真理的楷模——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等几十篇论文，在学术界受到好评。1991年，他的学术论文在中国共产党70周年党史学术论文评选中获二等奖，并获中央党校科研成果奖。
作为一名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家的博士生导师，他除了对党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外，还通晓古今、学贯中西。他开设的课程有党史、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等课程。他的每一节课几乎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指导研究生的学习时，常常引用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的一句名言告诫他的研究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并要求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应该关心现实，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1992年攻读中央党校的博士学位时，其导师就是朱乔森教授，他研究的方向就是中共党史。毛新宇说：“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不仅学到了许多中共党史的专业知识，还受到了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毛新宇还说：“朱乔森老师的父亲朱自清先生是我爷爷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表扬过的伟大爱国主义者。朱老师显然是受到了父亲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长期地超负荷地忘我工作，从20世纪末期开始，朱乔森教授就患上了直肠癌，不久又转移到前列腺，后来又转移到肺。此后，他又患了心肌梗塞，经抢救，终于从死神面前挣脱出来。
几年中，朱教授一直同癌魔作斗争，成了抗癌明星。他还为广大癌病患者介绍了抗癌的经验。他告诉那些病友自己的抗癌体会是：“首先精神上要放得开。我是解放前的老党员，那时，蒋介石没把我咋样，我就不信癌症会打垮我。”他还告诉广大癌病患者说：“癌症不见得一点好处都没有，苦难是人类的朋友，苦难促使人们拼搏，只有拼搏才会使人的生命迸发出火花。其次，不要拒绝医生的一切治疗。化疗很痛苦，一个疗程14天，我做了20多个疗程的化疗，吐得肚里已经没有东西了，还在吐，但还要做，决不放弃。因为我有许多事要做。”他还说：“我的癌症已转移了三次，也就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癌魔折磨他的日子里，朱乔森教授仍然是那样乐观，对生命充满希望，他告诉病友们说：“我能活过来，就不容易，活这么长时间更不容易。”
直到2002年4月5日，朱乔森教授终于平静而坦然地走了，享年68岁。
朱乔森教授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表示哀悼。
（本文摘自《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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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
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
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
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
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
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
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
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
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
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
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
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
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
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
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
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
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
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
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
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
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
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
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
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
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
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
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
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
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
再能与他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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