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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833—909）是浙江新城（今富阳新登）人，原名横，字昭谏，后因屡试不第，愤而改名为隐，自号江东生。他的曾祖和祖父都任过福州福唐县令，父亲也应过开元礼，为贵池尉。罗隐27岁就在贡籍，“才了十人，学殚百代。”（沈崧《罗给事墓志》），谁知十次应试，却十次落第！“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湘南应用集序》），“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谗书·序》）。此后十六七年，“东归霸国以求用”（《五代史补》），除家乡浙江外，还有陕西、河南、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等，但都“龃龉不合”（《十国春秋·罗隐传》）。
罗隐向有“江东才子”之称，为什么总是所至不遇？这是因为当时的用人制度已极其腐败，科场被权贵把持，营私舞弊，任人唯亲。罗隐是“江左孤根”（《投郑尚书启》），“族惟卑贱”（《投湖南王大夫启》），自然只好感叹“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长安秋夜》）了。《五代史补》说他“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据载，唐昭宗曾欲以甲科取隐，当场有大臣反对说：“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并举出“讥谤之词”《华清宫》为据：“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昭宗听了，就取消了原来的打算（见姚士麟《〈两同书〉跋》）。可见，罗隐的这些诗着实刺痛了统治者的心，既使其恼恨，又使其害怕，不为其所容也理所当然了。再则，罗隐所求的“霸国”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也多骄奢腐败，并无用人之心。如靠征讨黄巢起义军而威震一时的淮南节度使高骈，这时正独霸一方，罗隐往谒以求用，而高骈却惑于嬖吏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神仙之说，酷好仙术，荒唐不堪。罗隐写了《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后土庙》予以揭露。他把诗题在墙上，连夕挂帆而去。高骈知道后，恼羞成怒，发船紧追，追之不及始罢。
直到55岁那年，转机终于来了，在外奔波了大半生而所至不遇的罗隐，回到了钱塘，投奔雄据东南的杭州刺史钱liú＠⑴。钱liú＠⑴辟罗隐为从事，又请置钱塘县，表隐为钱塘县令。唐昭宗天复二年（902）， 钱liú＠⑴进爵越王，哀帝天yòu＠⑵元年（904），又进爵吴王。天yòu＠⑵三年（906），罗隐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军判官。梁开平元年（907）， 钱liú＠⑴被封为吴越王，又表荐罗隐为给事中。22年中，宾主遇合，如鱼得水，凡邦土的大事记、钱氏的文告、奏表几乎都出于罗隐之手。吴颖说：“昭谏则固有于天下之大者也，遨游吴楚，退而应钱王之召。其高节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重刻罗昭谏江东集叙》）袁英称之为“佐国是而惠残黎”（《重刻罗昭谏集跋言》）。
唐昭宗景福三年（893）九月， 以武威军防御使钱liú＠⑴为镇海军节度使、浙江西道观察处置军使，钱liú＠⑴使沈崧草谢表，盛言浙西繁富。隐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给，朝廷执政方切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改为：“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以诙谐幽默的语言为东南人民说了话。朝廷大臣见了都说：“此罗隐词也。”（《吴越备史·罗隐传》）。
罗隐感知遇之恩，竭力辅佐，深谋献策，敢于进谏。当时，吴越的赋税很多，小到鸡、鱼、蛋之类都要纳税。西湖的渔民每天要向钱王府上缴几斤鱼，名“使宅鱼”。渔民不胜其苦。罗隐作《题〈pán＠⑶溪垂钓图〉》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liú＠⑴感悟，“遂蠲其征”（同上）。
在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却相对安定，这固然有各种主客观原因，而罗隐辅佐钱氏22年，也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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