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占中最激烈的日子，我到了香港。行前数次电话联系，得知地铁仍然畅通，决定继续行程。结果预定的机场到酒店的往返车还是因占中取消了，好在香港的建筑结构和交通很紧凑亲民，搭乘行走十分方便，没费大劲就到了酒店。
虽已入秋，但在香港还是热的。那天得空去西贡玩了一天，回到酒店后，也未擦汗，脱了衣服不经意地坐在空调下吹着，不知不觉中一股寒意从背上升起，感到头晕，浑身发冷，肚子抽筋，连着水泻两次，发着抖赶紧钻入被窝。老伴一看不对，就上街买了止泻药和体温表，一量体温38.5度，给我吃了药后，请酒店又送来一条毯子，盖上后昏昏入睡。老伴又上街买了一件外套（内地称两用衫）。到了半夜又量一次体温39度多，老伴建议要去看医生，否则后两天的行程，拉箱子上飞机怎么办。于是昏昏然穿戴整齐，包裹严密地下楼，大堂总台建议到不远的铜锣湾圣保罗教会医院，接着出门开始了香港的求医之旅。
香港的秋夜十分凉爽，清风拂面，夜晚的街灯象繁星映入眼中，汽车的尾灯入流星划过面前，我在老伴的搀扶下，脚踏轻云地走到路口上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司机说铜锣湾除了圣保罗医院，一家是公立的，但病人会多，要等较长时间，教会医院人可能会少些，既然发烧，还是去教会那家会快些，片刻到了香港圣保罗教会医院，车费三十多元港币。进入医院大堂，接待的护士知道是发烧，看了我一眼就要我坐轮椅。我虽然腿脚有不便，但路还是可以走的，在大陆看急诊从来都是自己走，何时坐过轮椅，而且我坐轮椅让老伴推着上斜坡，也太受累了，我就谢绝了。可护士不由分说就推来轮椅让我坐好，拿起对讲机呼唤了一下，一会儿来了个小伙子，推着我上斜坡几拐弯进了一个房间。房间大约20平方左右，沿墙放着几个工作台，有两个护士在值班，轮椅推到一个护士工作台前，她很快将我的姓名、年龄、性别输入电脑，迅速给我量了体温、血压、心率，将上诉参数和还有自诉的病情也输入电脑。轮椅从另一扇门出去，沿走廊停在诊室门口，小伙子离去了。此医院就诊区的走廊并不宽，最多就两米左右，诊室门对面靠墙放着一排椅子，在我轮椅旁椅子上坐着一对小夫妻。诊室门旁的墙上贴着大幅的医生介绍，共有20位左右，每位医生的照片、学历、学位，治病的科别，每周问诊的时间，一目了然。每个诊室门旁贴有医生的姓名，像是专属。在大陆只有所谓的专家才能有资格上墙，诊费自然和一般门诊医生不一样。这里没什么专家门诊，既是医生就是专家，诊治自是一视同仁。一会儿，旁边的小夫妻进去看病，过了十几分钟出来，一位护士将我的轮椅推入诊室。我看介绍给我看病的医生本科毕业于香港医科大学，硕士毕业英国医科大学，是普内科医生。他看了电脑里我的体症参数和病情，然后问了问今天吃了什么，老伴告知今天在西贡游玩，晚上一块在当地的酒家吃的海鲜，他又问我老伴有没有不良反应，答一切正常，医生当即排除了因食物中毒引起的发烧和腹泻。然后用听诊器在我下腹上听了一会儿，这在我的看病史上也是第一次。然后说问题不大，开一些退烧和调整肠道的药，就可以了，自己买的止泻药不要吃了，想拉就拉，有助于体内寒气排出，还特别强调这里是不吊针的。开好药方交护士取药，又吩咐老伴到帐房结账。不久，护士拿进来几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散装的药，袋上贴着打印的小纸，没有药名，只有服用方法。护士还特别关照，这些药可以一起吃，互相不干扰。最后，唤来小伙子将我推到医院门口，他叫我老伴去喊出租车，车来后他将我推到车门旁扶我上车后离去。本次就医所费港币700多元。
回到酒店后已是半夜近两点，吃了药，将空调温度调整到27度，然后闷头大睡，出了一身透汗，到上午10点左右起来，居然一点病症都没有了，神色状态度恢复了，一番梳洗，老夫妻双双出门到附近的酒楼吃午茶，胃口还很好，一切已如常。
这次就医还是很有感触。
首先，医院的服务十分人性化，主动根据病人的状况提供服务，病人进了医院除了陈述病情和交费，其他都由医院的服务来完成。当护士认为你的症状有问题，表现出行动力差时，不管病人意见如何，坚持会使用轮椅。否则，让你脚踩棉花，晃晃悠悠，万一有了什么事情，就是医院的失职。这个就诊区十分安静，动线清晰，流程通畅，坐在轮椅上悠悠转了一圈，病就看完了，行进中我闭上眼睛，有如童年在公园的湖上，乘着荡漾的小舟，惬意地享受着假日。而在大陆医院也常看病，基本是自助为主，不是病人跑，就是家属跑，从挂号开始，就诊、检查、付费、领药等等，都是自己跑。在医院现代化的大楼里，只见人影在宽敞的大厅和走廊里穿梭，有如鱼缸里的鱼儿，来回晃眼。因为要满足那么多病人和家属的自助服务和医务人员的工作行动，没有宽敞的空间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总是追求大气的建筑。就讲量体温这件事，香港的这家医院的预检室，护士的工作台都是贴墙放，护士的座位向外呈开放状，只要病人进来，护士就可以立即起身服务，她用的是红外线体温计，往耳朵里一放，瞬间测出体温。而在大陆医院，通常在大厅放上柜台，护士依墙坐在柜台里，消毒筒里放着玻璃水银显示的体温计，然后病人或家属自己取了体温计，在旁边座位上量好再送过去，护士看好体温写在病历上，然后指示你挂号。记得在五十年代，我小时候看病还享受过护士过来给你量体温，你只要坐着就可以了，文革后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所以香港和大陆医疗服务的优劣是立马可判了。
其次、医生的问症判症也很有区别。香港这位医生，通过问症很快就排除了病毒性感染，没有给我开抗生素，就开了退热药和调理肠道的药，我看上面写着解胃酸和顺肠气等的说明，结果10个小时不到，药到病除，在我多次生病的生涯中还没有那么爽气的。在大陆我也在不同的医院看过发烧急诊，医生的处理通常是两个套餐，胃以上的症状，一般是压片看看喉咙，听听心肺，然后验血，拍胸片，胃以下的症状，按按肚子，听听心肺，然后验血，验大便，最后处置基本就是开头孢之类的抗生素，医生通常还会征求病人的意见，想快点好就吊三天针，不然就吃药，让病人自己作个选择。我不敢妄断香港和大陆医生医道的高低，也不敢随评两地医生职业操守和敬业程度的好差，但环境的差别还是有的。大陆的医院，特别是大医院，急诊室总是人满为患，留观室里睡满，走廊上都是加床，输液室里黑压压一片人头，就诊室排队等候着看病的病人，个个神情焦虑，整个氛围就锅中临近沸点的水。医生在看病过程中还不时有护士或家属叫去留观室处理紧急情况，或有病人拿着一叠检查报告塞到桌上，一个病人在看病，旁边围站着一圈等待的病人，时不时还有言语上的喧哗。在这样的环境中医生很难静下心来，去细微的区别每个病人的不同症状的差别，和病人充分的沟通病情，迅速缩短等待队伍，总是当务之急。这种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偶然文不对题的吃几天抗生素也无伤根本，本来也不是什么重症、绝症。
再则，给药也有很大的区别。香港医院给的药是散装的，没有药名只有服法，而且只有三天的量，这说明医患关系的充分信任，病人走进医院充分信任医生和医院，就不用关心给的什么药，只要吃下就能治病。在大陆医患间的信任度是较差的，有的病人一个病要跑几家医院，以此验证诊断的正确性。如果医院发出的药没有药名，对很多患者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医生开回扣方、人情方早有披露，患者拿到药都要看说明，还要互相打听交流药的效果，甚至根本就不吃。医院发药都是整盒的发，不少患者少吃不吃，药品就沉淀积累，于是就出现了走街串巷的药贩子，收购百姓家的存药，转手倒卖到偏远地区。而香港医院给的无名散装药就无法倒卖。
在香港看了一个小时病，居然有了这些感悟。医疗体系管理服务的科学化、人性化、细微化、精准化是体现在所有的行为和细节之中，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那一天。
老农撰文
上海旅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