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章放在了别处，有兴趣请度娘：松山战役70周年）
前言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常凯申）。天啊！
——约瑟夫·华伦·史迪威
一、崩溃的意识和现实——基础丧失、结构难除。
史迪威对“皇权——绅权”儒教意识体系崩溃中的1940‘S中国的描述令人惊惧，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可以支撑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这是需要何等的特殊手段和个体意志来维持，维持着这个国家命脉的当然还有史迪威手上的美国援华租借物资。诚然史迪威是个中国通，可他却也是个孤独的哲人，与所有来中国的传教士别无二致的是，他也是儒教教义的形式上的破坏者，毕竟从他第一次来华就带着尺规和基督教教义，在留华的岁月里他还曾有一个有趣的身份——西安至潼关公路总工程师。当然，他比利玛窦和汤若望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可以去使用，或许他也可以改变得更多，但这个国家2000年的路径依赖，在史迪威身后留下的只有用白骨堆积起来的符号化的胜利和少数逆袭成功的个体，集体迷失在了1945年8、9月间。而这一切，都被史迪威甩在了身后，1944年秋天他回国了。
集体迷惘下的崩溃启始于1839年9月九龙，而不是作为常识的1840年虎门，教科书为了强调鸦片又一次忽悠了我们。对英国方面而言，鸦片和茶叶也一样有成瘾性和心理依赖，是为对付中国茶叶出超的最便捷工具，而在此前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中，中商掺杂使假已为常态，不然就不会有“茶笼球”这样一件令所有中国人尴尬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了。难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存在对中国人在诚信问题上的几近分裂的人格描述，彼时，对于10年前未出校门的我，在大学毕业论文写作时深感迷惑。而如今得到一定程度的释然，或于其后的5年，城乡二元的分裂生活；于阅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之后，于阅读了奥斯特罗姆和重读哈耶克。
也许正如眼镜肉店的店主陆步轩在北大演讲时告诫学子的那样：不要去小地方。其实，那里或可能有中国最形式上的乡土，可那里确拥有最不明晰的“中国梦”，于麻醉自我心灵的环境中沉沦挣扎，或用一个词来形容最为贴切不过“醉生梦死”。现实中，在广大的疆域里，汉民族仍然处于形式上的绅权社会之中，只不过原有维系的意识在1945年之后的几年间轰然坍塌了，但在30年的社会结构重组实验失败之后，地方治理不得不重拾“秦砖汉瓦”——从族权发轫到绅权治理的路径，可以说这是一种路径依赖，但扎根的土壤不复。小岗分地是个开端，老干部、在乡贤达参与“新农村建设”是个成熟标志，未来发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或存在一份忧虑于其中，且不说农村民主自治这样的大命题，科技和信用的成长已然或必将淹没于地方治理的随机试错。有人认为互联网络和大学生村官是对抗随机试错的利器，其实恰恰相反，可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将枪交给不会扣扳机的人。选择失调，将大大提升随机试错失败的风险，何况现如今大学生村官成为文科教育急速复制产品出口，而在乡间拿着手机上网又于何处可以获取严谨的科学方法论呢？
有人会说，拉东扯西，说了这么多与松山战场何干？如果将儒教作为绅权社会的基石，花开两支——中日，而1944年美国人在组织结构上插手较少的Y军(史迪威的人猿泰山作战计划)与日本56师团的对战是为名义上儒教精神世界的自我终极对抗，最终化作了松山上一缕西方现代科技制造的TNT蘑菇云或是腾冲城里机器喷射的火焰。在我认为，那一刻起可以用崩塌（RUIN）来形容与那场战役相关的一切，东亚的儒教文明自那一刻起注定走向死亡了！巧合的是当地地名一谓龙陵，一谓腾冲。
二、回溯前情——看上去很美，其实不美。
于儒家绅权意识下，人们养成了对身边熟悉的人给予天使般的温和，因为要维系中庸、平和的区域社会结构；对陌生人而言都是恶魔，因为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可以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妄动杀伐。近代史上，南京五次大屠杀，其中有两次显现出了我们自己民族的这种劣根，一次是曾国荃、一次是二次革命时的张勋。在湖南长沙曾国荃是大善人，张勋在江西奉新口碑也不错，就是在南昌，老320国道红谷滩至新建的一段路基至今也是张勋出资修的，可这都是在他们先后屠完南京之后。在南京他们的作为和日军别无二致,甚至影响到南京大屠杀遗迹断代的认定，造成日本左派和当下中国史学界之间也存在难以弥合的认识差距。回到滇西，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日军的作为和650年前明朝开国之时的明军也别无二致，如有疑问的话，那可就真的得去问郑和了。诚然，日本不愧为中国的好学生，唐风宋韵学得不错，除了折扇，近代之前似乎没有反哺给中国任何有实质内涵的符号，更不用说，在植根于骨髓的潜意识中的对待亲疏的两面性了。
有学者认为，东亚自中国战国后后没有封建社会，但皇权和绅权分立下的地方治理很难用其它方式去形容。不用去翻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从副产品来看，为了维护统治，统治阶级通过禁欲，东亚自秦开始就剥夺了个体工匠对金属材料和机械的钻研的权利，留存于兵马俑的标准化机件，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一点，无论多精妙的金属结构设计都是服务于统治。而在民间，只有锁匠在研究、利用类似这样的金属机件，但在基本原理上2000年都没有什么进益，因为缺乏拥有顶尖智慧的人的参与，这是儒教的根子，真的很不屑，但这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中国的落后的一个方面！就算有拥有顶尖智慧的个体意愿参与技术革新，也不过是社会环境压抑仕途不顺，消遣而为，方向基本上是研究丹药的配方、环境工程（峦山派风水）、复杂的命理算学、瓷器窑变的效果、园林造景、木料和家居人体工学（明式家具）。学问嘛可以用“山、医、命、相、卜”五个字概括，不然的话中国古代地图画得都像山水画，意境高远，非我辈能够理解。有人说西方科技的发展源于用玻璃去观察化学反应，其实不然。“山、医、命、相、卜”当中，没有一个在当时可以精确到用技术体系去反向分析和研究的，和古地图的绘画方式一样全是凭感觉。可在西方封建禁欲的压抑下，容忍钟表匠的出现，进而微小机件结构的测量与定位技术的成熟，为精确化的工程体系的建立埋下了技术的种子；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最初独立谋生的布尔乔亚（bourgeois），对具有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形成，有划时代的意义。（毛似乎深谙此道，从公私合营到反右，逆向操作的典范）于这一点上，我更倾向哈耶克的观点，现代科技的发展或与度量衡确立、精确化学无关。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炮打不准，屡战屡败，怪只能怪自己学错了专业。
回到松山战场最后的战斗，日军用工程师八宝设计的精细工事、而李弥用的是坑道爆破，双方用的都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工程技术，从体系上看都来源于西方，无论成败归属于谁，儒家都输了，完全丧失了对自然改造的控制力。而常凯申从日本反学回来的所谓黄埔精神，还不如他的督战队管用，尽管最终顶上去的就是督战队。从个体上而言，李弥的赌运和逆袭精神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令其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日军56师团拉勐守备队最终在西方科技下彻底玉碎了。不过有趣、而又悲哀的是中国人儒道中不求精确的精神于这场战役里发挥到极致了，战后统计俘虏无论查什么资料都说7、8人，到底是7人还是8人莫衷一是。(余戈先生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在读，说是9人，应该考证过)相比美军连级指挥官每战必写战斗报告的求是精神，我们简直可以用汗颜来形容。直到现今，研究与美军相关的历次战史也不得不跑去美国查资料，也不知道西点军校松山战役教案里用的是什么资料。余戈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第15页所说的话值得思考，千代田九段坂被拜的鬼都精确倒了个位数！一直萦绕的问题：到底在哪一天鬼子国与兲朝分道扬镳的？——欢迎左愤批评，反正在我的经历里，我们连下水道走向资料都不会妥善保管。
三、中日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在那一年分开——可悲可叹，但不能麻木。
1895年2月，维系着大清王朝正统的北洋水师的最后荣光被日本陆军堵在了刘公岛，一个陆军出身的水师提督，李鸿章的安徽同乡自我毁灭，那一刻大清王朝上下都没整明白为何一下就败了，败得如此彻底，不过也败得习以为常，败得灰常麻木了，可就是那一年，中日的近代化在那一年分开，中国开始在平行的宇宙中开始追赶日本，焦虑躁动没有方向感。也就是那一年，李鸿章赴日本议降，于马关遇刺，而就是“刺李案”，日本最终完成了司法独立。这一案虽然为大清王朝省了不少银子，但日本人用中国赔款支撑了1872年的《学制令》，普及全国的初等教育，日本人用钱的态度就值得敬佩一下。
1945年，两个国家都打回到几近铁器时代，几乎回到了1894年，可又一次分开了，这个大家都喜闻乐见了。整整一代人何以告慰，松山和中日战争中历次战场上殒没的英灵。也不知道，东方的直布罗陀是在夸赞日军，还是在夸赞中国军队。
2014年6月4日，松山战役打响70周年的日子，松山我来了，惠通桥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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