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行且行

想出去走走。

一个折磨了我好久的念头。好奇心与探索欲总是不停在心头作怪，可惜自己天生方向感就很差，怕是一走出去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于是，我自小对外面的世界就是既憧憬又疑惧，那是一种伸着脖子眺望，却又蜷缩着脚徘徊的尴尬姿态。但当经历了几个通宵的期末生活的我再次以同样的姿态伸着脖子望向窗外时，却莫名其妙有种冲动：这双脚，该踏出去了。

感谢资本主义技校的暑假制度，让这种冲动有了实现的可能；还要感谢沿途招待的各位同学，使这种实现多了一份便捷与安逸。于是，我就像个孩子一样，学着电影里俗套的浪漫情节，背着单反和行囊，一个人上路了。一路过四省经十城，舟车劳顿，苦乐自知。漂泊了一个月零十一天，终于回到了鸭绿江畔。回家后的我总想写点东西，给未来的自己留点念想，却又怕见识浅薄，贻笑大方。古人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前后顺序，真的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万卷书未读，就算脚下已走过千里万里，脑中也依旧空空。思量好久，还是厚着脸皮动了笔，脑中空空那就写点空空吧，人，总要给自己一个交待。还望各位读者读罢后，一笑而过。

魔都三阙

这篇文章没打算以游览顺序进行，我是想经过我的观察、体验、思考、总结，将这十余城分类、比较，把简单的游记上升到对历史文化与都市文明的思辨上。说起来比较晦涩高深，其实无非是选择了一条较难的路，想写出深度并不容易，而且还易招冷眼与嘲讽、口水与倒彩。可我还是愿意抱着高中的语文水平一试，既然无论如何都博有一笑，倒不如开怀大笑一次。

这里之所以把上海单拎出来，不仅仅因为它是我此次旅行的起点，更重要的原因是，上海在我眼中始终是个异数，把它与其他任何地方放在一起都显得那么扎眼，不合群。它的名片上写满了花花绿绿、方方面面的头衔，却没有一个能够让人有恍然大悟、眼前一亮想与名片主人握手的冲动。大部分游客对上海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耳闻，但真的到了这里，基本上都会犹豫徘徊好一阵，不知从何下手。我也是如此，甚至在动笔之前，根本不知从哪里写起。若是把它与西安放在一起写写历史，那堪比深港的经济实力便会一脸铁青，发起牢骚；若是把它和苏杭放在一起研究人文风俗，那胜过欧美的文化包容度又会小嘴一撅，生起闷气。我这人比较圆滑，谁也不想得罪，那就给这首站搞个特殊化吧，既然它各个角落都会沾边，那就各方各面都打打圆场好了。于是，它就这么游离着、模糊着、广泛着、特殊着，作为新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大的块头，铺在了我的脚下，陈在了我的纸上。

上海，一个坐拥六千三百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被人们称作“魔都”。这个称呼的由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最早的一种是出现在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作品中。这个被首次使用的新称呼是二十世纪初，上海在日本文人眼中的错综迷离的世相的高度概括。可上海究竟“魔”在哪里？这个“魔”字该如何解释？一时间众说纷纭。而我却对“魔术”这种说法情有独钟，因为它最形象，最有画面感。就像两千多年中，各色人物先后登台献艺一般，每个人用自己独有的手法，悄悄地改变着这个城市的样貌。

首先登场的，是老上海人自己的“戏法”。开埠前的中国，还可以以粮食产业自给自足。上海地处华东平原，又依大江大河，粮渔业都有很好的发展基础。一代代老上海人不懈地奋斗努力，终于将一个小渔村变成粮运、交通、金融与贸易重镇。谷黍丰足，百姓安居，商贾兴盛，而今天的城隍庙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最有老上海的风味，不得不前去一访。

其实说到根，城隍庙并非上海独有，这本是一种中国古代传统的祭祀庙宇，全国上下比较有名的有五十多座。根据古书记载，“城”意为城墙，“隍”则为护城河之意。古人们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自然力面前往往显得不堪一击，于是，城隍神便成了人们企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精神寄托与原始信仰。在同济干训楼住了两天之后，我不想打扰还在上课的同学，自己一人跑到了豫园。当我曳步在上海老街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老戏法”。一条街的白墙黑瓦，一条街的木窗红阁。烫金的龙头衔在高角飞檐上，迎着烫金的太阳；颜体的牌匾，柳风的幌子，或书金玉满堂，或书龙凤呈祥；街边大小店铺，行人如织，木刻琉璃、翡翠玛瑙、丝绸琥珀摆满了各式货架，生煎、汤包、五香豆的味道争相掩盖；“侬拉”、“伊个”一声声轻巧的苏沪小片从牙缝里慢慢渗出，厮磨着你的耳根，拉扯着你的脚步。我仿佛真的置身于宋朝那“人烟浩穰，海舶辐揍”的华亭，很庆幸自己还能亲眼所见那条老戏法变出的文化长廊。此，乃第一阕。

就这么一个安详富庶与世无争的小渔村，最终还是逃不过贪婪的蓝眼睛的目光。一九四二年八月，紫禁城的口，南京城的笔，落在了一张羊皮纸上。申城的名字，赫然在目。英国人骑着高头大马来了，带着那纸条约；法国人挎着细柄宝剑来了，也带着那纸条约，接着是美国人，俄国人，叽里咕噜地筹划着他们的殖民魔术。黄浦江畔任他们瓜分围圈出一个个租界，上海滩人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建筑就迎着江水建起来了。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外滩。

我去外滩的时候是晚上，刚到上海安顿好行李，天就已经黑了。但同学仍热情地拉着我去了这个城市的地标性场所。一路华灯璀璨，灯火辉煌，一行人走过当年叱咤风云的和平饭店，停在水质已大不如前的黄浦江畔。回头一望，便是一排姜黄色夜灯下的万国建筑群，梦幻如城堡一般。我依稀地分辨着哥特式、罗马式和巴洛克式的遗存，印象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有着许文强和冯程程的夜上海，在此刻终于在眼前实体化，物象化。当年洋鬼子们变的魔术，也算让上海因祸得福，它正是从那纸羊皮从小渔村开始向远东第一市转身。此，乃第二阕。

老上海人的戏法，洋人的魔术，还是敌不过现代都市文明的侵略。我好像总喜欢用侵略这个词形容都市化，语气中还总有些厌恶。这可能是出于一个旅人对新鲜最本质的期盼与探索，和对文化多样性最原始的渴望与贪婪。对立往往意味着精彩，而统一往往意味着混沌，如果我这次途经每地都是一样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那这次旅行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自古革新易，守旧难；融合易，隔离难，革新会掀翻历史，融合会消化个体。但是，这样的说法显然有些站不住脚，我们不能认为新兴的工业文明就不是文明，快餐文化就不叫文化。都市化和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革新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融合的同时也在标榜着独立，只是程度的问题。想清楚这些，再去陆家嘴和五角场，也就有备而至了。我知道会有一场车风人雨，楼海霓云等着我，而他们也有备而来，不出意料地用了一场现代的礼仪迎接我这个远道的旅者。十车大道算是红毯，鸣笛阵阵算是唢呐，星巴克与哈根达斯算是迎宾酒和接风茶。

既然两边都有备而来，就算价值理念不同，也便相安无事，就像两个对弈许久的棋手，互知底细，那也就各走各的步，无惊无惧，无赢无输。我端着相机，细数这几天在上海的经历，突然联想到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前几年，一批台湾艺术家首次来上海，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街旁高楼密布，已经很难见到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于是就言辞激烈地指指点点。不想出租车司机立马把车停了下来，一定要与他们辩论：你们为了文化参观，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种没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管道的房子，于心何忍！

是啊，于心何忍。一个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毕竟不能只为几个酸腐的游客而造。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惯守的人文情结有个很严重的悖论。人文，是以人为基础建造的文化体系，若不能服务人类本身，人文何用？人类的生存，总不能因为青睐青铜锈斑就弄污了吃饭的瓷碗，不能因为怀念霓裳袂带就盖住了休闲的汗衫。所以，作为一个有文化背景的老城，上海的发展，一定会在便捷宜居和人文素养间做着纠结的权衡与调节，丢了老古董不行，挡了出门路也不行。这条自我调节，自我反馈的路还很长，只要老戏法不失传，魔术不落伍，之后不管怎么变，都随他去。

南北都城的较量

接着说说南京和北京。两个都城，一北一南，背着各自的故事，说的各自的念白，绕不开的，是现代史中斗了半个多世纪的两个城的城主。这两方权利的具体化身，我都在旅行中找到了归属，容我在这里先说说北京的天安门。

几百年前，当清政府从紫禁城内发号施令时，城外的人望着那神秘的北方，脸上一片茫然。人们想着，从这到乾清宫该有多远？宫里的红砖金瓦该有多奢华？当今的圣上该是什么模样？直到一九四九年，统治阶级终于把亮相的舞台从深宫挪到天安门的城楼上，碌碌的百姓终于将城主看了个真切清楚。从那天起，天安门便成了成千上万民众心目中的圣地，人们朝圣般来到北京，只为了在广场前与那张巨幅画像合影。或者，是为了另一个目的，看升旗。

到北京的第三天下午，在西单寻找传说中的西单女孩未果的我，搭乘地铁二号线来到了天安门。出站时天已经黑了，但城楼下仍热闹非凡。华灯初上的长安街前，成群的游客端着相机拍照留念。正在交接班的解放军战士在金水桥周围站的笔直，身后，是砖红色的城墙和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夜渐渐深了，可我却还未找到安身之所，那就干脆看一次升旗吧。在前门附近找到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到最里面的角落入了座。过了一会，食客渐渐多了起来，原来通宵看升旗的人也不在少数。天南地北，各操各的乡音，各说各的故事，竟也毫无睡意。就这样到了凌晨四点左右，大家打起精神出发了。出门时天仍是黑的，但突然就飘起了雨，这实在让人有点揪心。冒雨跑到广场前，警戒线前已经站了两排人了。半个月亮还挂在天空，广场上的路灯稀稀落落地亮着。雨一直在下，有点冷，维持秩序的便衣警察都套上了厚厚的外衣。城楼上的天空像水墨画一般，狼毫中锋蘸着暗青色的墨汁一层一层地渲染。笔锋错落间，那云便挥洒飘逸，气吞山河。

四点四十，雨知趣地谢幕，城门毫无征兆地打开，人高马大手握钢枪的国旗班战士列队而出。军靴踢在微雨过后路面上，发出一阵阵整齐响亮的撞击声。那声音传过金水桥，传过长安街，终于在旗杆旁站定。旗手熟练地登台、挂旗、套索，我意识到快开始了，慌忙收好相机，立定站好，小学生般的敬意。国歌三奏，每个音符都铿锵有力地敲打着北京的上空。我平生见过最大的国旗正缓缓上升，和太阳同步。当年，在城楼上看升旗的毛主席，在这48秒的时间里，想了些什么？历史的宿命，他不会不懂。江山自古易打难坐，这个国，这座城，换了新的主人，而这新的主人，又会停留多久？

国歌奏毕，旗已升顶，群众仍意犹未尽，不愿散去。雨后一道彩虹斜斜地挂在人民大会堂的顶角，身后的朝阳，正放着夺目的光，迎接着它亘古中的过客。

这过客当然包括另一个城主。在南京，最具那个城主象征意义的，毫无疑问是总统府。很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此行中并没有给此地留出时间，所以在这里，不得不从西安借一个地方，这个地儿，就是临潼的华清池。

算起来华清池的资历真是不小，跟杨贵妃和慈禧都能沾上点边，可这里我要提到的，是发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当年忙于剿共的蒋介石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10月22日，他正式下榻华清池，并在9天后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大寿。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还会在这里经历人生中的一个大坎儿。由于蒋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杨二位将军彻底被激怒了。两人苦劝多日无果后，终于决定在12月12日实施兵谏。当日凌晨5时许，华清池门外一阵密集的子弹声搅醒了蒋介石的清梦。事发突然，蒋不顾体统身着睡衣赤脚从后窗翻出，逃往骊山。后来被搜山的士兵在一块巨石的夹缝中搜出。关于这点，有一说是失足误坠，还有一说是蒋故意藏身于此。此事，可能只有他本人知道吧，这里就不深究了。

我去华清池是一个飘着微雨的下午，正好经过蒋介石当时工作的地方。卧室、办公室、警卫室一应俱全，屋内摆设也尽量恢复到原貌，十分讲究。玻璃上还有当年留下的弹孔，后窗口没有余温，却满是灰尘。我跟随同伴沿着老蒋当年走过的路一步步跟上，山路极为复杂，用了半个小时才抵达传说中的兵谏亭，到达时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很难想象，一个50岁高龄的老人竟能仅用十五分钟便赤脚跑完这段路。

蒋藏身的地方后被称为虎斑石，离地有四米左右，有一道狭缝从地面弯弯曲曲兀自向上。蒋当年借助的枝蔓杂草早已不在，如今已被修上了方便游人攀登的铁索。我来了兴致，迎着陡峭的石壁一跃而上，踩过蒋委员长踩过的岩石，终于到了他当年的藏身之所。那是一个一米见方的天然庇护所，仅容一人蜷身而立。我拭了拭尘土屈膝坐下，心中明白，我虽然与一位大人物在空间上重合了身影，却在时间上错开了身位。曾经风光一时的绝对城主，竟出逃地如此狼狈。我不禁开始思考：遇此大劫，到底该不该逃？

逃跑自古以来就是门学问，若是被困战场选择撤离，叫做战略性转移，这逃的是有生力量；若是深夜遇袭，又未着衣履，这逃的仅是一条命。都是逃跑，但两者的意义、档次却高下立判，前者是智慧，后者则是本能。作为一军统帅，有些祸难是不能躲避的。迎是胆气，躲则是示弱，而统帅的示弱是最伤士气的一笔，自古为兵家大忌。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不会选择正襟危坐气定神闲，就算被乱枪打死也不失大将风采？可惜，历史不做假设，事变还是发生了。再往后，两城之主经过短暂合作，还是斗了个你死我活。地理上一南一北，历史上一前一后，南北两都，同样错开了身位，却错不开注定的较量。

南京和北京的联系远不止这些。时间往回推，两座城市又非常默契地都遭受过外敌的入侵。为了回顾那段历史，我独自前往了有着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康熙年间，皇上因不愿承受下江南游玩的车马劳顿，突发奇想要在北京城建一座皇家园林，将江南山水复制于此，以后便可足不出户，遍赏天下奇观。经雍、乾、嘉、道、咸五位皇帝一个半世纪的经营，一个集天下名园胜景与西方园林大成的大观园终于落成，里面珍宝古玩、名家名画数不胜数，令人垂涎。不过这口水中，还是有洋人的份。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又杀了回来。空手而来，满载而归不说，走前为销毁证据还放了一把火。这火一烧就是三天三夜，摧毁了所有木质建筑，百年心血顷刻间灰飞烟灭。我缓步来到绮春园正宫门前，沉了几口气才缓缓抬腿而入，之所以不着急是因为我知道没必要赶，无论怎么紧赶慢赶，也赶不上它最辉煌的时光。

我去的时候正值夏初，满池的荷花虽已初放，但没什么太好的光景。刚从南方转回来的我，面对铺天盖地的复制品也早已审美疲劳。于是我穿过涵秋馆、鉴碧亭，直奔长春园的西洋楼遗址，这也是圆明园中唯一一处遗迹真品。只可惜，当年的大理石汉白玉早已壁断垣残。初中历史课本的插图一页一页在身前实体化，迎着阳光，一片白晃晃。眼前，却只有那群洋人嗜血的指挥刀和贪婪的白手套。我心底一声怒吼：“不许动！”没人理会。他们依旧我行我素，眯着大大小小的蓝眼睛绿眼睛，盯着他们的猎物。突然一片火光冲天，照亮了他们狞笑的脸。“来人啊！”我再次咆哮，依旧无人理会。耳边莫名响起了高中课本里雨果的话：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这，就是文明的对野蛮干出的事情。

一个王朝，在火光中静静旁落。

相较北京的财物两空，南京城遭受的入侵似乎更为惨烈。三十万，仅数字便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浑身颤栗。六朝古都顷刻归为死寂，伏尸遍野，焦骸满目。白雪，蓝天，连同傲冬的红梅，也都霎时变成灰色，灰色，是那段时期的基调，而这基调，翻过了七十年的历史高山，也沥浸了今天的大屠杀纪念馆。在决定前往纪念馆前，我曾徘徊，落笔之前，也曾犹豫良久。我在犹豫自己是否有勇气去面对那段血淋淋灰蒙蒙的历史，我在担心，无论什么形式的造访，什么风格的文字，都显得太不尊重。死去的人，毕竟需要安静。但我更害怕的是，那片灰色会慢慢透明，那段历史会渐渐真空。我害怕经年以后，当儿孙缠着我，问我三七年的腊月十三发生了什么，我会无言以对。所以脚还是迈了出去，笔还是落了下来。历史，必须记录，不能逃避。

静，能让人心脏瞬间休克的肃静。灰色的墙，灰色的天，灰色的碎石地面，不消半分钟，一种历史与生命的凝重就会压得你心神不宁。角落里的和平大钟静静地悬着，十字架上写着当年被定格的日期，西面的墙壁上，刻着用十一种语言书写的“遇难者300000”。广场上的人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谁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向前走着。过了广场的西北角，我拐进了一间陈列室，而在那里等着我的，是让我始料未及到浑身发抖、震恐不已的几百具、活生生的尸骨。

万人坑我当然是知道的，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形式相遇，让我这样猝不及防，狼狈不堪。昏黄的灯光下，坑中尸骨的轮廓衬着黄土的背景清晰可见，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跟死亡如此接近。这一刻时空好像已经解维，听不见声音，感不到流动。地上跳动的心脏，地下空寂的头骨。横躺的，侧卧的，盘曲的，变形的身躯一个挨着一个，没有遗言，没有落款，没有姓名。

铁证，我想。这些年来，国人对日本始终有着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结，倒不是因为侵略军当年犯下的错误，而是因为官方到现在为止，都还一直否认屠杀的存在。我一直在想，官尚如此，且揣民心？但是，眼前的事实却能抚平很多人的愤怒与敌视。陈列馆里，随处可见日本儿童用稚嫩的画笔写下的“peace”、“反戰”等字样；室外的草坪，也有日本老兵立下的赎罪与慰灵之碑。捐款，吊唁，祭拜，这些年岛国民间的身影不在少数，这或许会让大多数国人感到宽慰吧。历史不怕犯错，真正让大众零容忍的，是对错误的否认与抵赖。一面是几张狰狞叫嚣的面孔，一面是一群低头忏悔的脊背，岛国未来的脖颈，会转向哪边？

战火总是让人板起冷峻的面孔，一脸严肃与淡漠，这当然不是两座都城全部的表情。同为古都，那古色古香的人文气息，一样有话可说。夫子庙作为南京的老名片，静静地躺在秦淮河畔，唱着昨日的笙歌。

夫子庙始建于宋朝，最早的建造目的当然是为了祭祀孔子。所以在当时，这里只是供学子拜圣祈福的文教中心。但到了六朝时期，夫子庙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聚居，商贾墨客云集的繁华市区，再往后，酒楼茶馆、小吃店铺、青楼妓院也都应运而生，“梨花似草雪如烟，家家粉影照婵娟”便是对这畸形繁华的写照，这写照，在文德桥两岸，尤为鲜明。夜游秦淮，我也来到文德桥边。这座承载了无数得意与落寞的石桥，曾吞吐着各朝历代的兴衰繁没，吞吐着文人墨客的丽诗苦词，吞吐着歌妓舞女的冷粉香脂。董小宛，柳如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刘禹锡，杜少府也从这座桥上走过，就连唐代大诗人李白，也传说在此地赋诗后，“醉酒揽月”落水而亡。

可我要说的却远不止这些。在那个六朝金粉的时代，曾有过这样一个传统，寒窗学子若考中状元，便在秦淮内河北岸的得月楼设席宴请宾客，然后走过文德桥到南岸的青楼酒馆吟诗作赋，醉寻佳缘。一朝五花，状元登科，便可从此风光无限。由于桥的对岸是轻歌曼舞，云雨幽欢之地，自古便有“君子不过文德桥”之说。于是古时那一大群落寞文人的尴尬便出现了：一方面多年寒窗，屡试不中，只能停阶于得月楼下；另一方面众目睽睽，心中的道德底线又让他们止步于文德桥前。寒来暑往，年复一年，听过多少次楼顶酒杯撞击的聒噪和桥头笙箫艳曲的轻柔，看过多少次阶上宾客挥舞的汗巾和对岸歌女撩动的香绢，他们终于捂住双耳，抽出了折扇摇了又摇，自恃清高，拂袖而去。那一时的文人，能够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毕竟寥寥，绝大多数，还是与那片繁华绝缘。我驻足桥心，想象着当年左岸才子抒怀，右岸佳人扬琴，却发现还是桥中的李白最浪漫，最洒脱。浓酒下肚，睁着迷离的醉眼，不看左也不看右，只望见了秦淮河面。既然瞥见了月亮，那就索性纵身一跃。

文德桥北上一千多公里，一条条传统的胡同作为北方文化的代表，弹拨着有板有眼的三弦与京胡，与大家闺秀的金陵丝竹作着较量。

“胡同”这个词本是蒙古语的音译，自从元定都北京后就有这种说法了，到现在已经历经七个世纪的风雨。老北京的醇香，全砌在那灰砖灰瓦的夹缝中。我首先造访的，是位于前门的大栅栏。那天早上刚看过升旗，天还很凉，乘着晨雾，我一个人在前门大街转悠，街巷两旁刚开门的店铺都打出了早餐的招牌，老板们亲自出马站在门口吆喝，“里边请了您呐！”“浆子大果炸酱面热乎喽！”老北京人的调门高，扬声多，说话时音儿是一直往上走的，若是直直白白地喊出来，冷不防就会被吓一激灵。但经过京片儿特有的儿话音一修饰，这一声声吆喝就显得特别随意闲适，动听入耳，叫地人心里舒坦极了。

随意找了一间店面入座，要了一碗白浆配炸果，一顿狼吞虎咽后突然想挑战一下传说中的豆汁。这是一种一直颇具争议的老北京小吃，身边初到北京喝过豆汁儿的人都直摇头，说那味道酸的像泔水，但老北京人却嗜之如命，当年豆汁铺关门的时候竟引来集体嚎哭。我自小味蕾比较宽容，宽容到可以咽得下自己蹩脚的饭菜；再者，小时候老家是养过猪的，泔水的滋味我也很是了解，所以我想斗胆一试。但当温热的泛着绿沫的纯正豆汁真正端到眼前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勇气不足。那是一种泛着酸馊的怪异气味，看来我也一样无法理解老北京人的这种癖好。看着邻座的食客就着焦圈吃得津津有味，我不禁有些尴尬，为了避免暴露外地人的身份，我慌忙捏着鼻子一口气把豆汁咽下，转身告辞。

早餐食罢，街边大小店铺也都纷纷开了门，我决定补偿一下自己的味蕾，闲庭信步地吃了一路。炸酱面、驴打滚、糖葫芦，各种北京特色小吃塞了个满嘴，其中叫卖声不绝于耳。在北京吃小吃，卖家永远占据着话语主动权。从接客到送客，嘴上一刻不得闲，但每句都还言简意赅。嘴上麻利，手上也利索，一眨眼功夫就已打包装袋，“回见您呐”，然后开始招待下一批顾客。他们好像从早到晚都能保持这种亢奋热情的状态，但作为食客，不仅不觉烦躁，还感觉时时刻刻面对着一个大大咧咧带点痞子气的年轻小伙，豪爽痛快，酣畅淋漓。打这儿，南北方文化差异就值得一提了。夜游夫子庙时，我也从小吃街逛了一大圈，小笼包、五香豆、牛肉锅贴、鸭血粉丝琳琅满目。这些小吃，只能配上南京特有的太高小片来吆喝，每个清清秀秀的阴平从牙缝中缓缓吐出，悠悠然不紧不慢，就连打包找钱都是慢条斯理，认真谨慎，就像一个刚出嫁，柔声细气谨小慎微的大姑娘。

姑娘小伙，一南一北，遥遥地对望一眼，继续着自己的叫卖。

胡同的故事还得继续，南锣鼓巷和烟斗斜街既久负盛名又相去不远，于是打算直奔主题，可鼓楼外有一家叫做姚记炒肝的小吃硬生生拽住了我匆匆的脚步。同行的旅友介绍说，11年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时曾带着孙女亲自到这家小店用餐。这件事使本来就生意兴隆的小店变得更加火爆。按理来说，总统和平民都是人，下个馆子吃个便饭本事再平常不过。但在国人普遍的“大官情结”中，能够与当官的一同进餐，不论官职大小，都是件不得了的事。我当然不能免俗，非要看看被副总统看中的店面有什么名堂。铺子不大，装修简单，也就十几张桌子，但确实十分热闹。旅友要了一盘春卷然后把菜单递给了我，我的指尖停在了那碗卤煮上。卤煮火烧的名字实在如雷贯耳，这道菜最早是从宫里传出来的，名曰“苏造肉”。民间由于用不起五花肉，便改用猪杂碎煮制。猪肺、猪肠、猪肝、猪心，配以小块火烧、豆腐一锅烩下，再浇上一大勺老汤，顿时香气四溢。我口比较轻，吃了几口便觉得咸，赶紧捞一块火烧咽下，结果却越吃越咸，就这么恶性循环，一大碗卤煮一会儿就没了。旅友无奈地看着一个东北小伙大汗淋漓的样子，带着江苏姑娘文雅贤淑的气质，咯吱咯吱咬着春卷。姑娘小伙，对望一眼，会心一笑。

摸着鼓鼓的肚皮出门望着正在西沉的夕阳，我终于迈进了北京的老胡同。在北京，每一条胡同都有自己独特的来历和故事，烟袋斜街和南锣鼓巷也不例外。鼓巷自不必说，在元大都是已经是相当繁华的里坊；而斜街的来头也不小，在清末时曾是八旗子弟与富甲商人聚集的地方，由于这里以经营烟袋与古玩为主，故因此得名。要找老北京的味儿，这两个地方说什么都不能错过。黄昏漫步，我一手扶着古色古香的石墙，一手托着新鲜的糖人果脯、文宇奶酪，听着一声声京片儿，突然感觉像回家一样温暖。我终于不能自已地闭上了眼睛，时光溯洄，身边的人好像都换上了瑞蚨祥的大褂，马聚源的瓜皮小帽，他们遛着鹦鹉，品着大碗茶。街边有人拉着三弦，熟人打照面便拱手为礼，孩子吵着要吃冰糖葫芦，车夫低着头弓着背拉着洋车上的大爷疾驰而过……

“听说，这附近要建地铁，可能会拆一部分胡同。”什么？！旅友的一句插话彻底敲碎了我的梦。我惊起了一身寒颤，眼前温暖的巷子瞬间变得冰冷，冷地透骨。我抑制不住地想，如果北京的胡同要变成地下铁路，那文德桥会不会变成船运码头？圆明园会不会变成国际机场？莫愁湖会不会变成水上乐园？我突然意识到，相机里拍过的照片，可能是他们谢幕的定格、最后的绝唱，可能最后，连相片也会发黄、腐烂，什么都不剩。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无力，我拦不住姑娘小伙渐渐长大的节奏，他们终究会成熟，一样的朝九晚五，一样的行色匆匆；我拦不住两座古都奔向对方的脚步，他们终究会相会，一样的钢筋水泥，一样的摩天大楼。姑娘小伙，不再遥望，南京北京，不再有较量。

眼前，一片灰色，一片极寒，我攥着相机，一言不发。

蜀与吴的碰撞

中国历史上仗打过不少，但要说打得最惊天动地激动人心，最具传奇色彩与观赏价值的，无疑还是三国时期。英才辈出，枭雄逐鹿，谋士斗智，将士斗勇，一时间斗得天昏地暗，荡气回肠。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个个性格鲜明，颇具英雄主义，致使千年以后重温故事仍觉栩栩如生。这一时期，也顺理成章地连起了两个宿命的劲敌，瑜与亮，孙与刘，东吴与巴蜀。此行辗转，我也分别前往了江苏的无锡苏州和四川的成都。江南与川北，千年以后的文化碰撞，也被我亲眼目睹。

朝辞南京，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我踏上了无锡的土地。江南的小镇多水又多情，水灵灵羞答答，比起南京的大家闺秀，更有些小家碧玉的味道。说起来无锡这个地名的由来还颇有意思，原来古时此地盛产锡矿，但由于历代过度开发，到汉朝时锡矿已采尽，故名“无锡”。再后来由于开采技术的提高，锡矿又重新被发现，于是当朝的政府在为要不要改回“有锡”纠结了好久，最终还是图了个方便，懒得再改。无锡地方不大，市区刚过千平方公里，而水域就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唱主角的，无疑是中国东部近海区域最大的淡水湖——太湖。经过多年的地质变迁，太湖渐渐伸入了无锡的市区内，形成了今天的蠡湖，而关于蠡湖，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两千多年以前，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助其灭吴复仇后，功成身退，隐居于此，与佳人西施共同泛舟湖上，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将此湖更名为蠡湖。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吴越之争了。这段历史家喻户晓，当年勾践兵败会稽后假意称臣，忍受十年胯下之辱，励精图治，终于卷土重来，雪洗前耻。更有一联赞其曰“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人们之所以对勾践评价如此之高，是因为这个故事充分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那为何国人骨子里会对复仇情有独钟？我认为，首先复仇者往往都是受害者，中国人向来心软，同情感会很容易地先入为主，自行把这种复仇冠上了正义的帽子。其次，这种笑里藏刀、后发制人显得更高级，更有心计，中国人喜欢算计，喜欢暗斗，于是我们看到的各种武侠小说大部分都会以杀父或是灭门之仇作为开篇故事发展的楔子。勾践棋高一着当然符合大众的审美观，而夫差们，只能作为复仇的发泄者悲剧地陪衬，罪有应得一般。

不过，这就对夫差太不公平了，历史总会有偏向和隐瞒，有些个不为人知，还是有一说的必要。其实，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勾践就已经在公元前496年与吴国有过交锋，当时由于用兵得当，在槜李大败吴师，并射伤吴王阖闾。阖闾在弥留之际曾跟他的儿子夫差说：“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夫差倒也争气，日夜勤兵，并令卫兵每日提醒自己杀父之仇。不出三年，破城俘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么这段历史的主人公非夫差莫属。所以这里首先要正名的是，两人同为复仇者，夫差却悲剧地成为了历史的垫脚石，在那个混战的年代，复仇本身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一将功成万古枯，凭何勾践一人流芳千古？

其次，人们褒勾践贬夫差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夫差暴戾乖张，穷兵黩武，好逸恶劳。可在古书中，勾践的为人也并非那么高尚。当时勾践手下除了范蠡，还有另一位比较重要的谋士，名曰文种。破吴之后，范蠡深知伴君如伴虎这个道理，于是便辞职隐退。临走前留话给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话说得很明白，可文种没那么豁达，虽然从此称病不朝但还是留在了勾践身边。后来事情果如范蠡所料，勾践由于担心文种谋反，赐其死罪：“您教我的伐吴七策，我只用了三种就击败了吴国，还有四种在你那里，请您替我在死去的先王那里试试它们吧！”这段话十分高明，戳人要害且伤人至深，文种没有借口，不得不死。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功成杀臣，过河拆桥本是老伎俩了。刘邦诛韩信，朱元璋弑胡惟庸天下闻名，不杀生的，还能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使个“杯酒释兵权”遣散各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是历代帝王的惯性、本能的思维，功高盖主当然要株连九族，没什么新奇的。可同是杀功臣，戮忠将的勾践和夫差，得到的待遇却相差甚远，实在是让人气不过。不过要是回过头来想想，整个故事中最得意的还属范蠡，或许这一切他早已看透，功成后美人在怀，退隐仙湖，才不管天下如何争斗。

出无锡五十公里就是苏州了，对这个地方我一直不太甘心，大一上学期时曾经有机会参加学校组织的苏州游学团，不过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未能通过面试。所以这次一定不能再次错过。苏州这个地方做过的文章太多了，远的不说，光是九一年余秋雨先生的一篇《白发苏州》就如雷贯耳。就个人而言，我还是很欣赏余前辈的文风的，那么多历史典故、趣闻史料都能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他的书读多了，自然也有些耳濡目染。不过我还只是小学生，文笔当然不能跟前辈大家相提并论，那就草草涂鸦，哗众取宠吧。

记得一年前有同学游苏州时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说苏州与无锡，处处都有浪漫的气息，氤氲在身旁。此言着实不假，就连火车站、汽车站都依循古风而建成亭廊的造型，路旁流水桃花，榭桥暖风，整个人好像被这撩人的静雅之气熏在那里，变得浪漫多情起来。

闲谈中得知苏州的市树是香樟，这种树其实由来已久，古时候人家若是喜得女子，便在自家院落里种下一棵香樟，之后春去冬来，年复一年，人长树也长，直到女子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院里的香樟也差不多高出院墙了。这其实是一种招亲的讯号，村中已达婚龄的青年，若是看中了这家姑娘便会上门提亲。成亲之时，女方砍到香樟，做成两个大箱子装满丝绸作为嫁妆，取“两厢厮守”之意。这个习俗简直让人醉地犯晕，在那个姑娘独处深闺的年代，苏州人竟能相出如此高明的办法，让少女的情思借香樟之叶吐露。墙外路过的青年，会有怎样的幻想？院中的姑娘是怎样的樱桃小口、柳叶弯眉？一切都朦胧着，矜持着，羞涩着，浪漫得让人难以捉摸。

来苏州，当然不能不去园林。苏园曾被人喻为中国人的后花园。一个个在朝廷风口浪尖斗倦了的士大夫，都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一纸奏章退回江南，到后花园喘口气。有点经济实力的，就买片地造个园子，名字也起得耐人寻味，“拙政”、“退思”，或许带点自嘲吧。此后，整日的湖光山色，小桥流水，品茶聚友，自得其乐。名人与佳境，构成了苏州特有的人文园林，就像北京的胡同一样，每一景都有自己的故事。假山飞瀑，清流绿柳，廊阁翠竹，每一步都会逼得你驻足遐想，自行补脑：那片绿阴下，应该有林黛玉弱柳扶风而过方可；那段曲桥上，应该有唐伯虎邂逅秋香之缘才对。不过可惜的是，历史上的林妹妹只存在于小说故事中；历史上的秋香，也比唐寅年长近300岁。苏州的园林布好了美景，却没有等到同等浪漫的演员填补这段空白，于是，红楼清梦、江南才子的传说毕竟只是传说。

不过，有个传说般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他在辞官后到了苏州建起了自己的私家园林，为了拜访那段传奇，我和同学绕过了拙政园和留园，乘车前往了位于虎丘的定园。这个园子的主人，就是明朝的开国元勋，诚意伯刘基刘伯温。刘伯温出生于元末明初的青田，自古生在朝代更替的夹缝上都是比较尴尬的事情。一些人抱旧守忠，一些人揭竿而起，还有一些人，正在琢磨该向那边转头呢就已经掉了脑袋。刘基无疑是属于聪明的那一类，跟孔明一样玩起了暂隐山林。人们好像很喜欢把刘伯温和诸葛亮放在一起对比，不光是因为他的避世之术，而且他在治世和兵法上，确实有一手。

酒香不怕巷子深，至正二十年，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两次拜请刘伯温。刘伯温思虑良久，觉得元朝气数已尽，而朱元璋又确有天子之气，终于决定出山相助。朱元璋找对了帮手，隆中对般，刘伯温很快就确立了先灭陈友琼之汉，后取张世诚之周的战略构想。在之后的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刘伯温作为主要的谋士，往往频生妙计，用兵如神，东征西讨五年左右，天下终定。功成名就后的刘伯温在气度上既不比范蠡也不及张良，在做官还是不做官之间徘徊良久。就这么一徘徊，皇上的猜忌、大臣的排挤就接踵而至了。儒士出身的他，心气儿自然不是那么足，叹了口气，递上辞呈，回了老家。可是由于他才智出众，神机妙算，又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再加上同乡对其遭遇的不平，刘伯温终于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被传成了神仙。一说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疑其所述《烧饼歌》能准确记录百年后的兴衰沉浮；还有一说他是诸葛亮转世，玉皇大帝的天神，携龙九子下凡专程辅佐明朝基业。

这些民间传说都带有比较浓厚的神话色彩，历史上真正的刘伯温在作家佟平眼里只是个官瘾很大的儒生。肉体凡身终需一个土馒头，1375年，刘伯温死于老家青田，后传说其有冢36处，而定园中的坟墓，是苏州人民为了纪念他而在其私人园林中所建的一处“衣冠冢”。衣冠冢在古时是一种特殊的殉葬文化，当死者的遗体无法找到，或是人们想在异地表示敬仰，就会搜寻死者的衣冠服饰等下葬，以作纪念。刘伯温的定园墓，便是一例。定园依水而建，状似一柄如意，而刘墓就位于如意狭柄的南侧，半临曲水，半搭石阶，上立一石碑，书曰：大明诚意伯弘文馆学士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基伯温之墓。左右石侍执剑而立，后壁正楷书有四个大字：辅国良臣。碑旁流水绕廊亭，廊亭倚曲桥，曲桥戏莺燕，莺燕徊流水。那些沾了刘伯温仙气儿的乌纱帽，青蟒衣，埋在江南水乡的土丘下，默了百年。

说了这么多吴越文化，若是想自然地过度到旅行的下一站，又与前文有些联系，还是要提到一个人，故事当然发生在三国时期。在刘备因张、关之死决意攻吴之前，孙刘本为一家，而这段联姻的契机，大部分要归功于传说中刘伯温的原身，卧龙孔明。建安十三年，曹操亲率八十万大军挥师南下，刘备自知不敌，便萌生了与东吴孙权联盟的打算。说客的重任，毫无争议地落在了诸葛亮的头上。羽扇之主果然不负重托，江畔幕下舌战群儒，让孙权心服口服地同意联军，这才有了之后的草船借箭与火烧赤壁。鼎力之势的形成，诸葛亮功不可没。他绝对算的上史上少有的能够以一己之力决定历史走向的天才，所以他的祠宇，毫无疑问地出现在了我的行程中。

武侯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境内，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君臣合葬的祠堂。在古代传统儒家思想当道之时，君臣等级十分严明，同食共寝尚且不可，合葬简直更是天方夜谭。但诸葛亮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臣相，明朝初年，在他逝世千年以后，武侯祠终于民望所至，与临旁刘备的昭烈墓合建，君臣共享天府风水。

祠堂正门挂有匾额，上书“明良千古”四字，左右两侧雕有碑廊，各刻前后出师表，传为岳飞所书，龙飞凤舞。中庭两侧是文官武将塑像，文于东，武于西，赵云马超、徐庶庞统都位列其中。文东武西这个习俗由来已久，古时君王大多坐北朝南，而大部分人右手更为灵活有力，所以一般把武将列于右手边；左手较弱，故一般象征文官。这个传统到今天仍在沿用，大部分的军队都会放置在政府的西侧，而学校等文教机构则位于政权机构的东边。

过了中庭，便是刘玄德的祠堂，其塑像双耳垂肩，目善眉慈，左右为关、张二将，一曰义薄云天，一曰诚贯金石。桃园三杰，据守川西。前方三兄弟拔池攻城，后方运筹帷幄，坐镇指挥的当然还是军师。于是孔明的塑像被放在了武侯祠中轴线的最里面，不过臣相毕竟是臣相，其祠堂高度还是在刘备殿之下。迈过半尺门槛，抬眼便是静远堂的诸葛蜡像。头顶金边蓝纶巾，手摇黑纹白羽扇，泰然自若，气定神闲，仿佛一眼能够洞穿千年的所有棋局。殿前置财童抱口凤鸟纹铁炉，青铜漆面，香火缭绕。堂外两侧楹联满目，最出名的，还要数清代赵藩所书的“攻心联”。上联云：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下联云：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仅此一对，便引典无数。七擒孟获，泪斩马谡，一生鞠躬尽瘁，尽心为蜀的忠臣形象了然在目。

不过，同刘伯温一样，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诸葛亮这个形象，还是被一些人出于个人或政治目的神化了些。陈寿在《三国志·孔明传》中曾指出其“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主要意思就是说诸葛亮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非一个杰出的军事家。陈寿这个人治学比较严谨，所以他的话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我们津津乐道的诸葛亮的一些计谋战略有一部分其实都是后人添油加醋杜撰出来的。例如，赤壁一役孔明借来的东风，原本是刘备协同诸葛亮多次拜访当地原住民询问探查而得知；空城一计，早时曹操和赵云都曾用过，而单单没有诸葛亮什么事。《三国演义》中关于这些事情的记载，大概是罗贯中为了推行儒家教化、巩固统治而拥刘反曹所创。

那么，退去了神话的光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如何作评？个人比较喜欢易中天在《品三国》中的评价：“做能臣不容易，第一要忠，第二要能。忠而不能曰庸，能而不忠曰奸，都不是能臣。嫉妒别人的能，是官场的通病；怀疑臣下的忠，是帝王的通病。所以历史上的能臣，好下场的不多。不是生前被贬，便是死后挨骂，能做到生前生后都没有什么人说闲话的，大约也就是诸葛亮。”虽说非圣非贤，但作为一个能臣，诸葛亮真的已经尽心尽力。可最终霸业未成，汉室未兴，只能算是命中注定，天道如此。上帝，欠诸葛亮一个天下。

边走边想，不觉间出了静远堂，连刘备墓都已经绕了两圈。绿树环合，我在三足圆鼎前站定，莫名地叹了口气。想说点什么，却突然扑哧一笑，原来自己想说的已经被前辈表达地淋漓尽致：“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不就是笑料么。

吴蜀的对话，我还是想在美食上收笔。苏菜和川菜，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一主清鲜，一主麻辣，一重原汁，一重调味，一善蒸炖，一善浸熏。这一趟旅行里，吃始终是贯穿全程的话题，听起来好像很浪漫，很惬意，可大部分旅行过的朋友都应该清楚，有时是慕名而来，乘兴而至，却嗤鼻而回，败兴而归。对那些早已名声在外的小吃，我的期望值自然较高，可惜大部分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让人心潮澎湃。但是，在此行途中，唯一让我眼前一亮的两个小吃，却真的很凑巧地都出自无苏和成都。

第一次味蕾被强烈刺激是在南禅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到南禅寺正巧是个飘雨的午后，南方的寺庙，灰瓦黄墙，精致俊俏，一下雨意境就全出来了。同行的同学在无锡念书，经常出门闲逛，所以对当地地形十分熟稔，一个下午没走多少路，阿炳故居、观音庙就都逛遍了。到了晚饭时间，两个人都没打算吃正餐，便在同学的力荐下到附近的王裕兴肉庄买了几块手抓骨，又在街边挑了几样桂花海棠糕，最后在一家小笼汤包停下脚步。一屉蟹黄，一屉鲜虾，沿着江南河畔的散桌，两人终于落座。天色有点暗，一弯曲水在脚下缓缓流过，河边民宅丛立，雪墙乌瓦，静悄悄地不说话。一叶木舟飘过，船主头顶草帽，慢腾腾地摇着橹，水面便涟涟聒噪，聒噪过后，又是一片醉人的恬静。我抓起那袋手抓骨，想附和一下水乡的安谧。可只咬了一小口，整个世界便瞬间静止，那微暗的天仿佛突然被一道闪电划破，温婉的流水也霎时波涛汹涌，翻江倒海。我的双眼被这毫无征兆的美味腾地点亮，一阵无法抑制的颤抖从我的舌尖发散开来，直到头皮发麻，浑身战栗。一块普通的排骨，经过中草药的熏蒸，里面的油腻感就被恰到好处地除去，再加上桂皮、花椒、大料的揉浸，骨髓里的香便被活生生拔了出来。于是，药香、肉香、盐香、料香交织纠缠在一起，跳跃翻腾，终于搅乱了本该寂静的江南夜色。

糖醋小排、蜜桃杨梅虽盛名久负，但还是留不住我匆匆的脚步。转眼到了成都，这儿的川辣当然不能不提，随便一家火锅店都能把我辣得无语凝噎。不过，真的做到让我眼前一亮的，还是一家叫做龙抄手的小吃店。这家店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原是以做抄手为主，后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营范围逐渐拓展，现在已经变成拥有多家连锁店的成都著名小吃。而其中最让游客拍案的，是店内提供的小吃套餐。相似的用餐方式我也曾在新疆的米拉吉（Miraj）领教过，大大小小的盘盘碗碗一口气摆在面前，满眼琳琅的美食铺天盖地，顿时感到自己仿佛摇身一变，成了帝王，舌尖上所有的贪得无厌顿时被全部满足。在龙抄手这里，花上40块左右的大洋，就能把近二十样四川小吃收入腹中。钟水饺、赖汤圆、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川北凉粉，甜咸酸辣，五花八门，食至果腹，嘴中早已满满。木棂窗外，仿古的街道熙熙攘攘，酒旗迎风，灰砖斜阳。

酒足饭饱，眼前的碗碟空空如也。越是空空如也越是会让人往大里联想，让人跳出碗碟，想到社稷与江山。三国后的天下，最终还是落到司马家族的手中，吴与蜀争了近一个世纪，不也是争了个空空如也么？一路至此，越王和吴王们死了，诸葛和刘基们死了，关羽张飞、周瑜陆逊们也死了。一辈子治国养民、出谋划策、冲锋陷阵，千年以后，除了这些酸腐的晚辈偶尔提提他们，不还是剩了个空空如也么？吴蜀之行，最后在空空二字上收笔，该是最宏大的凝练、最高度的概括和最深邃的哲思了吧。历史的力量，就是把所有的辉煌与伟大、阴谋与睿智、骁勇与癫狂变成一场让人混沌的空空。唯有那一路走来，形形色色、空空如也碗碟中盛过的杂粮与美食，填饱了一个个帝王的肚皮，谋臣的胃，和将军的嘴。

吃饱了，才有功夫接着斗下去。

背向长安

提到历史，恐怕没有哪个城市敢跟西安叫板。十三朝古都，百位皇帝，千场战役，建了又毁，毁了再建，就这么过了两千年，一眨眼就变成了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我喜欢跟老人呆在一块，尤其喜欢看他们下棋。每当路边零零散散摆起棋摊，只要不是赶时间，我一定会驻足看上一会。经历了一辈子的勾心斗角、世态炎凉，他们早已不屑于把这一套用到芸芸红尘，毕生所见所用的猜测揣度、设局算计，都凝聚成棋盘上的刀光剑影、拆招对弈。棋看多了，人情世故自然也能明白一些。倒不期望设计于别人，只求以后落入他人棋局前，能够提早看穿，远远跳开。我一直向往古都西安，也有这一部分原因。四千多岁的高龄，天子庶民、忠相小人、勇将佞臣，它哪一样没有见过？人来人去，一拨又一拨，对人类的自作聪明和自以为是，它只甩下一个无奈的冷眼，任由小丑般的过客一遍又一遍上演重复的戏剧。对这么一个有故事的老人，我还是想单独把他请出来，好好写写。

去见这个老人，我一直很焦虑，很着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甚至放弃了舒服些的硬座或卧铺，直接改成十三个小时的站票提前一天前往西安，其中的原因我自己还是心知肚明的。当我还在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曾经提到过西安近十年的规划，大概意思是其短期内会基本复制上海与深圳的发展模式。当时课上的同学大部分没有在意，但这却成了我心中一直挥不去的迫切、解不开的疙瘩。我很清楚都市化的后果与代价，一座写字楼的落成就意味着一片老宅的消弭，一条地下铁的掘通就意味着一座古墓的绝迹。我开始慌了神，眼前一片片雪白的白皮书和一个个漆黑的大铁锤从天而降，砸在那些老人的身上，发出一阵阵没有声音的惨叫。我心急如焚，我害怕我迟到的一步、一秒，都会多出一座新的坟墓与一场新的诀别。于是从那以后，耳边就一直回响着老师的那句话：“去西安，要赶快。”

成都到西安的火车上，我蜷缩在餐车的角落里，一夜都没怎么睡好，脑子里一直在幻想我要见到的西安是什么样子。早上九点，火车终于快到站了，我早已迫不及待地拎起行李候在车门旁，踮着脚尖望着窗外渐渐慢下来的幻灯片，心里的鼓点却一刻没有停歇。我好像真的在赶着去见一位弥留之际的老人，生死未卜，于是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赶路。车门打开，脚下不自觉地越走越快，穿过拎着大包小包叽叽喳喳的人群，穿过月台的扶梯和通道，眼睛却一直紧锁着下一个将要出现的出口路标。当我沾满异乡尘土的旅鞋走过车站最后一道长廊，真正意义上踏上长安的土地上时，心头所有的焦虑、烦躁、迫切瞬间被抚平地熨熨贴贴，一根紧绷的神经也突然放松瘫软下来。因为出站后的第一眼迎上了接站的同学，第二眼就瞥见了他身后那道高高的古城墙。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赶上了。

那是一道扑面而来灰黄色的明城墙，高约十来米，左右望不到边。咆哮了千年的中原黄土使墙体多了份斑驳，也多了份厚重。每一道砖缝都藏着一部编年史，一些遒劲不知名的绿色枝蔓径自在墙上蜿蜒。城楼上的巨匾书有“声闻于天”四个大字。声闻于天，要喊出这四个字，是需要多大的底气与自信，而这自信，不是初生牛犊的盲勇，而是知晓天高地厚仍能仰天长啸的难得，恐怕也只有西安才能拥有这种魄力跟胆识。

这初印象对我来说多少是些宽慰，英国人带来的现代铁路竟能容忍这样一座傲气凌人老气横秋的城墙跟自己面对面叫板，无形中说明西安的破旧立新还没有我想象地那么紧急，那么迫不及待；人文与历史还没有崩析地那么彻底，那么严重。我送了一口气，懒懒地跟在同学身后，在一家当地灌汤包店解决了早餐的下落。一夜的疲倦让我瘫在了店里的木椅上，整个人浸在关中牛羊肉的香膻气中，不紧不慢地跟同学讲着这一路的奇闻轶事，有说有笑。当时，我以为我不用再忧心忡忡，以为西安会留给我大把大把的时间，让我闲庭信步地好好转转。可接下来几天的行程，我却发现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除了意料之中的震撼与充实，还有一丝隐隐的担忧。这座古城似乎有一道道若隐若现的隐患缝隙，让我放下的心再一次悬了起来。

这种乐与忧的交织，我想首先是从碑林开始的。碑林是我西安之行的第一站，这里是陕西最早的博物馆，收录了唐代以来各种碑刻墓志，历来是书法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关于书法我知之甚少，所以在导游的滔滔不绝下，大部分时间我只有频频点头的份儿，甚至连常识性的三藏圣教碑，关帝诗竹碑，我也是一脸茫然，全然不知。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二陈列室，当我在门口的第一块石碑前站定时，一个猝不及防的对视就把我惊地张大嘴巴连退了好几步，盯着那真真切切的碑名却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我再熟悉不过了，大一下学期的一次课题报告中，为了探究外来宗教对中国的影响，我就曾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它的相关资料与历史背景，所以这里终于有机会能够现一下所剩无几的人文知识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公元后八世纪，它被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佐证，再往大点说，这块碑甚至可以作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参考依据。唐贞观九年，古波斯的传教士阿罗本不远万里沿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长安，要把自己的信仰传播到神秘的东方。幸运的是，他来的很是时候。贞观之治时期，中原的经济基础与综合国力基本已经达到顶峰。国运昌盛，百姓安居，盛世之下的唐朝根本不惮于外来文化的植入，所以唐太宗在初期十分支持基督教的发展，并在他的资助下修建了多所波斯教堂。公元781年，受唐政府所托，叶火罗人伊斯主持修建了这块碑刻，以记录基督教在中原的传播状况与唐朝开放的思想与民风。在这之后，像沙勿略、罗明坚这样的传教士虽都曾做过个人的努力，但由于唐代的安史之乱和明初的闭锁思想，这些努力对于基督教的发展都有些不痛不痒。再后来，利玛窦贡献了繁荣，康熙禁教带来了打压，千百年来断断续续地壮大繁荣，到现在中国内地基督教的信徒已经超过了两千万。

很难想象，一个如此枝繁叶茂的的宗教，竟可以溯源、浓缩、凝结在这一块小小的石碑上，还能真真切切地立在我的眼前。我呆在那里，感觉老天好像跟我开了个玩笑，让我曾经搜寻许久的电子图片从电脑中活生生地跳出来，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让它与我相遇，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欣喜与欢愉。不过，大喜过望之后，我不得不说，前文提到的那种隐隐的担忧终于渐渐浮上眉头。可能是由于自己世面见得少，在我的逻辑中，像这种宋代甚至唐代的国宝级石碑理应存放在真空除潮密闭的保护层里。可三个展厅都已走过，让我吃惊地是，所有的碑刻都直愣愣地暴露在空气中。稍名贵些的，最多也就在碑面上固定一层普通的玻璃象征性地做一下保护。看到兰亭序、达摩渡江的碑面早已被万千游客的手磨地锃光瓦亮，熠熠生辉，不禁后背一阵发凉。我真的无法克制自己在这里用如此讽刺的词汇，看着导游同样一脸无奈，我也只好暂时收起自己不可置信的神情，或许这只是我以文人自居的杞人忧天和一厢情愿。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了结。三个碑刻厅堂转了一圈，导游带着我们七拐八拐到了石刻室，她很郑重地介绍说碑林的镇馆之宝就在这里。答案很明显，昭陵六骏。这个名字我自小就十分耳熟，记得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他征战沙场时阵亡的六匹宝骑，令工艺家阎立德、阎立本刻成石刻置于其陵前。之所以被奉为镇馆之宝自有它工艺的独特之处，前人自有鉴赏，此不赘述。我倒想说说这尊国宝级文物今天的下场。

早在1914年，六尊浮雕就均被盗出，工匠为了方便运输将所有石刻全部砸碎，然后贩往美国。其中“飒露紫”、“拳毛騧”成功完成交易，现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座在途中被截获，藏于碑林博物馆。虽说截获已是万幸，不过当年为了“方便运输”所留下的伤痕却无法挽回。我举起相机，记录着眼前四件真品的损毁程度：“什伐赤”，两处斜向裂痕，裂为三块；“青骓”，横纵各两条裂痕，碎成四块；“特勒骠”，一条横截裂痕，两条纵向切割痕迹，马蹄部完全剥落；“白蹄乌”，巨锤砸成网状裂痕无数，尾部蹄部已模糊不清。

初唐留下的珍贵文物，竟如此狼狈不堪。六件珍品全都不复完整，其中两件还在洋人手中。这不得不让我联想到王圆箓道士塔的经文，圆明园西洋楼的十二兽首。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是流离辗转失踪损毁，就是堂而皇之供奉在外国的博物馆中，这其中裹挟了多少千百年来的愚昧无知，粗心大意，崇洋媚外和侵略屈辱。可到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为何包括碑林石碑在内的众多文物在中华大地仍得不到妥善保管？要想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究竟需要哪些必备的条件？我总结了一下，觉得主要条件有三。

一是资金。或是密封贮藏，或是建馆展览，所有的文物保护方式都需要大笔投入。那问题是，中国缺钱吗？很显然不缺。远的不说，单说脚下的西安。告别碑林后的第二天，我来到了大雁塔附近的大唐芙蓉园。这是西安市政府投资13亿元兴建的占地千亩的展示盛唐风貌的文化长廊，并于2011年1月17日正式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随手可得的宣传手册上写道，该园从诗歌、饮食、外交、宗教、歌舞等十二个方面全方位地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灿烂文明。不过细心体会后我发现，这充其量只是一个打着文化幌子面向外地游客的游乐场。诗魂、仕女馆、桃花坞、茱萸台接二连三地让我败兴而归，清一色的现代仿古建筑与人工雕刻不说，园内竟然没有一处像样的唐代遗存！在古迹上修建主题公园本身就已经本末倒置，更何况大动干戈耗资十余亿进行建设！据我前一天的粗略估计，碑林中大大小小石碑约有300块左右，若将13亿资金全部用于修复保护工作，平均每块石碑可以获得近450万的费用，足以将整个碑林从内到外翻新一次。官员当然要求政绩，旅游当然要求回报，不过西安坐拥如此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却仍舍本逐末，买椟还珠，放着石碑的修缮保护不做却大肆兴建挂着唐代招牌的欢乐谷，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钱当然还是有的，所以第一条，在西安，或者说在中国，基本不构成威胁。

二是技术。这也是前些年一些文物商人和文化学者一直抓着不放的论点，有些人认为，中国现有的文物保护技术还不足以使它们得到妥善安置，倒不如暂时“寄存”在国外的博物馆中，待时机成熟后再购回。问题又来了，中国差技术吗？我认为不差。先说西安。据导游介绍，包括碑林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内的不下20件国宝级文物已经应用了日本AS公司的隔震技术，并于2009年完成安装与调试。该技术能够有效吸收地震波并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若是外来技术不足以说明问题，容我再举一个例子。大一下学期学校曾组织到广东阳江参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那里的“水晶宫”存放着著名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该船为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宋代木质古沉船，船内贮藏的稀世珍宝初步估价逾千万美元，这对于海上丝路与宋代造船工艺的研究有着无可估量的考古价值。考虑到这艘沉船的特点，工作人员采用了整体打捞的方案，简单来说是为该船量身订做一个四周密闭的沉箱，并将其下潜至船体上方，在沉箱上方放置静压水泥块，使船体及附近淤泥一并嵌入沉箱内。然后在箱底插入36根底梁，形成密闭空间，最后将整个沉箱连同沉船与海水淤泥一并打捞而出，安放在就近的水晶宫内进行后续处理。该方案的好处是可以在清理沉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沉船原来的整体布局与水体环境，这种整体打捞的技术在国际考古史上尚属首次。50万工时、15850次的人工下潜、耗资3个多亿、历时5年、国际首创的打捞方案，中国，真的差在技术手段么？

看来资金和技术都挡不住中国，更多的时候只是有钱用不到正处，有技术却没有用武之地。那看来问题出在第三条上。很简单的两个字，意识。这里提到的意识是一种对文化失落的敏锐与警觉，是一种高度凝练的文化认同感与使命感。这种意识的形成要求全社会保持一种持续不断的广泛关注度，靠几个文人学者的振臂一呼，或是几个爱国人士的倾囊相助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意识的干涸与断层，本源还是在教育上。我们一直在唾骂当年的王圆箓丢了万卷经文，但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在他的头上，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蒙昧与懒惰造成的结果。当一九零零年洞窟中的经文第一次被发现时，包括道士、士卒、县令在内，知情者不下几十人。试想，若当时其中有一人受到过高等教育，能够估计出这件事的分量，怎会留给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等人低价收走文物的机会？洋鬼子用实际行动告诉中国人，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活该你被欺负。

有了教训，人自然要往前看。中国现代考古学毕竟刚刚起步，有些事情还急不得，要想短时间内形成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值得欣慰的是，这几年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这种意识已经有了普及的趋势。2009年法国佳士得的兽首流拍事件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网上、报纸上的论战不断，支持者说拒绝付款是爱国行为，反对者说这种行径与流氓无异。孰对孰错暂且放到一边，我认为这件事情的炒作至少让更多的人知道圆明园兽首为何物，从这一点来讲，蔡铭超的做法已经相当成功。

走笔至此本应了结，但看过兵马俑之后我却想地更远了一些。有了意识当然是好事，可我担心的是，过分的重视可能会造成曲解，过度的狂热可能会引起误判。我相信一定会有一部分人坚定地支持挖掘所有的古代遗存与文物。但这样做又与盗墓何异？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齐东方教授就曾在曹操墓的鉴定时纠正了大众对考古学的错误认知。真正的考古学家，并非一心一意探索古代珍宝，而是尽最大努力不去破坏原有的历史遗存。用出土文物来填补历史固然无错，但古迹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过度的开采总会带来破坏与枯竭。所以在考古界，已经被探测到的遗迹也要严格按照时间计划有限地进行挖掘。

兵马俑，毫无疑问是以上理论的小白鼠。我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有我的依据。一个普通国民对兵马俑的认知，最多也就停留在“世界第八大奇迹”、工艺细腻、造型各异上面，初中或高中的美术教材都有过相关的图文介绍。但在去兵马俑博物馆之前，我根本无从知晓我们国人引以为傲的兵马俑在出土时，竟然是彩色的。

据史料以及挖掘现场的信息记载，秦俑在烧制时，就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朱红、粉红、枣红、中黄、粉紫、粉绿等十几种鲜艳的颜色，这些颜色都是在陶模胚胎烧制完毕之后，再覆盖上丰富的矿物质颜料用低温再次煅烧而成。在叹服于先人的高超技术与精湛工艺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那么为什么我们见过的关于兵马俑的照片几乎都是土黄色的？原因出在挖掘自身。经过了几千年的地下埋藏之后，陶俑一经出土，表面的矿物质颜料便会在一个小时内被氧气氧化，化成白灰。颜色无疑是兵马俑最锦上添花的一笔，但它的剥落与破坏竟然是我们今人造成的！官方对此也表示十分无奈，就目前的技术来讲，完好无损地保留原有的彩陶颜色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站在一号坑的筑坝，眼睁睁看着挖掘清理工作一刻不停地进行着，想象着陶俑身上的精美颜色正一片一片地黯淡、剥落，真的感到痛心疾首，心急如焚。不过还好，西安这次终于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在意识到陶俑褪色的问题后，秦始皇兵马俑考古队宣布，暂时停止对三号坑洞的挖掘工作，待技术成熟，足以保护彩绘时再重新开启相关工作。

一排排栩栩如生的车马军士，在地下默默等待重见天日之时，既然已经等了千年，那也就不在乎这一时半会。西安之行，到这里该说的差不多都说完了，作为一座有着丰富文化底蕴与历史遗迹的古城，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和解答、担忧与释然，我告别了同学，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如阮籍，如玄奘，如文成公主一般，背向长安，再盼来期。

东北人

从京城出来，过了山海关，基本就到了辽宁的地盘了。接下来的几天，锦州、大连、沈阳、丹东都一一走过，城市虽多，不过自小在东北长大，光这几个名字就已经不能再熟稔了。熟稔便意味着平淡，平淡也就意味着无奇。所以我对写家乡的光景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倒想说说东北的人。

人是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对全国各地几乎都是如此。你可以对一个地方的风光、饮食、服饰甚至历史评头论足，但惟独不能对人说三道四。因为一张嘴就避免不了褒贬，一褒贬就少不了比较，一比较，地图炮也就应运而生了。在我看来，地图炮是一种自我意识过于强大与优越感过剩的产物，发炮者图一时嘴快或牢骚泄愤，有意无意就以偏概全，以点带面，一竿子打翻了一船的人。被攻击者往往满腔委屈，原因很简单。地域人群虽有共性，但人群毕竟是由个体构成的，是个体就一定有个例的存在。于是面对无端的职责，满腔的委屈往往会演化成满腔的愤怒，进而以牙还牙，口角相加，甚至大打出手。

不过，有意思的是，地图炮的历史真的可以用源远流长四个字来形容。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时候洋人口中的“东亚病夫”。之后的炮弹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在现在网络遍布的时代尤为盛行，微博、人人等社交工具上我也见过不少例子。不过不幸的是，可能由于个人特殊的经历，我好像每次都在被打击的范围内。据我观察，近几年的地图炮的总体趋势是南方人轰北方、内地人轰新疆、香港人轰大陆、外国人轰中国。什么“东北人野蛮粗俗”、“新疆遍地小偷”、“大陆生都是被赤化的蝗虫”等等早已屡见不鲜。有些炮弹轰地冷静理智、有理有据，有些则纯属无事生非、以偏概全的无稽之谈。

在这个吹水不用负责的年代里，我当然有机会也有权利进行反驳或回击。但将心比心，作为一个已经遍体鳞伤的受害者，怎么忍心将刺过来的矛头折回、射过来的子弹反弹呢？所以绝大多数的时间，我都会缄默不语，一笑而过。这其中包含多少隐忍与无奈、不屑与委屈，只有自己心知肚明。我这样做有我的理由，我认为，这不过是由于了解不足所造成的误会与偏见。不了解，那就以身作则，自立名片让人慢慢了解，辩解无用。越着急就越心虚，越心虚就会招来越多的猜忌与鄙视。

不过，这一圈转完，我却真的有种冲动想对自家东北人说两句了。虽说整个地域过于庞大，我的了解也不够全面。不过相较于南方，我好歹有近二十年的生活经历，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那这次就当回叛徒，做回家贼，就当做是一次自省、自鉴与自悟吧。若是有些话说满了、多了、过了，还望自家兄弟多多包涵，实在不解气，叫我出去唠唠也未尝不可。

其实说句公道话，这几年东北人也受了好多委屈和闷气，在我印象中最有名的地图炮是海派清口的创始人周立波先生挑起来的。在他的一期脱口秀节目中，就曾暗讽东北人是只会动手的土匪。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一些奋起的东北网友自制视频进行回应，有些回应稍稍过激，于是就引发了一场上海人和东北人，以至于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网络骂战。一些北方文化界或媒体界的名人，包括崔永元和郭德纲，也在各自的节目中对其“大蒜咖啡”一说进行了揶揄和调侃。刚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有些气不过，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固然存在，由于差异而产生芥蒂也在所难免。不过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将这种差异与芥蒂放到公众的视线中博以一笑，实在有些哗众取宠与挑拨离间之嫌。

“土匪”二字应该是周立波先生对东北人最凝练的形容，客观与否暂且不谈，不过我却对外地人对东北人的印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提到东北，淮河南岸的人会有怎样的联想？东北人在他们眼中究竟具有那些特质与差异？哪些被普遍接受，哪些又无法容忍？关于外地人的看法与眼光，我也是走出东北，上了大学才渐渐知晓。在大部分同学眼中，作为一个东北人，要爽快，要抗冻，要能喝酒，还要能打架。若有一条不符，就会被对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好久，最后不可置信地来一句：“你还是不是东北人了？”

每当听到这话时我都一阵不爽，我在东北待了二十年，怎么就不是东北人了？不过静心一想，这种既定的看法与思维的惯性是如何产生的？再说远些，东北人所具有的个性或特质又是如何形成的？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尝试着做一次局外人，用一个外地人的身份的目光客观地重新审视东北的土地。就这样，我来到了辽东半岛颇具代表性的城市，沈阳。

说实话，我对沈阳的第一印象很差。一踏出北站，尽收眼底的一切让我的脑袋里只剩下一个“乱”字。未建成的北站披着绿色的网布，地铁站用几块白色的隔离铁皮草草堆砌，周围自行车、摩托车胡乱堆叠，前面马路上人群如潮，拥挤不堪。车抢人，人抢车，信号灯在这里似乎成了某种象征性的摆设。汽车鸣笛、人群叫嚷、发动机轰鸣全都纠缠在一起，简直沸腾地能把天顶开。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开始了对沈阳的探索。

在辽宁我的主要目的还是去探望散布在各个学校的同学。由于大部分学校还在上课期间，所以有时就需要自己找路，找路就避免不了问路。以前听在沈阳的同学说，在这里，就算走丢了也别问路。我向来不信邪，东北人都是出了名的豪爽仗义，总不至于连自家兄弟也坑吧？走了几条街，我便不得不开口了。一路上先后问了一个交警，一个卖报纸的大婶，一家小店的老板，还有两三个路人。可令我吃惊的是，他们指出的目的地居然真的大相径庭。有的人甚至连头也不抬，潇洒随意地随便一指：“那边！”还好我没有信，否则真的不知要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走出多远。

这其实不足为忧，因为我明白那些不负责任不懂装懂的人毕竟是少数，我甚至可以当做一个笑话，一则趣闻，作为饭后的谈资。真正引起我注意与思考的还在后面。

在沈阳的公车或地铁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论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好像每个人都是眉头紧锁，郁郁寡欢，一脸的烦躁与焦虑。这种气氛是会传染的，一些无意的碰撞与刮蹭都会招来附近的人怒目而视。司机当然未能幸免，不要命地往前赶路。但拥挤的交通又总是限制了他的速度。于是这一路就一边气急败坏地按着喇叭，一边止不住地破口大骂，从横穿马路的行人骂到前面挡路的汽车，然后就一脚油门跟着一脚刹车，整个车厢晃个不停。这一晃不要紧，本来就心烦意乱的乘客变得更加冒火，于是终于一声怒吼传来：“会不会开车啊！”

我无奈地笑笑，若我真是一个外地游客，第一次在沈阳坐公交就遇上这种情况，不知会作何感想。急躁、火大、易怒，这可能是普遍印象中东北人性格里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最大的弊病所在。可这种性格的形成到底与什么有关？

旅途中我也不止一次地冒出过这个想法，做出过很多假设，也接触了无数原住民来验证。最后，我还是倾向于“水土说”。古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确实不无道理，一个地域人群的普遍性格或大众风气的形成，与千百年来养育他们的水土有着直接关系。山是脊梁，水是血脉；脊梁决定了骨气，而血脉决定了性情。一个地域的水系多寡与灵性之分造就了如今南北方人不同的性情脾气与人文素养。

我当然有例为证。这次旅行的起点是在苏沪地区，那里既依长江又临东海，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水系的性情都较为温润，自然而然地也就造成了沉静内敛，温柔秀气的人文风貌。于是，连方言口音、建筑风格也都呈现出一副精致小巧、文雅多姿的样子。

往北走，水系分布就越来越稀疏，到了辽东半岛甚至继续向北，除了依靠渤海和黄海，内陆地区基本没有密集的水源分布。缺少了水的润滑剂，性子里的柔弱与温和也就少了一些，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急躁与干洌。东北人性子的优势与弊端皆出于此，一方面豪爽豁达，粗犷张扬，另一方面又脾气火爆，躁进易怒。这也是周立波先生所指的“土匪气”的症结所在。但是，我要说的是，性情本身就没有优劣之分与高低之别，只在于个人喜好，但喜好自古众口难调。南北方的人文差异存在已久，交流与碰撞，并不意味着对峙、抗衡和互相诋毁攻击，君子和而不同。但话说回来，在驳斥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自醒，东北人性情中的利弊，究竟哪些需要发扬，哪些需要收敛，作为东北人自身，其实早已心知肚明。

写到这差不多也该结束了，堆砌了两万字的人文资料最终还能归回对其本质“人”的分析，也算是圆满了吧，虽然分析地有些偏颇，有些不痛不痒，但也算经过了自己的思考与总结。这时再想想家乡亘古流淌的鸭绿江水，不由心生感慨，想用一句话概括下这一个多月的旅行，突然想到了四个字：

河山大好。

后记

又是一篇枯燥冗长、陈词滥调、片面狭隘、形散神散的“散”文，本想在暑假结束之前收笔，但是由于假期个人情绪上的波动，开学后又一直忙于学术与琐事，一直没能静下心来好好完成它。前前后后拖了小半年，成文之时，已经是2013年的年初了。在这半年时间里也发生了不少事情，先是晋升学长，遍撒节操，后是成功地度过了自己二十岁的生日和世界末日。两周之前，我再次背起背包，独行台湾；发布此文时，又刚好做好准备开始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旅行；这半年来自己也有不少新的见识与体会，思考与感悟，连同旅途中不适合归到正文中的奇闻轶事，在这里还是有提一下的必要。

先说个途中的笑话。由于自己看管不慎和同学热情过度，在途经四川省成都市境内时，将个人的紫色行李箱忘在了出租车的后备箱中，既没有索要发票，也没有记住车牌号码。于是，万般无奈下，我们不得已寻求了警方的援助，然后我便顺理成章地平生第一次进了公安局，做了笔录，留了案底。再后来，箱子就这样没了消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好在所有证件全部放在身上，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吧。行李刚刚失踪的几天，我真的有点失魂落魄，因为里面放着我最珍贵的东西，以前远行时总是带在身上。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送给了成都的出租司机，未免有些不舍与恼火。不过现在回头一想，当时的心结，早就已经烟消云散。原来这世上真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放下，不是因为太珍惜，而是因为时间不够。

接着想讲讲一路上传奇的历程。上路之前我就决心进行一次穷游，因为在我的理念中只有这样才能结结实实体会到各地的人文风情，再加上当地同学的招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花销。于是我幼稚可笑地只带了4000块就出发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能够撑到回家真是不易。由于银两不足，一路上不得已只能采用最便宜的交通与住宿方式，所以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如下的经历：无锡到成都，33小时硬座；成都到西安，15小时夜车站票；西安到北京，16小时夜车硬座。麦当劳、肯德基、火车站、汽车站也都曾经是我住宿的常处。

以这样的方式游遍大江南北确实有些辛苦与遭罪，但这也让我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形形色色的事。火车上挤一张报纸打地铺的农民矿工大叔、同样疯狂正在毕业旅行的苏州姑娘、汽车站骗钱的红衣短发大婶、准备考研的同寝小哥、放弃学业离乡打工的邻座小伙、好心的肯德基服务员姐姐……每一次新的接触，我都会越发的意识到，自己与现实社会的脱节已经十分严重，还有好多事情与知识要去了解、消化与吸收。将来要想在这个社会混好，真心不易。

再往后说，就要说到这半年来的新闻了。前文提到的南锣鼓巷，终于在年末“排除万难”拆除了一部分，开通了地下铁路；2012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七十五周年纪念日，虽远在香港，却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动；同年年底，“切糕事件”莫名走红，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股针对新疆的地图炮新浪潮。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都唏嘘不已，林林总总的新闻都或多或少契合了我的这次旅行的主题。唏嘘之后，有些担忧变成了无奈，有些哀痛化作了宽慰，有些淡定泛起了涟漪。看来这些关于人文历史与都市文明的话题，或许我自己都没有想清楚答案。又或许这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答案，它只是一个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观察、体会与探索的过程。正因如此，我的脚步才一刻没有停下，思考一直都在路上。

突然记起十九岁生日答应自己的事情：“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最好写一些总结，不在长短，但最起码让我知道你这一年都做了什么。”到现在生日过了两个月了，还是迟迟没有写点像样的东西。我一直要求自己说话算话，首先当然不能失信于自己。另外，这个二十大寿真的比较有象征意义，那就索性谨以此文献给自己二十岁的生日吧。一算是一份迟到的礼物，二也算是给已经奔三的自己添一款人生信条：

敢作敢当，说走就走，将行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