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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的时候，共产党接管了警察局等政府机关。但是呢，他们没有把所有人都换掉，而是留用了部分旧的人员。个么，这个留用原来的人，是接管沈阳等城市的时候一直都这么做的呢？还是在前面接管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的调整？还是特别针对上海的措施？用旧的人当时有没有产生争议？当时如何决策的？需要更多史料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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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守上海，蒋介石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对蒋介石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上海是蒋介石早年发迹的地方。”84岁的南京市政协专员王楚英，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是当年蒋介石颇为欣赏的军中少壮派。
1954年经香港起义归国的王楚英说，可以这么说，上海，就是蒋介石的第二故乡。
在上海，蒋介石认识了孙中山，并靠投机、钻营，取得孙中山的赏识，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在上海，曾经一无所有的蒋介石，结识了江浙财团，为以后政治上的发迹奠定基础；
在上海，蒋介石投靠黑社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使强权政治与流氓势力结盟；
在上海，蒋介石先后抛弃糟糠之妻和两个情人，与宋美龄结成政治婚姻，最终形成“四大家族”；
在上海，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窃取北伐战争果实；
还是在上海，蒋介石储存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外币，这是他政治投机以及从事反革命的本钱和经济中心；
……
“上海，是蒋介石灵魂塑造的地方。”王楚英说。
因此，国都南京可以放弃，天堂杭州可以放弃，甚至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也可以放弃……唯独远东最大的都会上海绝不能轻易放弃。
“死守上海，决战上海，这是蒋介石败退大陆前最顽强的一次挣扎。”王楚英回忆。
王楚英说，死守上海，蒋介石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阴谋，那就是在上海坚守6个月到1年，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变国内战争为国际战争，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伺机反攻。
“蒋介石这种考虑是有其深厚的根源的。”王楚英说，上海是美、英等国在中国最主要的投资地，战争将有可能直接损害帝国主义的利益，“蒋介石盼望美、英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
正如蒋介石所言：“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
南京陷落后，“下野”“闲居”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老家的蒋介石，最后一次到老母墓前辞别，登上了远去的军舰。
就当身边所有人都认为蒋介石此行的目的是台湾时，他却语惊四座--去上海！
此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胜利跨过长江天堑，正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直逼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
无论儿子蒋经国等人如何劝告，蒋介石还是执意要再去看一看他当年的发迹地。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要亲自布防大上海，与共军决一死战！
1949年4月26日，载着蒋介石的军舰“太康号”，停泊于上海东南角的复兴岛。
作为黄浦江上一个岛，复兴岛三面环水，有两座小桥连接市区。
“在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内，蒋介石连续3次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作为当年防守上海的一支主力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王楚英虽然没能直接与会，但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会议的核心内容。
“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几乎所有从南京逃到上海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都到会了。”王楚英回忆。
蒋介石说：“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即淮海战役，笔者注）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
蒋介石指出：“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它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1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二线兵团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
“自1948年12月以来，蒋介石就命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上海构筑工事。”王楚英回忆，战役打响前，整个上海构成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等三道阵地。
王楚英说，钢筋水泥筑成主碉堡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以行吉普车；永久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万多座；电网、鹿砦数不胜数；还有2万多颗地雷。
手握25万海陆空部队的汤恩伯，信心十足：“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视察完上海的防御部署后，阎锡山也认为：“上海至少可以守一年。”
“为了激励守城官兵的信心和决心，蒋介石还把他次子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也调来了。”王楚英回忆。
当然，日暮途穷的蒋介石也明白，有死守之决心与部署的国民党军队，并不一定能够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
“蒋介石还是作了两手准备。”王楚英说，他一方面督促汤恩伯抢运黄金、银元、外币等重要物资到台湾，另一方面还严令上海的警察、特务进行疯狂的破坏和屠杀。
既要解放上海，又要还给人民一个完整的上海，毛泽东和他的人民解放军可谓煞费苦心
欲作困兽之斗的蒋介石，其考虑和安排可谓处心积虑。然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胸中装有整个中国的毛泽东，绝不可能放弃上海。
然而，上海又是一个极其特殊和敏感的地方，如何打？
早在2个月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说：“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毛泽东还曾说：“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
“解放上海是一场特殊的战役。”78岁的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王辅一少将，当年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秘书。
这位亲历了上海解放全过程的老兵说：“我们定下的方针是，既要迅速占领这座大都市，又要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把大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曾经形象地说：“上海之战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珍贵的瓷器打碎。”
“为此，打上海，我们也作了两手准备，除了军事准备外，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准备。”101岁的开国少将、时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的陈锐霆回忆，他们在江苏丹阳成立了庞大的上海接管工作班子，“有2万多人。”
“这也是吸取了南京解放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这位当年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部部长说，在南京，一些战士冲撞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有一些战士把总统府的大红地毯剪成床垫等等。
王辅一回忆，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工作人员还收集了有关上海的资料达30卷，100多万字。
陈毅后来曾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大功。”
“制定攻打上海的作战计划，太难了。”作为一位跟随了一代名将粟裕10多年的作战参谋，86岁的秦叔谨记得，当年，他们曾制定了3种攻打上海的方案。
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秦叔谨说，他们制定作战计划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
“第一种是围困战法。”秦叔谨回忆，根据以前的经验，这种战法曾经解放了好些城市，后来考虑到上海有600万人口，且为国际所关注，很快就放弃了。
秦叔谨说，第三野战军副司令粟裕、参谋长张震等人制定的第二种战法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
“这一战法，虽然避开了敌设防的重点吴淞口，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秦叔谨回忆，粟裕、张震在同他们这些作战参谋商量后，也否决了这种战法。
“第三种战法是两翼迂回，重兵钳击吴淞口。”秦叔谨说，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
秦叔谨说，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解放军将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大上海，伤亡再大也是值得的。”受粟裕等人的影响，作战参谋秦叔谨，也颇有政治眼光和战略眼光。
粟裕、张震倾向第三种战法，毛泽东最终也批准了这种战法。
举世瞩目的上海战役的序幕，就要拉开了。
■清外围--歼敌一个营，甚至要伤亡1000多人
5月12日，上海战役正式打响。
5天前，蒋介石已经逃离上海，踏上了开往台湾的军舰。
“打上海，我们组成了两个兵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秦叔谨回忆，西线兵团由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组成，包括26军、28军、29军和33军。
秦叔谨说，西线兵团的任务就是首先向太仓、吴淞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然后从西北方向向上海市区突击。
“东线兵团由宋时轮、郭化若的第9兵团组成，包括20军、27军、30军和31军。”秦叔谨回忆，他们的任务是首先向黄浦江东岸之敌突施攻击，协同西线兵团封锁黄浦江，然后由东、南、西三面向上海市区突击。
“整个上海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百岁将军、原军委炮兵副司令陈锐霆说，第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以切断上海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叫做外围攻坚战。
“第二阶段就是市区攻坚战。”陈锐霆回忆。
“全歼汤恩伯，解放大上海！”冒着绵绵细雨，华侨将军叶飞指挥4路大军杀向上海滩。
“担任主攻的29军，很快就攻克了浏河。”82岁的秦基，当年是开国上将叶飞身边的技术侦察参谋。
“我们师的2个营，被解放军歼灭了。”作为当年上海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一名指挥官，年轻的王楚英品尝到了人民军队的凌厉攻势。
然而，初战告捷的解放军，很快就遇上了硬骨头。
“在攻击浦西的敌人主阵地刘行、杨行、月浦三镇时，我们伤亡很大。”被叶飞誉为“靠你打胜仗”的秦基回忆。
“这个地方是吴淞的重要门户，汤恩伯命令我们构筑了纵深配备的坚强的防御阵地。”凭借隐藏在树林、草堆、坟包中的永备性碉堡，在海空军强大火力的支持下，王楚英指挥国民党52军一部，疯狂阻击叶飞兵团。
“就在此时，张权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了。”秦叔谨回忆，粟裕意识到，西线兵团将遇强敌，必有恶战。
张权是国民党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中将总队长、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早已策划好率部起义，活捉复兴岛上的蒋介石，但由于叛徒告密，起义失败，他本人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
“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秦基说，“有时，我军要歼敌一个营，就要付出伤亡1000多人的代价。”
“在最初的3天激战中，28军、29军就伤亡了8000多人。”秦叔谨说，况且，还没有夺取预定地区。
“汤恩伯高兴极了。”王楚英回忆，由于挡住了解放军的进攻，汤恩伯把他们这些52军的领导人请去，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
汤恩伯说：“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用，一切合理。月浦大捷足以证明，国军的钢铁工事确实比斯大林格勒还要坚固。只要大家像52军一样，勇敢顽强，我们就一定能确保上海安全！”
西线兵团攻击受阻，引起了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人邓小平、陈毅的高度关注，明确指示--不要性急！
粟裕、张震、叶飞等人主动求变。
“我们改变了战术。”秦基回忆，他们变猛插、猛冲、猛打的野战打法为小群动作、逐堡夺取、攻击必破的攻坚打法。
变阵，立即收到奇效！
“我们的碉堡不管用了。”前一天，王楚英率部凭碉堡据守，在国际电台还能挡住解放军猛冲式进攻，可是现在，解放军突然采用交叉掩护、逐堡攻击的战法，用抛射筒送炸药炸碉堡，仅3个小时，国际电台就失守了。
“我们52军军长刘玉章气坏了，竟然枪毙了好多准备退守的军官。”王楚英说，“我早意识到，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这种作风，迟早要断送掉这支军队。”
秦基回忆，经过10天的苦战，西线兵团歼敌2万多人，攻占了战前预定的上海外围阵地。
同一时间，东线兵团也进展顺利。
“尽管是雨中行军，雨中作战，但东线兵团迂回穿插战术，常常令敌人措手不及。”秦叔谨说，自渡江战役以来，许多战士的双脚长时间泡在水里，烂了，肿了，但仍咬紧牙关，坚持作战。
秦叔谨回忆，浦东第一仗，他们就俘虏了敌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
高桥镇，浦东外围敌人最重要的据点。
“夺下高桥镇，就直接威胁到敌人从海上逃窜的唯一退路--吴淞口。”秦叔谨说。
汤恩伯绝不会轻易放弃高桥。他出动大量飞机，集中大炮，对东线兵团30军、31军的阵地实施狂轰滥炸。
“我们的大炮也发威了。”得知高桥战况激烈，抗战时期从国民党军队起义投奔新四军的炮兵专家陈锐霆，立即调动三野精锐炮兵部队，支援高桥东线兵团作战。
“到5月23日，我军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基本结束。”秦叔谨说，上海守敌20万残兵败将龟缩在从上海市区到吴淞口这一狭长地带内。
就在前一天，眼看大势已去的汤恩伯，匆忙将上海作战的全部指挥权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深夜，汤恩伯等一行乘军舰逃往舟山。
“刘昌义后来起义了。”时任27军81师政委的罗维道记得，地下党把刘昌义带到他的师部，他请刘昌义吃了一顿饭。
“签字仪式就在我们师部举行。”开国少将、福建省军区原副政委罗维道回忆，“我们讨论的重点是'起义'还是'设诚'。”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了从东、南、西三面紧紧包围上海国民党军队的态势。
解放全上海，指日可待。
夺市区--陈毅：“宁肯多牺牲，不准用炮轰！”
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战役打响了。
“粟裕、张震提出了从四面八方攻击上海市区的计划。”秦叔谨回忆，决心先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然后攻占苏州河以北市区，最后聚歼可能退集吴淞口江湾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
“野司首长命令我再抽调一部分炮兵支援市区作战。”陈锐霆说，同时增调的还有刚刚解放杭州的第7兵团23军和第8兵团的25军。
“铁路已经完全被炸毁，我们不顾倾盆大雨，道路泥泞难走，以每小时12华里的速度，沿沪杭公路向上海疾进。”88岁的老兵秦镜，至今难忘当年那次艰苦的行军。
这位当年23军69师205团团长回忆：“听说要打上海，战士们群情激奋。”
“当时正值深夜一两点钟，部队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冒雨行进。”95岁的开国少将陈茂辉，时任23军68师政委，“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尽快参加上海战役。”
“战士们滑倒了，爬起来，有的战士为了行军方便，干脆脱掉鞋子打赤脚。”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陈茂辉回忆，就这样，部队一连两天多不分昼夜地行军，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5月23日中午，我和师长张云龙带领先头部队赶到上海市郊的松江县。”陈茂辉说，这时，9兵团司令宋时轮和政委郭化若已经在等候他们了。
两位开国上将要求陈茂辉率部队发扬风格，人不歇脚，马不停蹄，立即赶往上海市区投入战斗。
“从松江到上海市区，最后还有80多华里路程。”陈茂辉回忆，虽然部队非常疲劳，但战士还是争先恐后地向前奔去。
“不到4个小时，我们到达莘庄。”陈茂辉说，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敌人的布雷区，先头部队马上放慢速度，拉开距离，由工兵展开排雷作业。
陈茂辉回忆，此时此刻，大家都想着一个“快”字，没有一个人因为夜间排雷而顾忌生死，没有一个人因为工具不够而袖手旁观。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努力，许多战士用双手挖雷，指甲缝里都渗出了鲜血。”陈茂辉说，还好，他们没有踩响一颗地雷，大部队顺利通过雷区。
“5月24日拂晓前，我们师终于到达了上海市区边缘的龙华镇。”陈茂辉说。
聂凤智率领27军从西面和南面向市区攻击前进。
24日晚9时，在西郊虹桥机场的前沿指挥所，聂凤智接通了79师师长肖镜海的电话：“部队打得怎么样？”
“冲进去了，军长！”肖镜海兴奋地答道。
聂凤智有点不敢相信，再问一句：“冲进去了？”
“冲进去了，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今淮海路）向市中心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着亮呢！”
“我们的战术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76岁的老兵徐法全，当年是27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我们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敌人一辆传送命令的吉普车，也开到了我们的阵地上。”
25日上午8时许，仅仅经过10多个小时的战斗，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场市区攻坚战，将不会有太多的战斗之时，一条苏州河却挡住了英雄路。
横穿上海市区的苏州河，宽约30米，敌人凭借北岸的高楼大厦，居高临下地构成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南岸的街道、建筑。
“为了完好地把上海交给人民，粟裕等三野首长早就下了命令：在上海市区战斗中，只准使用轻武器作战，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秦叔谨回忆。
三野司令员陈毅特别强调：“宁肯多牺牲，不准用炮轰！”
“我们攻击部队为了减少城市设施的破坏和居民的损失，尽量不用炮火射击和爆破，主要使用步兵武器，以短兵相接歼灭敌人，结束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原67军副军长秦镜回忆。
“死人太多了。”徐法全回忆，战友们一批批地冲上去，一批批地倒下来。
“河水全是红的。”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解放上海苏州河的那场战斗，留给徐法全老人的回忆，是惨烈和血腥。
此时，被阻在苏州河南岸的27军前线指战员，再也看不下去这种伤亡了，强烈要求开炮。
军长聂凤智获悉后，下令制止：“谁敢放一炮，我撤谁的职！”
危急关头，陈茂辉的68师立了一功。
“面对猖狂的敌人，我师不能用猛烈炮火去教训他们。”陈茂辉说，换句话说，对于苏州河北岸守敌，“我们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为了迅速查明对岸敌人的兵力部署，我和师长命令部队注意观察对岸敌人的活动情况，另一方面要求部队依靠群众，进行文明的调查了解。”陈茂辉回忆。
“24日下午4点多钟，在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帮助下，我们利用电话和苏州河北岸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从他们提供的情况中，找到了易于我们师突破苏州河的具体地点。”陈茂辉回忆。
陈茂辉说：“在苏州河上游距我们约30华里的西站附近，河面只有几丈宽，虽然那里也有敌人的重兵把守，可是他们把前沿阵地设在了苏州河南岸。”
“也许敌人是准备发现我军之后，再向苏州河北撤退。”陈茂辉回忆，可是敌人万万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疏忽，却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大约是午夜12点，我师首先集中少数兵力，摆出进攻架势，以密集火力向对岸敌人猛烈射击。”陈茂辉回忆，“与此同时，我和师长命令202团团长张本科带领先头部队向西站迅速前进。
“300多名西站守敌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会从天而降。”陈茂辉借来20多辆公共汽车，率领师主力随后跟进，“这些敌人很快就当了俘虏。”
“当苏州河北岸的守敌发现我们时，已经来不及请求增援，立即弃阵逃跑了。”陈茂辉回忆。
“部队到达河边后，我们发现河面没有桥梁。”陈茂辉说，战士很快就在附近找到了两条小船，用两船相接，船身刚好横跨河面，形成一座“船桥”。
陈茂辉回忆：“我师两个团的兵力，从这座'船桥'之上直插对岸，第一批渡过了苏州河。”
国民党军队苏州河防线一旦被拦腰斩断，他们苦心经营的整个苏州河防线很快就全线崩溃。
敌人最高指挥官刘昌义眼见回天无力，率部起义了。
“我们占领了敌人淞沪警备司令部。”83岁的黄浩，当年是23军67师201团1营营长。
“27日拂晓前，我率领一营进至敌警备司令部附近，占领一座民房。”黄浩回忆，2连连长王培均带来一位地下工作者，还有两名俘虏。
“我请两名俘虏进到敌司令部做瓦解工作。”黄浩说，“不久，先有一个连的敌人出来投降，但部分敌人仍存侥幸心理，在等待观望。”
黄浩回忆，正当他们进一步对敌施加军事政治压力时，友邻部队从北面攻过来了，“我们一下子俘敌7000多人。”
“没想到里面有那么多人。”几十年过去了，满头华发的黄浩至今为那场直捣敌人心脏的战斗感到骄傲和自豪。
“里面只有一个望远镜。”罗维道率部冲进了汤恩伯指挥部，“汤恩伯跑得太快了。”
5月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蒋介石严令坚守6个月的战斗，人民解放军只用了1/12的时间。
“25万敌人，也只有5万从上海逃跑。”秦叔谨说。
胜利之师睡马路，美名天下传
“正如陈毅元帅所言，我们取得了军政全胜。”与所有参加过上海战役的老兵一样，长期从事战史研究、著作等身的王辅一，至今还对当年那场特殊的城市解放战争记忆犹新。
王辅一说：“渡江战役之前，第三野战军制定颁发了严格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当中共中央收到陈毅关于“入城守则”草案后，毛泽东在来电上批复了8个大字--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王辅一回忆。
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蒙蒙细雨之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
新华社随军记者艾煊这样写道：“战争给人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生活式样……今天，战士们甜蜜地躺在马路上做短暂的休息，大家在躺下时，都轻声地笑道：'呱呱叫，平得很，就是凉一点。'慈祥的老太太，热情的青年学生，商店的老板、店员，都诚恳地请求战士们到他们的房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战士婉谢了，他们不愿擅入民宅，他们不愿在这一小事上，开了麻烦群众的先例，开了违反人民军队传统的先例。”
秦镜回忆：“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纪律，在市区内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在马路街头，谢绝一切物资慰劳，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赞扬。”
“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荣毅仁曾这样回忆。
当时，荣毅仁是上海三新银行董事兼经理、上海合丰公司董事、江苏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在荣氏家族中举足轻重。
1949年年初，荣氏父子心情复杂，荣毅仁的太太杨鉴清，已托人在香港租好房子，准备在“形势紧迫”时，迁居香港。
这一天的见闻以及随后人民解放军的模范城市政策，让荣毅仁改变了主意，荣家留了下来。
上海人民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场合，第一次同自己的军队见了面。
“我们有的战士大小便都拉在了身上。”罗维道永远都忘不了，81师的官兵为了执行纪律，都不敢上厕所。
“上海老百姓一走近我们的战士，很快就掩鼻而去，他们纷纷说，官兵们身上怎么这样臭？”罗维道回忆。
“在上海战役中，我们师模范遵守纪律，得到了上级表扬。”陈茂辉回忆，他们不仅做到了一切缴获归公，而且在俘虏很多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战士去搜俘虏的腰包。
“渡过苏州河之后，我们在向吴淞口追歼逃敌的途中，截获了敌人60多辆卡车的物资。”陈茂辉回忆，他们当时并没有注意车上到底是什么东西，派人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上海市军委会。
“然而，在上海市解放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上海市人民银行却向我师发出了特殊的邀请。”陈茂辉说，此时，他们才知道，卡车上的物资全是黄金、银元宝等贵重物品。
当然，也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
“上海战役一结束，我们奉命撤出。”黄浩回忆，途中休息吃中饭时，团政治处的一位干事，是上海人，通过朋友了解到旁边有个美国新闻处，想去了解新闻。
“美国新闻处'热情'接待了他，并请我们部队去看了一场电影。”黄浩回忆，团首长带全团都去，看的是无声电影，银幕上有中文字幕。
“就是看了这场电影，出事了。”黄浩说，当时谁都不知道，这是一个特务机关。
“不久之后，美国合众国际社歪曲报道了此事，说是解放军擅自到美国新闻处看电影。”黄浩说，中央先知道这件事，后来陈毅大怒，他们的团长和政委作了深刻检查。
黄浩回忆，去美国特务机关看电影，在解放上海各部队中，出了个“显赫”一时的“洋相”。
解放军严格的警卫，还引起了国母宋庆龄的误会。
5月27日，上海一解放，毛泽东立即派警卫部队，赶到宋庆龄寓所，为她站岗护卫。
“接受任务的27军，既感到光荣，又感到压力很大。”秦叔谨回忆，为防止坏人混入，他们制定了一条不太通情理的规定--只准出，不准进。
一天，宋庆龄外出有事，乘车回家时，被战士们挡在门口。宋庆龄的随员下车作了解释。战士们说，他们不认识她，先不能进去，他们要请示上级。
宋庆龄生气了，掉转车头，直接开到了三野司令部，当面找陈毅告了一状。
后来，27军当面向宋庆龄赔礼道歉，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个是我在别处找到的，希望有所帮助对你~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名世俊，字仲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901年8月26日，陈毅在四川省乐至县劳动镇出生，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江西军区司令员，红军长征后与项英等同志参与领导三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游击斗争；抗日战争后期，他出任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8年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陈毅是中共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七、九大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陈毅元帅因患直肠癌，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编辑本段]生平事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外滩---陈毅塑像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1月6日，因患直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有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著作，编为《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诗词选集》和《陈毅诗稿》等。
[编辑本段]陈毅元帅（参与）指挥的著名战役
苏北战役（1946）
1946年7-8月间，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的华北解放军的苏北部队，连续作战，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反动派军队5万多人，取得重大胜利，表现了陈毅元帅杰出的军事才能。
山东战役（1947）
1947年4月，蒋介石在进攻延安的同时，又调动40万人向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等率领的华东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歼敌2万4千多人。5月上旬，国民党军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区进攻，企图压迫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华东解放军以部分兵力分别钳制敌人的左右两翼，而以主要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即选择了冒进突悬的中路敌人，实行猛烈的围攻，经过5月13-14日的淤血战斗，我军将国民党素有“王牌师”之称的整编74师全歼于孟良崮山区，此战共毙伤俘敌3万2千多人，该师师长张灵甫亦被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后来小说《红日》的历史题材。人民解放军打退了敌军对沂蒙山区的第二次进攻，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整个战局。7月，我军再次打通了敌人的第三次进攻，敌人被迫西撤。人民解放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淮海战役（1949）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万人。中原野战军也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
上海战役（1949）
上海战役是陈毅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指挥的最困难的战役。南京虽然解放了，但是国民党大部分军队都退集到了上海，蒋介石要求指挥这三十万残兵败将的汤恩伯坚守六个月，等待美国人出兵救援，陈毅元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已经达到了上海。
中共中央已经确定解放上海后由陈毅担当上海市市长；上海战役决不能仅仅限于解放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如果按照以往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战术的话，上海必将毁于一旦，这场战役，是一场投鼠忌器的战役。我军以重大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前后仅仅15天时间。上海战役，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上海的解放，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保卫东南沿海国防，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编辑本段]陈毅的故事
建国初期，陈毅在上海任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安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上台便说道：“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 ‘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立刻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即兴的幽默，使全场听众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元帅回乡，遇到家乡的桥刚竣工，有人提议将该桥命名为元帅桥，陈毅听后说：“要不得，劳动人民是最伟大的，还是取名劳动桥。”该乡也同时改名为劳动乡！
六十年代初，中国十大元帅之一陈毅，正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
那年，陈毅六十二岁。一次，他出国访问归来，得知老母亲病重，下了飞机就去看望。陈毅刚跨进家门，看见母亲让身边照顾她的女服务员藏起了什么东西，忙问：“娘，你把什么东西藏在床下了？”母亲眼看瞒不过去，只好如实告诉儿子：藏起的是她刚尿湿的裤子；陈毅听了，动情地说：“娘，您久病在身，我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老人家，心里着实难受。这裤子我马上拿去洗了，还藏着做啥子？”
好说歹说，那女服务员说什么也不让陈毅洗，哪能让那么一个大官洗屎尿裤子啊！母亲也劝阻道：“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一进门就让你洗脏裤子，怎么行？”
陈毅说：“我不会说着好耍的，您就允了吧，我小的时候，您不知多少次给我洗过尿布屎裤。现在，儿子有机会为您老人家洗一洗脏裤，虽然不能全部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也总算尽了一份孝心吧。”
不容再推辞，陈毅便躬下身去从床下拉出母亲的尿裤和其它脏衣服，一起拿去洗得干干净净，才坐在母亲身边倾诉念母之情。
[编辑本段]陈毅与新中国外交成就
1958年后，陈毅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参与制订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方针，协助周恩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
早在1952年10月，陈毅就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会晤斯大林。1954年10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顺访波兰。1955年4月，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
1958年2月，陈毅首次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随周恩来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事宜作了妥善安排。1960年，陪同周恩来或单独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中国同尼泊尔的友好条约和经济协定、中国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中国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促使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并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欧亚14国，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为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奔波于雅加达、开罗、阿尔及尔之间。当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使会议搁浅后，参与磋商，强调亚非团结，反对分裂，促使达成会议延期的协议。此外，他还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仅对缅甸一国，即达10次之多。其中1963年春和1966年春，先后陪同刘少奇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1965年9月在北京发表著名的记者招待会讲话，阐述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的严正立场，在国内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同林彪、江青集团破坏外交工作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向周恩来提出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开展工作的具体设想，成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战略决策的前奏。周恩来对陈毅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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