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谢谢！
问题解答：
没有，去大的图书商厦，应该有卖伟人的印刷画像
有!
没看见有卖的
有 我曾在那买过!!!
1914年日本人利用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身为国家最高主政者的袁世凯，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或干涉。达到的效果是全国民心沸腾，主张对日作战，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也都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历史的实情如此。而此时的孙中山，却甘心接受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个人及其政党的援助。此非污蔑，从现已公开的孙中山1914年5月11日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来看，孙允诺出让的中国权益，比二十一条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今天的我们，也不必苛求孙中山，因为他一向信奉为国为民，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正象今日回头看，我们并不斥责当初签定《布列斯特和约》，割地给德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为卖国贼一样。
辛亥首义，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长期被人斥为“窃国”；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政府？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及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袁又非革命党人，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也早就玩完了。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是一项政治交易。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洗盘子了，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袁世凯软硬兼施，顺利践约，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皇帝，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袁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封闭、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功于俄罗斯。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期有残暴频繁的“文字狱”，晚期又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领土利益，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皆曰可杀；可结局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枪决了，爱新觉罗家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保了下来；就这一点,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政治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是有失水准的。我们不能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政府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政治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匡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
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革命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孙中山当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限制总统。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
近几年随着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少许改变，发现“坏透了”的袁世凯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真实的历史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值得告慰袁大总统在天之灵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好人”说得直如“圣人”，把“坏人”说得仿佛“魔鬼”，机械地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其实是幼稚的学问，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每当我们看到海外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都不禁令人汗颜。为什么我们写不出那样的著作？路径依赖、传统思维在左右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袁世凯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发挥独特作用的人物，有功有过，应客观公正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此时此刻我有一个假想：假如当年的袁世凯在成功地坐上大总统宝座后，能仿效赵匡胤、朱元璋来个杯酒释兵权、火烧庆功楼，再狠下心来学学孙中山搞暗杀、清除异党，那他的帝业能否失败？后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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