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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旅游活动绎释
现在人们论及先秦旅游史时，大多认为先秦的旅游活动只是这三方面的内容：天子巡游，商务旅行，政治旅行〔（1）〕。显而易见，这三项活动中，除天子的巡游的确具有双重目的外，其余两项却都是旅游目的之外的一般旅行。如果说后两项活动中有时也含有旅游因素的话，那么这因素只是其他功利目的的附属，如从美学角度来分析，即功利的目的远远大于审美的目的，因而也就不能说是独立的旅游。 尽管在现代汉语中，“旅游”、“旅行”两词有时也可以大体通用，然而严格地说，二者却又大有区别。旅行所指的，是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而旅游所指的，却是以游览为主要目的所作的旅行。仅从“旅游”一词在汉语又称“观光”这一点（日语亦用“观光”二字），也可看出旅游与旅行的区别。“观光”一词的使用，正好突出了旅游自身所具有的特定目的。大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所以在述及旅游史时，有的论述者才故意将二者合并在一起，以期用已知的旅行史料来填补旅游史料缺乏的空白；而于早期旅游活动，有时甚至无一史料可据，于是只好单提旅行不提旅游。 那么我国先秦时期有没有旅游活动呢？答案不仅是有，而且还可以是异常丰富的。 2 现代旅游业，是一门极为年轻的产业，它的发达是近世才有的事；然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却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以致不回溯探索就难以有个真切的认识。应该承认，人类早在自己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尝有了生活的欢乐，在社会的发展中，原始艺术和人类的审美趣味也同样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伴随着采集、渔猎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迁徙、游牧和物质交换的旅途里，人们更从自然环境和人文圈的变化中享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欢乐；而对故土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又促成了人类早期的一种逆向的旅行，这旧忆的重温，又使人们的心灵感受到了一种和谐的安适。作为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不附属于其他任何功利目的的旅游，也就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 中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留传至今的文献古籍不仅浩如烟海，且人们对其所做的研究也成果辉煌。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我们所做的研究中，对有关旅游的研究也实在太晚了一些，对旅游文学的研究更尤其滞后，以致在不少的相关论著中，我国早期的旅游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大学的教材中也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误会。 本文这里想做的“绎释”，便是以旅游活动为论题而对众多古代文献的一次再研究。 前已说到，人们的旅行，其实是为了到达某一目的地所凭借的方式；而旅游，才是通过旅行来实现游览目的的实践。因此，动机和目的，便成了研究者识别旅游及用来对旅游进行类别分析的依据。如果我们也对我国早期的旅游实践作一个心理动机的分析，那么先秦时期的旅游活动大致可分如下几个类型： （1）巡游。巡游又可分为天子的巡狩和诸侯的巡行。“巡狩”亦可写作“巡守”，它是古代帝王的出游活动，是帝王离开国都到境内各诸侯领地进行巡视。如从表面来看，巡狩的确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目的的旅行，孟子引述春秋时晏婴的传统解释是：“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2）〕意思是天子到诸侯的国家去叫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另一方面，诸侯也可以去朝天子，诸侯去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报告在他职责内的工作。作为汉章帝时讲解五经同异的成果，《白虎通义》后来总结的含意就更神圣：“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此，幽隐自不所得，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计时月，皆为民也。”〔（3）〕 如据《史记》所保存的远古传说，则黄帝、颛顼、虞舜等都曾有过多次的巡守。《史记》所记，其根据何处已无一一细考的必要，然司马迁自有所本，却是无庸置疑的。如舜的巡狩，今就可同时见于《尚书》：“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狩，至于四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礼。……五岁一巡狩。”〔（4）〕如据历史地理学者对《史记》等的诠释，黄帝足迹所至该是东到东海，西到崆峒，南到长江，北到今河北怀来的地方；颛顼所至，较黄帝为远，如应之以后世地名，则东至海中岛屿，南至交州，西至陇西，北至幽州；关于舜巡狩的记载，因为侧重于柴祭山川的活动，故所记足迹至处便是东南西北的四岳，如参照《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自当还有五岳里的中岳。 对古代君王巡游的记载，古代史料比比皆是，所记内容更延至夏商周各代，到了春秋战国，除天子巡狩之外，更加上了大量的诸侯在自己国内的巡行。 巡狩的目的，或者当初确也出于政治方面的动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巡游活动中实际感受的丰富，巡狩所具有的旅游目的也就越来越突出。一次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就道出了其中的实质。 离宫别馆是帝王用于休憩的园林。一次齐宣王在他的离宫里接见了孟子，并询问孟子是不是有道德的人也能享受到这种休息的欢乐。孟子在回答时强调了他一贯主张的与民同乐的思想，并讲述了春秋时齐景公跟晏子的一段故事〔（5）〕：齐景公对晏子说：“我想到转附和朝wǔ＠①这两座山上去玩玩，然后沿着海滨去到琅琊山，我该怎样做才能跟过去圣明君王的巡游一样呢？”晏子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呀！过去天子的巡狩，没有不跟工作相结合的：春天要巡视耕种的情景，秋天要考察收获的情形。所以夏代民间的谚语这样说：‘若是我王不巡游，我的休息向谁求；若是我王不巡狩，我的补助哪会有。’然而现今的出巡可不这样了。国王一出动，筹粮运来，弄得饥者不得食、劳者不得息。上游玩够了下游玩，下游玩够了又去上游，没完没了的打猎，还吃吃喝喝地没个够。这种流连忘返、荒亡无度的行为，前代圣明君王可从来没有过。在这两种不同的巡游中，现在就看您选哪一种。”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这个回答，非常高兴，于是出巡前先在国都里准备了不少东西，开拔到郊外一停下，便马上拿出东西来救济劳苦百姓，并还把主管音乐的官员叫来，让他谱写一支君臣同乐的乐曲。 这个故事至今还保留在《晏子春秋》及《孟子》中。从这里不难看出，春秋时的晏子也好，战国时的孟子也好，都早已透过巡狩巡行的表象，看到了其中旅游的实质，而齐景公的旅游，也想披上一件与民同乐的外衣。所以说，古代君王的巡游，其实就是帝王所独有的一种大规模的旅游活动，只不过它是建立在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的基础上罢了。 （2）游畋。“牧畋”的“畋”字，也可写作“田”，意思是打猎。游畋就是游猎，指的是不以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狩猎活动，因此也就跟一般的狩猎不同。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里面就有不少诗作写进了畋猎的内容，即使仅就其中为历代研究者公认的畋猎篇什来说，《车攻》、《吉日》〔（6）〕所写的就是游畋的内容。《车攻》一诗开始写道：“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接着写的便是射猎的欢乐情景和最后对此次狩猎的赞扬。据称是汉代毛公为本诗作的小序说：“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士。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7）〕似乎本诗所写周宣王的游猎，也是治国为民的大事情；然而相传是文王儿子周公所作的《尚书·无逸》却说：“文王……自朝至于日中dié＠②，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畋。”〔（8）〕夸赞周文王从早晨直忙到太阳偏西都没有空吃早饭，所考虑处理的政务全都是关系到黎民百姓的大事情，自然也就不敢沉溺于游逸畋猎了。此篇《无逸》接下去的内容还说到，文王以后的继位者也以文王行为为准则，在游畋方面也不敢追求过分的享受。如从《无逸》的记载来看，连文王的游畋也是一种旅游打猎的活动，那么宣王游畋的真实内容也就勿须讳言了；更何况《车攻》全篇，的确也没有任何为民治国的政治内容，只因经学家们颂古心切，以致才作了过分的赞扬。 有意义的是，举世闻名的石鼓，却从另一角度构成了旁证。石鼓是刻有籀文的十只鼓形石，每只上面均镌有四言诗一首，因其是在唐代才在岐山之南的陈仓发现的，故又称为岐阳石碣或陈仓石碣。因其所用字体介于秦篆和较秦更 古的文字之间，有人疑是周宣王的史官史籀所书；又因诗的内容和字句跟表现周宣王畋猎的《车攻》、《吉日》相近或相似，故也曾被认为是描写周宣王畋猎的作品，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又被称为宣王石鼓。可是经过近代学者更深入的研究，结果却跟前人看法不同，研究者大都认为这十只石鼓实际是秦刻石，所刻内容是春秋战国时秦国国君的活动。不过在具体的年代上，各家却又略有不同：郭沫若等定为秦襄公，震钧、罗振玉、马叙伦、童书业等定为秦文公，马衡等定为秦穆公，唐兰等定为秦献公。关于石鼓的年代，研究者们自然各有所据，我们这里不拟讨论，我们要谈的是它的内容。 郭沫若之说，为其晚出的一种，自然也就融进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如依郭沫若的诠释和排列的次序，这十只石鼓中，第一石的内容为“称道qiān＠③源之美、游鱼之乐”，“叙其风物之美以起兴；二石、三石追叙“攻戎”与“凯旋”；四石“追叙作西zhì＠④”“以供游玩”；五石“叙作zhì＠④既成，将畋游以行乐”；六石“叙初出猎”；七石“叙猎之方盛”；八石“叙猎之将罢”；九石“叙猎罢而归”；十石“叙猎归献祭”〔（9）〕。由此看来，是qiān＠③源河水之美和游鱼之乐引出了襄公的畋游，那么其游畋的目的也就十分清楚了。因而也就可以说，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其所记载的正是一次旅游行猎活动的内容。 其他如震钧等人的文公说，尽管年代与郭说相异，然而其说对内容实质的分析，也与郭说没有多大不同。《史记·秦本记》有载：“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10）〕《史记·封禅书》也载：“作西zhì＠④……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qiān＠③渭之间”〔（11）〕。如与石鼓猎碣对照，亦不难弄明文公畋游的目的。至于唐兰等人的献公说，考证者更明确地认为，石鼓文字当为献公修治道涂旅游渔猎之作〔（12）〕。 古今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石鼓四言诗本是仿三百篇之作，它跟《车攻》、《吉日》内容主题乃至文字竟是如此相似，看来孔颖达疏诗时所说的“人君游畋或意在适乐”〔（13）〕也就更有根据了。关于古代君王的游畋，先秦典籍的记载实在不少。从《尚书·无逸》与《诗经·车攻》的比照中，从无数学者对石鼓文的考释中，我们都不难弄清古代君王游畋的目的，而这一结论的得出又正好帮助我们判断，古代君王的游畋正是旅游的一个类型。 （3）观光。“观光”一词，源出《周易》。《周易》一书，原为我国古代占卜用书，意在通过以阴爻阳爻为基础的六条爻线的排列组合，来预卜人世的吉凶祸福。在《周易》总共的六十四卦里，有一卦称作“观”。该卦爻辞在解释卦中倒数第四条爻线时说，“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14）〕。如综合各种传统的疏释，即倒数第四线最接近倒数第五线，而此卦倒数第五线是阳爻，是地位最高的标志，所以此卦倒数第四线便意味着最接近最尊贵的位置，象征着居处在宫殿附近台观的人，对于国家礼仪最为熟悉，最有利在国家朝廷作为上宾〔（15）〕。 由于观光活动在先秦时的发展，因而“观光”一词的涵意实在远比《周易》的解释丰富得多。通行的观光的含意，是指参观考察异国异地的礼乐文物或政教风俗，亦即是实现参观考察目的的旅游。如从现存史料来看，先秦时的观光便有观乐、观社、观腊，以及观祭祀等多方面的内容。 观乐的乐，指的是音乐歌舞。《左传》、《史记·吴太伯世家》等都载有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的事。吴公子季札到鲁国去，曾提出了观赏音乐歌舞的请求，于是鲁国为他演唱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接着又演唱了二雅和三颂，最后还表演了一系列上古的舞蹈，以致让季札感动得如痴如醉，发出了“观止矣”的赞叹声，因而“观止”一词流传到后来便成了尽善尽美的代称。这就是一次有名的观乐〔（16）〕。 观社的社，指的是社日的节日活动。《国语》和《左传》都载有鲁庄公到齐国观社的事情。记载说，鲁庄公打算去齐国参观社日的节日活动，曹刿极力设法劝阻，可是鲁庄公仍然不听，最后终于登程去了〔（17）〕。为什么鲁庄公执意要去齐国观社呢？《墨子》一书后来说得好，就像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一样，各国各地的景物风情各不相同，各国各地的节日活动也各具异采，齐国的社日活动就象宋国的桑林那样富于异乡情调，所以才吸引着男男女女一起前去游观。其实这道理在曹刿的话中也已有所透露，那就是齐国当时的社日活动早已超越了齐太公早年规定的内容，连齐国的统治者这时也要“观民于社”了。而《墨子》所说的“此男女相属而观也”〔（18）〕，更道出了观社活动的热闹和普及，可见观社活动在先秦时确已成了一种富于引力的旅游。 仅从以上两例就足以看出，观乐、观社，以及观腊、观祭祀等等，实际就是古代旅游参观考察的活动，观光便是它们的总名称，所以发展到后来，人们才用“观光”一词来表达旅游的内容，乃至最后成了旅游的别称。 （4）游娱。“游娱”也可写作“游虞”及“游逸”，并跟“游豫”或“游预”有着相通的内容。由于它们的含意较广，有时甚而可以包容全部的旅游活动，我们这里使用此词时，着重点在于游览的欢娱。 前此所述的巡游和游畋，主要是古代君王的活动；观光范围广些，然而似乎也有一些局限；那么普通人是否也能享受到旅游的欢乐呢？这正是此节所要讨论的内容。 《诗经》里有一首名叫《溱洧》的诗，解释《诗经》的韩婴学派说，在季春三月桃花开春水涨时，郑国便有一种到溱水、洧水去洗浴的风习〔（19）〕；如据《溱洧》原诗来看，所反映的这一风习实际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水边的游乐活动：“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⑤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wū＠⑥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20）〕这是《溱洧》一诗的第一章，正是溱洧水边美丽的风光，才吸引着人们前去游玩，从全诗两章都有的“洵wū＠⑥且乐”反映出的“地方实在大，人们喜洋洋”来看，从第二章“殷其盈兮”反映的“人山人海来游玩”来看，本诗所描写的正是郑国民间的春游。 《论语》中曾写到了孔子让自己的学生谈志向和能力的事情。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路、冉有、公西华都陆续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子路说，能治理好中等大小的国家；冉有说，可以使小国百姓人人富足；公西华谦虚地表示，愿在礼仪活动中作一个小小的司仪。当孔子转而问到曾皙时，曾皙却这样回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于是孔子感慨地说道：“吾与点也！”〔（21〕这里，曾皙用委婉的办法把自己的志向和意愿化作对春游活动的描写；而孔子呢，却对曾皙的志愿极表赞同。这中间自然包含有孔子曾皙共同的志向，也许还包含有他们二人的社会理想，但是如从其表述方式来看，也不难看出当时春游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在《庄子》一书中，“游”更是一项极为引人注目的活动，有寓言的游，有现实的游，有思想的游，有行为的游。游的意义何在呢？《庄子》中有这样的段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故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22）〕 这里我们不拟研究庄子惠子辩论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的意义，而只想讨论其中“乐”的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庄子得出“鱼乐”的根据，如从文字上来看，当是由“鱼游从容”推出的；而在实际上，却是庄子自己游于濠梁之上产生了乐的感情，再看水中从容的游鱼，自然连类无穷得出了“鱼乐”的结论。如进而联系到《庄子》首篇《逍遥游》的意旨（天地万物如能任其本性自然，即可获得无上的快乐，这就是逍遥），甚至还可以推究出庄子对旅游的审美意义的认识。 从古代典籍中众多的出游活动来看，各种不同方式的游的活动的确已为多阶级多阶层的人们所认识所享有。只是因为各人自身条件有异，因而出游路途的长短和所用时间又各不相同。鉴于古代生产力的低下和交通条件的局限，鉴于古人作息时间也跟今人不同，如果用现代社会“旅游者”的定义去要求古代，显然不太合适。因而古代这种旅途远近和时间长短都不尽相同的游览活动，也理当属于旅游研究的范畴。 （5）托志。托志是在山川景物的游览中，赋予山川以象征性寓意，以寄托自己的志向和情怀。 在探究旅游活动的游娱类型时，我们曾说到孔子弟子曾皙表示自己志向的作法，虽然他也把自己的志向化作了对春游的描写，然而他所着重的是全部的游览活动；这里与曾皙的不同之处，在于托志所说的是游览之中赋予山川景物以人格的特征。 著名山川的见称，在我国渊源甚早，《管子》有载，天下名山有五千二百七十之多〔（23）〕。山川之名，实系因人而得；如无人类的登临和欣赏，名又何来？如果暂先不谈人们对山川自然美的赞叹，除此之外，人们还曾对山川有过敬仰的心理，如从古代原始的民俗心理来分析，那便是对山川的崇拜，发展到后来，这崇拜又跟人对自然美的认识、跟人的品格美融汇成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念。《论语》中孔子的总结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24）〕意思是智慧的人乐于水，仁爱的人乐于山，由于智慧的人爱活动，仁爱的人爱恬静，所以智慧的人乐观，仁爱的人长寿。据经学家们的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知者乐运其才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乐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25）〕。这一解释是否真是孔子所总结的前人思想，自然还可讨论；但是这种山水托志寄情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以致古人中也广泛流传着这方面的佳话，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古人登山临水的旅游活动确实不少，正是因为这种游览能给人带来欢乐，带来美的享受，所以早在《山海经》里就已有了“乐游之山”〔（26）〕和“游戏之山”〔（27）〕这类名称。今存《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学者意见多异，但是其中资料源自夏殷时代却是众所公认的，由此可见对山川的游览的确由来已久了。然而，从孔子时代（或更早一些）开始，山水人格化的思想便给山水的游览带来了新的内容。作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它不仅促进了古代旅游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后世骚人墨客的意趣，并进一步构成了我国山水诗、山水画的美学基础。 （6）泻忧。“泻忧”也可写作“泄忧”，就是通过旅游活动来排解自己心中的忧愁。 《诗经·邶风》中有一首《泉水》，《诗经·卫风》中有一首《竹竿》，有研究者认为，这两首诗都是出自我国文学史中第一位名著于册的女诗人——许穆夫人——之手。许穆夫人原是卫国人，为卫国王室宣姜所生，长大后嫁给了许国的许穆公。据说在卫国被狄人攻破、卫懿公战死时，许穆夫人想回国探望，然而却被许国大夫追回，以致未能成行，故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忧。”〔（28）〕“淇水＠⑦＠⑦，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忧。”〔（29）〕她思念故国的肥泉、淇水，思念故国的一切，但无法回去，因此才用驾舟出游的活动来排遣胸中的郁愁〔（30）〕。 也有学者认为，《泉水》、《竹竿》并非许穆夫人所作，诗中泄忧的诗句“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都是当时谣谚成语的运用〔（31）〕。如依此说，则谣谚存在的本身正好说明当时出游泄忧活动的流行。如细细考察《诗经》的各类作品，确实可以发现，用旅游活动来宣泄胸中忧愁的现象实在为数甚多。如《邶风·柏舟》一诗就写到：“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这里的泛舟，这里的遨游，也是用来排解心中的忧愁。 这种在生活中用遨游来摆脱苦恼的作法，到了战国时代更有所发展，以致《诗经》反映社会生活的这一艺术方法在《楚辞》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当心怀耿介敢于直言的屈原遭到朝廷排挤时，他胸中郁结的忧思诉向何人！于是遨游——幻想的、现实的、四海的、楚地的——便不失为其解脱的办法之一了。屈原的一篇作品叫《远游》，一开始就是“悲时俗之迫è＠⑧兮，愿轻举而远游。”究其缘由，屈子自叙身世，“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遭沉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屈原的这一思想，不仅仅表现在《远游》一篇，其实其他多篇均有相同相似的抒发。《涉江》称“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离骚》称“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湘君》、《湘夫人》也称“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32）〕。从这众多的诗作里不难看出，正是世溷浊而莫余知兮，正是独郁结其谁语，才在心底激起了远游的愿望，才导致了聊浮游以逍遥。如果说在《庄子》中“逍遥”还含有世间万物自适之理的话，那么楚辞中的“逍遥”却实在是人的遨游。 这种用遨游来摆脱尘世烦恼的作为，不仅见之于先秦，且还大大地影响于后世，汉魏六朝以来傲世之士的旅游活动，实际就是源自先秦时代泻忧目的的旅游。 （7）伴随类型。先秦时的旅游活动，除了以上所列巡游、游畋、观光、游娱、托志、泻忧六种主要类型外，往往还伴随在其他多种非旅游性质的事务活动中。如诸侯对天子的朝聘、臣下对君主的朝觐、诸侯之间的会同、使者的出使、策土的游说、诸子的游学、个人出外谋业谋生、商贾的贸易往来、受迫害者的出亡、臣属对上司的随行、远方的军务政务劳务、故乡的重访、异地探亲寻友等，往往都或多或少地伴随有异国异地风情的观览、名山大川的登临。尽管这些活动本身并不是典型的旅游活动，但我们在探究古代旅游活动时，却不应把它们除外；加之这类活动在古代存在的数量极大，作为一个非典型的类别，也必须对它们进行研究。 3 虽然上文已将先秦的旅游活动分作了七个类型，但是并不是说先秦时期的旅游活动便都是单一类型的活动。由于人类环境的多样性，而时间因素的变化更是从未停歇，加之人们气质和需求的差异等等，因而旅游活动的形式就更加显得变化多样了。比如说，古代帝王的巡狩就常插入游猎的活动，而周穆王的游行四方又不同于前王的巡狩，所含游娱成分反倒更强。又如孔子的旅游思想，应该说主要是托志和游娱的融汇，而在实践上却难以跟游学分割。从历史典籍的记载来看，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光，显然是由于出使的方便；可是鲁庄公的赴齐，怀抱的却只是观社的目的。看来，先秦时的旅游不仅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单项活动，同时也大量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综合类型。 由于古代史学家地位的局限，也给古代典籍带来了局限，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得出片面的结论，以为先秦的旅游活动仅仅属于帝王。这方面，除了《诗经》的大量内容可以作为佐证外，自当还有别的资料，如前面观光一节所提《墨子》书中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墨子·明鬼下》在说到春秋时燕简公“将驰祖”时，接下便是说明性的原文：“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楚：此男女相属而观也。”楚国的云梦，是著名的泽薮，地域广大，森林茂密，河流湖泊交错，珍禽异兽出没其中，是个有名的游览渔猎的好地方；宋国是殷商后代之所在，宋之桑林更是商汤祈雨的遗址，那里保存着殷代的传统文化、音乐舞蹈和前代的风习，不仅饱具异乡情调，而且还能激起思古的幽情；齐国社日的民间节日活动，早已超过了先王齐太公规定的内容，这时连本国和邻国的统治者都被吸引得前往观看，也不难想像出其中热闹的情景；而燕国的祖泽，也具有同样艳丽的色彩，燕简公驱驰要去的，也就是这样的地方。所以这一切，才吸引着男男女女络绎不绝地前往〔（30）〕。表面看来，《墨子》这段原文不长，但是所含内容却极为丰富，如果我们能用与之相关的历史知识将其充实起来，那么先秦时旅游者熙来攘往的景象也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先秦时期旅游活动的大量出现，其原因绝不仅是人们已经有了旅游的要求，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的发展已为人们提供了物质的可能。作为游行交通的保证，有道路舟车的进步；住宿不仅有馆舍逆旅和帐幕，天子巡行还可在诸侯的宗庙和宫室住宿；作为食物，生吃和野炊当也可以，然而还更出现了便于携带的多种干粮。如从考古收获来看，我国先秦时足迹之所到，早已远远地超出了史籍记载的范围，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这种游行是无法实现的。 对于人类社会，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学说将其进程分作三个时期——蒙昧、野蛮、文明。文明作为社会的进步状态，现今史学界大都把它用指氏族的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组织的社会阶段。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其构成因素自当有多种，其中文字、金属器的制造和使用尤显重要〔（34）〕。而我国先秦时期的旅游，于甲骨文金文之中，于青铜器上都有大量的反映。尽管先秦时旅游的欢乐还不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的，然而作为人类这一整体，我们却又不能不说，旅游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答案不准 只是给你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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