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东山顶上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

用仓央嘉措的诗写成的歌，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萦绕在正在做图片后期处理的我的耳畔。我看着片子里升起在面茨姆峰上空的月亮，应景地将自己在迪庆拍的图辑命名为《在那东山顶上》。

似乎有这样一条历史规律，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留给后人的东西是值得琢磨的。他们归属的群体、他们表现的行为与他们发出的言论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错位。一切错位的根源往往能上升到宗教、道德或人性的高度，后世评判与借鉴的历史也或因错位而错位。历史学家们勘明、考证所有的历史真相，与此同时，又和哲学家们一道，制定历史的评价标准。这些通常归于主流价值的评价标准，努力将体系化的真相维系成包容与回避错位的正史。我私下认为，被包容同时又被回避的错位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我逐渐感到，由错位带来的魅力在当下时代越来越少。在现代化在全世界蓬勃发展并产生旧论、新论的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甚至亲手制造的错位越来越多。譬如，我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失去自由。譬如，我们又回避、逃脱束缚，去野、去旅行、去寻找自由。在仓央嘉措的年代，有离开布达拉宫的浪子宕桑旺波；在我们的年代，有旅途中的我们。

在我做迪庆一行摄图片后期的那晚，不经意一抬头，发现墙上还贴着三月底规划雨崩行程时随手画的一张线路图，字迹潦草，比例失衡，仅能会意行程。认真地将线路图再看一遍，竟觉得自己当时照着攻略绘图时没搞清楚的位置关系问题显得很可笑。小心地，我把线路图从墙上揭下，边角对齐折好，与明显是湿透又晾干了的商业旅行合同放在一起。迪庆之行过去一个月了，旅途中相识的朋友们还在通过网络彼此分享着工作和生活。我们偶尔还是会把生活活剧中一些小情节或是小情结，与迪庆之行中的某些片段去呼应——这不是因为我们因为迪庆而将生命联结在一起，而是因为我们曾共同约定梅里太子十三峰、雨崩和香格里拉。

2013年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深夜的长水机场很安静，全然没有此前引发全国关注的长水机场事件喧嚣的余音。刚刚独自完成曲靖市罗平县万亩油菜花田与九龙瀑布群行摄、乘坐四个小时班车到达昆明的我，在机场购物区通宵开放的汉堡王商铺抱着电脑，设计第二天就要开始的腾冲、龙陵行程——在此之前，我原计划经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独自赴该州元阳县拍摄哈尼梯田，但由于天气和时间原因未能成行。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士推着行李手推车迎面走过来，在我对面的桌子前坐下。手推车上放着一个装着防雨罩的大背包，和我手推车上放着的背包装束大致相似。无论长幼，在驴友看来能一个打着户外背包的人就是有亲切感。一番交谈之后才知道他这次是到迪庆一带拍片子的。我不禁和他聊起我两次入滇走过、以及预备去走的一些地方。他听了我的旅程计划，稍事思索为我推荐了一条线路——飞来寺明珠拉卡观梅里雪山、德钦雨崩行摄、香格里拉游古城览胜景。他还说雨崩还不通车，需要徒步走进去，比较辛苦。这让我一下子想起曾经在规划丽江之行时看过的一则关于雨崩的攻略。两个月中，几经资料查阅，去看梅里太子十三峰、去香格里拉，尤其是去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雨崩村的种子在我心中萌发了。

这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士来自徐州——一个离我家乡约莫二百公里的城市，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我的父母当年也是在徐州读的医学院。

（一）

两个多月之后的2013年4月29日，我和另一个戴着眼镜的江苏老乡顾哥同坐在一辆开往迪庆的依维柯的最后一排。同行的，还有郑哥、敏姐、辛姐、Tina、罗拉、Sho、许哥夫妇、李哥夫妇、易哥夫妇。我们是通过丽江的一家户外俱乐部组合在一起的，这家俱乐部的名字其实比驴友们的高评价更加吸引我——丽江越野者，领队唐强，是个“奔三”藏族小伙儿，藏文名叫“扎西泽仁”，是这家俱乐部的金牌领队。我曾经在没有跟随越野者出行的情况下，向朋友Kathy推荐过这家俱乐部，因为那时我在同客服淼淼的交流中认为这家俱乐部值得选择。不出所料，Kathy回到北京后回馈信息说确实不错。

迪庆之行，是我在四川南部一乡镇中学支教的一个学年里，利用休假完成的又一次心灵之旅。

出发那天清晨，在丽江古城偏北方向的小门处，膝、肘处沾满尘土并隐隐作痛的我，顶着棒球帽，背着一个航空托运实测20.1千克的40L左右的背包，兴奋地不顾两个膝盖的疼痛，同周围的朋友打招呼。交叉斜垮着相机包和腰挎包随着我的身体来回扭动。在那里我认识了同行迪庆的朋友们。

迪庆，汉语地名来自于藏语音译，意为“吉祥如意之地”。迪庆位于云南北部滇川藏交界处。青藏高原向南部伸出的一足将迪庆抬起，横断山脉纵向历数着德钦县、香格里拉县和维西僳僳族自治县三县。在这片238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汉、藏、僳僳、纳西、白、回、彝、苗、普米等民族和睦并居，历代创造着具有迪庆特色的康巴藏区文化。我们此行的主要停留地点包括德钦县正对梅里太子十三峰的飞来寺明珠拉卡、德钦县云岭乡雨崩村、香格里拉噶丹·松赞林、香格里拉县建塘镇独克宗月光古城、迪庆与丽江交界处的中虎跳峡，此外，我们还将在石鼓长江第一湾、“美丽的沙坝”奔子栏、金沙江月亮湾、白茫雪山、纳帕海及依拉草原、小中甸短暂停留。这条迪庆六日的经典线路囊括了迪庆藏区最具代表性的景致。

这里从视觉上看是金沙江河道一百多度的“V”字形大转弯，因而在网络攻略上也有人将此误作“长江第一弯”。在我看来，无论是作“湾”还是作“弯”，都能揭示其重要意义。石鼓港是横渡金沙江的重要通道，石鼓镇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滇北历史名城，也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诸葛孔明“五月渡泸”；公元1253年忽必烈在此“革囊渡江”；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在此渡江北上抗日。更深层次的，这个大转弯是长江、黄河滋养的华夏文明的重要基础。在“三江并流”地区，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吉热拍格的怒江一路南下，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吉富山的澜沧江一路南下，在西双版纳出境后以“湄公河”的名称天然地划出了老挝和缅甸国界。唯有金沙江，从此改向东奔流，在四川宜宾接纳岷江汇聚成了长江。去年十二月，我曾与好友一道在宜宾两江交汇处驻足怀古。前人诗云：“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用唐队的话说，没有“长江第一湾”就没有母亲河长江，华夏文明的历史就会被改写。

经S225、S226进入G214到达奔子栏，已经是下午一点多。我们在奔子栏吃了午餐，并补充了路餐、水果。奔子栏是位于白茫雪山（又作“白马雪山”）山脚下、金沙江西岸的一个小镇。奔子栏气候适宜，物产丰盛，素有“康巴江南”之称。在这里，有高海拔藏区少见的新鲜水果，汁儿多而味甜。由于地形因素，奔子栏上下的金沙江面呈现的状态是不同的——奔子栏以上，金沙江波涛汹涌；奔子栏以下，金沙江开阔平静。于是聪明但在大自然面前实际无奈的人们，就把这里作为金沙江上游重要的渡口之一——溯流而上，往西北是西藏，往北是四川德荣；顺流而下，往东南便是香格里拉县城、丽江，沿江便是维西、大理。与石鼓镇相类似，奔子栏也是自古以来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滇北重镇。资料显示，奔子栏设汛驻兵的历史上溯到清代。而现在，这里伏龙桥一桥通途。这里又一次和西南地区古时的重要通道“茶马古道”联系在一起——滇藏“茶马古道”从这里由滇西北进入西藏和四川。正是由于“茶马古道”对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作用，奔子栏地区汉藏民族融合程度较高。这具体体现在节日独特，据说这里几乎不过藏历新年而按照汉族农历迎接新春佳节。

在总是被误认为“长江第一湾”的金沙江月亮湾，我们拍摄和留影后便继续沿着滇藏线前行进入白茫雪山自然保护区腹地。这里的海拔4000米的说拉拉卡垭口和海拔4292米的白马雪山垭口是滇藏线上海拔最高的地方。白茫雪山主峰扎拉雀尼蜂高达5640米，保护区海拔最低处的霞若乡海拔2260米，三千多米的海拔高差使植被分布呈现垂直分带，也为多种稀有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学界认为，白茫雪山自然保护区气候特征与植被类型“立体感极强”。特殊的地理特征使这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此前我一直将那天要去的地方称为“梅里雪山”。唐队在车上的介绍让我觉得自己之前的谬误似乎很荒诞。我在来之前一直念叨的“梅里雪山”实际叫“雪山太子”或“太子雪山”，那是一片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的诸多山峰。资料显示，“梅里雪山”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08年。当时一个名叫马杰尔嬠/font]戴维斯的法国人在他的专著《云南》一书中提及了“梅里雪山”。事实上，在太子十三峰北部有一个小山脉，那个小山脉在当地被称为“梅里雪山”，小山脉山脚下的一处村庄被称为“梅里水”，也叫“梅里石”——山与村的名字究竟是谁决定谁这个无从考证。梅里雪山的主峰为海拔5229米的说拉曾归面布峰。人们之所以会误将卡瓦格博所在的太子十三峰当作梅里雪山，主要是因为建国后的一支测量队在德钦与当地人的交流出现障碍，将卡瓦格博所在的“太子雪山”记录为“梅里雪山”。这一记录直接反映到了官方印制的地图上。从此，由于卡瓦格博的在藏传佛教诸神中太子地位才被称为“太子雪山”的雪峰，一直被人们误读。海拔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作为藏传佛教八大神山之首，却继续以太子的身份接受着人们的误读，依然护佑着所有信仰他、或崇敬他的人们。“十三峰”，在这里有两个说法，一说雪山太子确有十三座雪峰；另一说是“十三”在藏区意蕴吉祥如意，雪山太子并不是准确地具有十三座雪峰。思忖再三，我私下将太子雪山称为“梅里太子十三峰”，以囊括众所周知的“梅里元素”、太子雪山的真实身份和“十三”这一藏传佛教的吉祥数字

翌日就要徒步进入雨崩村，晚饭前我们开了雨崩行程会。在交待一番雨崩行程注意事项后，唐队回答了大家对于行程的种种疑问，招呼大家用餐。唐哥在安顿好各位队员住宿之后，没有住在主楼，倒是和我与郑哥商量着在我们的房间洗了个澡。酒店依山而建，分上下两部，主楼在上，副楼在下。这样看来，唐队是住在副楼不具有浴室的房间里。

约莫凌晨四点，我醒了，郑哥也醒了。他翻了个身起床，打开窗帘。我问他能否看得到雪山，他显然是迟疑了一下告诉我说能看到。后来展现在我面前的场景，使我确定他的那一下迟疑，不是因为瞌睡没有褪去，而是在看到星空下雪山的那一瞬间被震撼了。我们穿上厚衣服，披上越野者为我们每人提供的红色长袍大衣，扛上三脚架和相机就下楼了。我还带了用来给三脚架当重物的防水袋，那里面装着的是我要寄存在酒店不带入雨崩的东西。唐队对寄存事宜已安排妥当。

一切庄重，一切安宁，仿似一个盛大的仪轨。

从小接受着无神论教育并坚持无神论的我不通教经，却一直对宗教文化、宗教历史和宗教信徒有着敬畏的态度。仰望，我似乎在和神山对话，似乎在和另一个世界观对话。人类试图去用自身特有的智慧去解释世间万物，从最早的图腾崇拜开始，人们观天、察地、推己、及人，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创立了众多世界观体系，创造了宗教、哲学和诸多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创生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圈。世界上不同地域的人们，各自以这些世界观体系为中心，在他们各自或共同的文明圈中世世代代发展着他们解释世界的能力。于是，这些世界观体系及其关系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也牵引着价值体系的变化。在大航海时代、特别是三次科技革命之后，在一个个圈子超越自身时空的背景下，一些价值体系被改革，一些价值体系保留，一些价值体系消弭，一些价值体系变质。随之，不同的世界观抑或同一个世界观中由于经济社会因素产生的不同派别，或和睦共处、共同维系和平与安宁，或分崩离析、引发动荡与战乱。藏传佛教也是这里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的一种，它在起源上发挥着解释世界的功用，当然也在松赞干布的时代开始就被政治统治借力，维系中华民族西南地域广袤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但是，当我们看到梅里太子十三峰的时候，这一切的宗教背后的复杂因素都与我们绝缘。我不是虔诚的信徒。在那片星空下的雪山前，我透过取景框，却似乎看到了我坚信的一个价值体系之外的一个价值体系，我仿佛能感觉到两个价值体系之间在相互尊重地对话。

阳光点亮了卡瓦格博的峰尖。观景平台一片沉寂，又一片欢呼。

沉寂的人们将呼吸屏住，却压抑不住心情紧张及“高反”带来的急促喘息。呼吸吞吐之间，是一声声惊呼和一声声快门。这一声声是送给自己的，是送给身边所有人的，也是送给远方牵挂的人的。这一声声我认为是最朴素的祈祷——不能通晓佛经的人们用这种方式替代了大声的诵读或规范的膜拜，卡瓦格博携众神峰一同用他们最宽广的胸襟包容了我们的无知，尽情地展现着他们的神性。

（三）

痛，钻心地痛。左腿之前重摔的位置疼痛难忍，右腿大腿肌肉也在不由自主地跳动。之前在黄山悬崖边抽筋的经历告诉我，情况不大好。两支新入的Leki杖撑着一个徒步节奏错乱的我。

终于抽了，右腿先抽。缓解之后，左腿又抽。再缓解之后，右腿又抽。

从西当到雨崩12公里上山路、6公里下山路，通常是六个小时完成。但是——从第一休息站到第二休息站之间，我竟然没出息地走了三个小时。

陡坡上，唐队倚着一棵歪脖子树，扶着身体严重不适的Tina。Tina在咳，咳得要吐。我每走一步都惨叫一声，两根打包带死死绑住双膝上的护膝，这是一种勉强止痛的方式。更惨的，我的冲锋裤在我中途休息结束、捡起地上登山杖的时候，裆部扯开了一条30厘米长的口子。我把冲锋衣系在腰上，随着一个一个酿跄努力遮掩着冲锋裤的破损处。“维多利亚”的名字由此被唐队叫响。这个名字来源于某个国外品牌，在这里被化用。另外，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

此时，唐队的手机响了，顾哥已经先头到达雨崩村的指定客栈。这一个电话让我一鼓作气，用双手撑起登山杖向陡坡顶部冲。然后，第二休息站就在眼前了。

直到垭口我也没追上先行的李哥夫妇、易哥夫妇。后面的路只能自己落单走。第三休息站门口的电线杆编号102。我没有在这里停留，直接下山。

我离开方便面之家拍摄第82号电线杆的时间是17：07，拍下第102号电线杆的时间是17：52。此时距离开西当已有六个多小时了。我个人认为进入雨崩的下山路要比上山路陡峭得多，而且是连续陡坡下山。我扎紧护膝保护好膝盖后就用双杖作制动，快速下山。我听见对面吉娃仁安峰和面茨姆峰方向传来巨大的轰鸣声，似低空飞行的飞机，又如滚滚惊雷。我不确认这是雪崩的声音还是山泉瀑布的流水声。在南宗拉垭口下行的山坡上，我用长焦镜头扫描着对面的峰峦——在旅行途中，长焦镜头常被我当作望远镜使用。雪雾浓密，不知是云压下来的水汽，还是雪崩升腾的颗粒。每年入春的三至五月是雪崩高发期，由于天气转暖，冰盖自低海拔向高海拔融化。支撑雪山上积雪的冰盖一旦松动，任何一点小小的扰动——比如在雪山大声喊叫，比如登山者的冰爪钉碎冰盖——都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一点我在进行旅行规划时就曾想到，我还为此查阅了“2007年5月雨崩神瀑雪崩事故造成两名驴友遇难、八名驴友重伤”的相关资料。

天色渐晚，我一个人走在下山的路上。在这一行当中有那么几段路我是自己走的，比如进入雨崩从方便面之家出发直到达到雨崩村，比如冰湖、大本营在陡坡到大本营之间以及返回雨崩上村客栈时回到垭口之后。和队友一起走享受的是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欢乐，自己一个人走享受的是时时自励，边走边拍的欢乐。影片《中国合伙人》里那句台词被无数影迷热捧：“总有那么一段路是你一个人在走，一个人坚强和勇敢。也许这个过程要持续很久，但如果你挺过去了，最后的成功就属于你。”

在能看到雨崩上村的地方，我同样看到了易哥易嫂。他们走得稍慢了一些。易哥说他膝盖有些受不了了，易嫂扶着易哥慢慢地在走。我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快速往下行。我要赶在天色暗下来之前拍下雨崩上村和下村的俯视图。我回头看看过来的山路，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没有唐队和Tina的影子。

不到19：00，我自豪地拍下146号杆。但是，雨崩上村这么一大片，驴友接待站、客栈有好几家——我要去的那家究竟在哪？我用一个多小时急速下行走完两小时的路途之后，竟然在雨崩村里迷路。进入雨崩村我第一个立足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平顶房子的房顶，在退回山坡另找一条路来到一家客栈门口我便问客栈老板越野者户外合作的客栈的位置。也是缘分，这位老板说越野者户外合作的那家店以前是他开的，就在小学校、篮球场附近。于是我一路寻找小学校。雨崩村里的人非常热情，在一个小卖部，开店的大娘用自己的电话联系了一个知晓情况的人，帮助我确认了一下小学校附近的客栈确系越野者户外的合作店。

在晚上七点一刻的时候我路过了篮球场，看到了越野者户外同批次出发的另一个雨崩团队的队友——他们在第一休息站附近帮助过已经出现腿部抽筋迹象的我，我也看到了从巷子里走出来的顾哥。这个时候，顾哥在雨崩上村已经待了三个小时了。我累得瘫坐在客栈的床上，拧开那一瓶在方便面之家买上的矿泉水。

在大约七点半的时候，唐队带着易哥夫妇、背着Tina以及一堆大包，走进客栈。

那天的晚饭我几乎吃不下东西，不完全是因为我在路上就着半升热水，吃掉了一整包压缩饼干。我的药包似乎没有白白扛进来。在到达雨崩上村到从雨崩上村出发去往冰湖前的十多个小时中，我的药包派上了用场。比较严重的，有三位队友出现了高热症状。贡嘎西南坡之行包子的建议果然派上用场了——体温计是判断发热患者是否需要药物降温的工具。当天用上的药物主要有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蒙脱石散、藿香正气软胶囊等。还有，我的三脚架似乎也没有白白背进来——尽管不是用于拍照，而是晾衣服。

我还是少带了一样东西——第二条裤子，我甚至都没有带第二条裤子来到云南。我的针线包放在洗漱包里，洗漱包放在了飞来寺寄存，只是带了牙具和毛巾进雨崩。吃晚饭的时候，我通过唐队向客栈老板借来针和黑色的线。唐队说在藏民家中备有针线的很少，备有的针线量也很少。准备好第二天去往冰湖的行装，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裤子上三十厘米长的口子，我拆掉了一个10L的绿色防水袋，用防水布衬在裤子里缝补——我大概清楚这样补起来的防水冲锋裤不会因为绷紧而再撑破。在补了一半之后，从客栈借来的黑线用完了，客栈也断电了。于是我用锋利的单手刀将防水袋上的防水涂层刮掉，拆出了缝制防水袋的绿线。我纫上线后继续缝。屋子里大大小小趋光的飞虫向我的头灯飞来。撞在我的额头上。大功告成之后我抻了抻自己的“杰作”，放心地睡下了。

那一夜我和郑哥、易哥、李哥在一间屋子，唐队和顾哥各自住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房间，发热的许哥、身体一直不舒服的Tina住在相对宽敞一些的单人间。其他八位女队友分两个屋子安顿。

那一夜，我们都听到，Tina吐了一夜。

（四）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们期待能从雨崩上村看到吉娃仁安和面茨姆的日照金山，但天气未能让我们如愿——厚厚的云层从天上一直盖到半山腰。天阴沉沉的，空气里湿漉漉的。吃早餐之前大家非常关心身体不适的几位朋友。Tina和已经发热的易哥显然是不能去冰湖了，易嫂留下照顾易哥，同时也帮忙留意一下Tina。许哥量了几次体温后裹紧衣服，坚持出发。Tina在进雨崩之后就在休息，一直到同大部队离开雨崩。易哥那天在服用布洛芬之后稍稍恢复了一些，和易嫂在雨崩上村随意走了走。

早餐之后，我们在唐队的带领下向笑农中日联合登山队大本营旧址进发。

进山，一片原始森林的景象。山脚下有一条河，雪山融水在这里欢腾地跳跃，氤氲而起的水汽沾上了河边的花瓣，将这个雨崩的早晨点缀得清丽脱俗。翻越这个不知名垭口的一路上坡都较陡，走起来虽然麻烦，但经过昨日抽筋和摔伤疼痛的我已经不觉得费力。不知名垭口雨崩上村一侧的山坡上有两处地方可以休息，一处在半山腰，一处在垭口处。当我们到达半山腰休息点的时候，天开始飘雨。检查过相机包和冲锋衣之后，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就继续埋头前行。垭口处的休息点我没停下，径直走过垭口开始下坡。垭口下坡处的坡先是较缓，然后便是几十块山石垒起的陡坡。稍事停留，唐队先奔到陡坡转角处接应大家。雨水使石块变得格外湿滑的，大家小心翼翼地走着。我没清理鞋底沾满的湿泥，在转角处的一块石头上打滑摔倒，身体像失去平衡的风筝一样向一侧偏离。好在唐队搭了一把手，我只是摔了一身黑泥。在走完这一段陡坡之后，我在唐队的帮助下用垭口下的雪在身上擦了擦，稍事清理之后我便边走边拍照片。两个路上一直鼓励我的广东大叔幽默地说我是“装备型男”。那天为了防雪崩，以及因不了解情况而担心的滑坠，我随身带了攀登头盔。


牛棚小屋里，柴火漫上了大锅，沸腾着锅里的开水。队员们用大勺子将开水盛出来，浇进方便面，灌进保温瓶，往身体里或者身上携带的物件里储存着冷雨飘洒下属于人间的温度。我处理了一下身上还残存的泥，这种泥来自雨崩圣土，我甚至更担心我充满浮躁的躯体将雨崩圣土的雨泥污染。辛姐和许哥夫妇坐在我们对面，柴火扰动的空气与光线使他们的面容在我眼睛里飘忽不定。郑哥在小屋里走来走去，拍下了许许多多在我今天看来值得珍藏的细节。透过大本营的窗棱，放养的骡马在雨中吃着草，远处的雪崩痕迹依稀可见。





乃钦拉措除石滩外三面都是雪山雪崩的痕迹。唐队说，石滩上这些用来堆玛尼堆的碎石头有许多是雪崩时雪浪与气浪裹挟下来的。我们沿着雪路下行到乃钦拉措的山谷，在乃钦拉措的身边驻足。此时的乃钦拉措冰雪尚未融尽，蓝绿色的湖水托举着白色的长条冰块，就像眼眸澄澈的藏民面向卡瓦格博托起洁白的哈达。卡瓦格博裹着云雾，浓重的云雾正如神秘的卡瓦格博戴着的圣洁哈达。这里依然有经幡，有许许多多的玛尼堆。然而，放眼整个冰湖山谷，身着五颜六色冲锋衣的旅行者、探险者、越野者们正如一面面经幡。尽管他们表面没有经文，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他们的生活哲学，他们或许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他们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崇尚自由，他们在神山冰湖的山谷里留下身影，带走回忆。

在下行山谷的时候，唐队特意要求我们不要去石滩以外的三个方向，也就是不要跟其他的团队一起靠近三个大雪崩体。事实证明，过于兴奋的我在冰湖山谷里忽略了这里3800多米的海拔高度停留时间过长，为后来发生的事儿埋下伏笔。回到山谷之上再行下撤的路我们没再走雪路，而是一条大概一尺宽的、由碎石垒起的脊形“通道”。走上这个坡度大约二十几度的“通道”，右侧是六十度以上的积雪陡坡，左侧是四十五度上下的积雪缓坡——这个通道的形状类似斜着的河堤。刚走上“通道”的时候我依然很兴奋，踏着垒起来并不紧实的石块跳跃着走。但是，就在快要走到“通道”尽头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我突然感觉到头特别沉重，身体仿似在跟着山谷来风左右晃动。我尝试用一道刚才在冰湖边上做的加法题验证自己是不是出现“高反”，我竟然想不出那道题是啥。我用双杖支撑了身体，然后向通道尽头看了一眼，又向脚底下看了一眼。不看不要紧，这一看我的恐高症状又出现了。我本能地将自己重心降低，一番目测后，向45度雪坡一侧跃下。我站在雪坡上的时候，“高反”更严重了，以至我判断不了下一步往哪一小片雪上落，雪厚厚地盖住了下面的一切。于是我盯着远处的唐队，发出求援的信号。唐队没有花时间判断我遇到什么麻烦，直接跑步从45度的雪坡横切过来扶住我。那一刻我似乎找到了救命稻草般抓住唐队。后来据敏姐和辛姐说，我那一抓把唐队手上藏式戒指内侧的钉子嵌进了唐队的手指。

一只土拨鼠从我们身边跑过去，钻进石缝里。

在原地休息了一分钟左右我似乎缓过来了，唐队在我身后鼓励我让我自己沿着他跑过来的路线走到通道尽头。随后的下山路，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尽管陡坡很多，我的恐高症状也没有出现过。我们还是一路玩笑地走回大本营，稍事休息后在山风中返回雨崩上村。

许哥和许嫂——这对儿从高中时就一直相伴的有情人——已经先行往雨崩上村返回了。顾哥和敏姐组成的第一梯队也大致回到了客栈。

唐队在大本营另一个团队聚集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黑色战术背包。许哥和许嫂今天的行装也是一个黑色战术背包。唐队一路上在寻找有移动手机信号的地方，同时又在照顾我们的同时，尽可能靠近另一个团队。在确认背包不是许哥的之后，他才放心和我们一起往前奔。那一天唐队很辛苦，晚上他在组织我们讨论后一天行程、举行过我们短暂的“炉火晚会”之后，又和在雨崩的朋友骑着在雨崩罕见的越野小摩托，去为Tina到一户藏民家取葡萄糖。直到深夜他才给怀着宝宝的爱妻打电话，“报平安”。据与唐队“一木板之隔”的女队友和顾哥说，“客栈木头板墙的隔音效果很差”。唐队说，他还是蒙着被子的。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户外活动领队不仅具备专业的技能、丰富的经验和必要的责任心，更重要的是其自身对于活动开展地的热爱，以及将这种热爱传达给他带领的队员们。他关心队员们在活动中生命和财产安全。他熟悉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深谙当地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知晓一切活动需要或不需要的地域礼仪。他有着良好的沟通能力，与活动辅助人员——比如司机师傅、马夫、背夫、景区管理人员沟通，与当地民众沟通，与队员沟通。他有着强大的亲和力。他需要调节个性张扬的队员们之间的关系，在保证每一位队员自由的前提下，让整个团队和谐。对于他们的队员来说，在困境未曾发生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和大家一同好奇地遍览风光的驴友，尽管同样线路走上几年、十几年的他可以讲述和这样一片美景相关的所有故事；但只要任何一个队员有任何的困难，只要一个团队需要决断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团队的领头羊，他承担着最大的风险和责任，往往容不得犹豫。

在我们看来，唐强是一个优秀的领队，当之无愧。一个优秀的领队也是一个优秀俱乐部的名片，一个优秀俱乐部是一个优秀领队施展的平台。当活动结束后“维多利亚真爱团”的全体队员向越野者户外赠送写有“一路相伴，一生温暖”的锦旗时，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心默念了一句——

尼玛泽仁，扎西德勒。

（五）

从大本营回雨崩上村，我下山的腿脚快，只在攀上我之前滑倒时所在垭口前后稍事休息。到坡度缓一点的地方，我就不再使用双杖，而是将攀登头盔系在杖一端，用手杖挑着头盔优哉游哉地走着。从影子里能看到的，是我头盔一跳一跳的图景，就像此时的太阳一跳一跳地藏进山峦中。

远远地看到客栈的平台上，易嫂正在晾衣服。我向易嫂挥手示意，然后加快脚步向客栈奔去。第二梯队队员中，在我之前有两个人先回来——郑哥、罗拉。唐队带着辛姐、Sho、李哥、李嫂他们回来时，就开晚饭了。我们在晚饭时开会集体决策后一天的行程。

按照之前的行程安排，后一天是经雨崩下村去神瀑，然后返回雨崩上村再原路返回西当村，撤出雨崩。但是此时的情况十分特殊。据唐队介绍，这个季节每天傍晚落日前的山风很大，常常将山崖边的石块吹向山谷。在雨崩村内部问题不大，唐队担心的是离开西当村时的澜沧江大峡谷落石。这又让我回想起那种“浊浪洗脚”的感觉。天色明亮的时候唐队可以帮司机师傅看着山上的情况，但是天色昏暗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无法判断。用唐队的话说，“那真的就像赌博一样”。

我们需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下午四点前务必从之前进入雨崩的起点西当出发，开始返回飞来寺明珠拉卡的观景天堂酒店，这是保证我们行车安全的时间底限。由此目标派生出的，是去观赏神瀑的队员必须早上五点出发，早上八点左右到达，中午十二点左右要经过连续陡坡下降和上升途经雨崩上村，回到进入雨崩时的南宗拉垭口，然后下山。这里面包含骑不上骡马的风险。这一系列时间点的要求，以及之前两天的经历意味着，如果我去神瀑就无法拍摄雨崩村的田园风光和人文图片，也无法去寻找传说中雨崩村的小学校了。神瀑在这个季节水量较小，唐队反复用客栈的木头柱子来比喻神瀑的水量。综合考虑，我决定留下神瀑的遗憾，把神瀑留到未来某年秋天我再进雨崩的时候。最后，方案出来了，唐队带领郑哥、敏姐、辛姐代表整个团队前往神瀑，除罗拉和Sho由于种种原因徒步出山，其他人全部半程或全程骑骡马出山。

天，蒙蒙亮的时候。雨，瓢泼大雨被山风甩在客栈的玻璃上，溅起水花的声音将我惊醒。我看了下手表，早上五点半。我心里咯噔一下。五点钟出发的他们四个人这不得被浇个透湿？神瀑一路有没有雪路？会不会很冷？以及——会不会出现失温？这些担心一直持续到下午见到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小时之前的四点半，我曾醒过一次。当时我的一个翻身差点从用木墩床头和木板床板架起的床上掉下去。当时，右手边郑哥正在悄悄收拾行装——轻装去神瀑的三个队员辎重行装由我们用骡马带出山，这样他们就可以节省时间，不用再返回客栈取大包了。我“越过”熟睡中的李哥、易哥向郑哥做了个手势，让他放心他的背包，我一定“完好地”带出去。

我是六点的时候简单洗漱后和客栈的扎西问早的。我在客栈平台上看了看下着雨的雨崩，回到房间取上适度防水的相机包，披上冲锋衣，和同屋的易哥打声招呼、说明去向，就出门了。相机包的侧袋里是自己的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和一台GPS手持机，海事卫星电话占据了通常用来装手台的侧袋。冲锋衣的口袋里是一包压缩饼干。由于雨崩上村是从西当进入雨崩村的驴友集散地，因此上村的许多房子是新建的。这些年也竟有了些商业化的气息。七点的时候我独自转遍了雨崩上村，开始孤身往雨崩下村行进。

之前查阅的资料告诉我，将雨崩的上村和下村分界的，是一座名称为“宾陀”的小山。“宾陀”意为圣僧。我当时没有找到这座山，更没有看到山里凡人看不到的三座大寺庙和108座小寺庙。问路上偶遇的老乡，或许是因为语言不通，藏族老乡对着一个手舞足蹈乱比划的我笑着摇头。其实后来查对地形图和我拍下的照片，我已经将镜头对准了“宾陀”。至于入画的是否是凡胎肉眼不可见的大小寺庙我就无从考证了。寒冰地狱桥和生死界坡在这里是有的。寒冰地狱是佛教用语，是用寒风冰冻责罪人们的地狱。不起眼的寒冰地狱桥很窄，据说曾经是木头做的，后改造时砌成水泥的。桥架在上下雨崩之间峡谷中奔流的河水上。传说按照藏传佛教的礼仪，信徒们过此桥时要同河水的节奏一道唱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嗡啊哄，门咱古日班玛斯得哄”并一心发愿。传说这样可以化解来生转世到寒冰地狱之苦。唐队后来告诉我，这条雨崩河便是生死界。资料介绍，桥东的岩石是死主阎罗法王身像，桥西的小泉水是地位次于班禅、达赖，但却是噶玛噶举派的最高的噶玛巴活佛加持过的圣水。我快步走过桥体就看到了生死界坡。据资料，那是过了寒冰地狱桥之后向西岸的一个大坡。传说在这里，因跟随神灵而转山的信徒，他们故去亲人的魂灵都会得到解脱，找到光明的往生之路。

在藏区，任何不起眼的一个土丘、一条小河、一座小桥都可能带有丰富的宗教色彩。从雨崩上村到雨崩下村不到两公里的路，我在雨里走了近五十分钟。

我走遍雨崩下村村中央的每一条巷陌，寻找“些里崩”。关于“些里崩”这个名资料上说，胜乐金刚在卡瓦格博圣地建立了胜乐的净土世界——坛城。坛城有内外宫的分别。内宫的四个界线是东面经箧石，藏语叫“些里崩”或是“雨崩”；南面光明山，藏语叫“罗阿塞”；西面天帝宫，藏语叫“农迦兴”；北面是璁玉湖。雨崩是坛城的东界，而这里我说的“些里崩”就是经箧石——莲花生大师埋藏经书的地方。我的“情报”称，在位于雨崩下村中央的寺庙边，有一块圆锥形巨石，像戴着一顶很高的帽子。莲花生大师的经卷以及怜悯末法众生的胜乐金刚所放置的一百个圣地大门钥匙，都放在这块巨石中。据说，当世界陷入战争、饥荒和末日的苦难时，这顶“帽子”就会自动脱落，众生取出钥匙便可以打开一切圣地之门，进入吉祥安乐的净土世界。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世界尽头所在。

我在村子中央果真发现了一个圆锥形的物件，一番拍摄。

放着圣地之门钥匙的世界尽头，竟成了我雨崩下村独自行摄的尽头。我在拍摄完大玛尼堆和白塔之后，回身返回上村。按照约定，上午骑骡子出山的出发时间为十点整。当时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回上雨崩总体上是上坡路。

在我回身的一瞬间，那悠扬的旋律伴着眼前的景致在我耳畔奏鸣。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

我的相机当时挂在我的脖子上，我举起右手抄起相机，左手拇指在右手将相机举起的一瞬间将对焦模式掰成手动，而后左手虎口旋转对焦圈调到无限远，又用右手拇指和食指配合，通过滚轮将光圈缩小到合适的位置——按下了快门。事后我反复推导，一直做不到动作协调的自己，当时是如何在不看着相机屏幕的情况下，用一瞬间的时间完成这些动作的，我得不出答案，甚至还原不了当时的过程。这是本能的反应，还是神灵的指导？

我站在世界的尽头，做了一回“快枪战士”。

雨停了。雨崩下村的田园风光与雨崩上村层层叠叠的房子集合在一个视野中，山雾掩映下的南宗拉雄奇壮丽，经幡飘动的宾陀神性尽显。一群灵鸟，在自右向左掠过我的视野，在上村与下村之间划分着界线，归入宾陀的深林。这一瞬间，宁静内敛而又张力无限。这图景，如同这悠扬的歌声从东山传来，击中的是我的耳膜，共鸣的是我的整个灵魂，而后飘扬开去，在面茨姆与吉娃仁安的上空回响。老庄道学的“大音希声”，用在佛学圣地并不相悖，那是一个普通而安静的清晨——雨崩，宁静得使我震撼。那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宁静。

骡马走一步我就走一步，骡马在陡坡上打滑我就滑个酿跄，用了半个多小时从寒冰地狱桥回到雨崩上村客栈处。

唐队前一天晚上就为我们预订好了骡子。我的大背包也在前一天晚上就打好了。Sho和罗拉在我到客栈的时候已经准备出发步行出山。Sho在走的时候叮嘱我照顾她的背包和Tina。我把郑哥、Tina和我的背包从客栈二楼扛下去的时候，第一次在雨崩村见到了站着的Tina。这个时候她身体还是比较虚弱，吃不下任何东西。客栈外的篮球场边上拴着来自各家各户的十匹骡子——也有没拴的，只是马夫把它们聚在一起。其中，九匹是大家骑着的，一匹是用来驮运行包的。我、郑哥、Tina和Sho的包正好装备了一匹“行李骡”。在等待出发的时候许嫂和我把Tina扶到边儿上的另一家客栈大厅里，许嫂拜托开客栈的卓玛准备一碗热热的红糖水。

按照雨崩村骡帮的规矩，每个队员骑谁家的骡子完全是由抽签决定的。签儿做得很有特点，是牵马的师傅们从附近小卖部找来的烟盒，撕碎而后借来笔写上数字。我拿到的签是12号。有过山地骑马经历的我这个时候有种莫名的兴奋，“12号”藏族大叔招呼我，给我指了指我要骡子——那是一匹比我在束河骑的马个头还要大的骡子。上骡马出发之前，我用力拽了拽Tina骑的骡子的鞍、蹬和扶手——这几处是山地骑马一直的受力点，然后又招呼了运行李的牵骡师傅。

骑骡子出山不见得比走路轻松，最受折磨的，除了臀部还有心脏。山地上骡和马爱走崖边的“坏毛病”在雨崩的骡子上也是一样的；骡子还受不得惊，一辆明显是拼装的拖拉机卸石头，都把易哥和李哥骑的骡子吓得掉头就跑；在刚下过雨泥泞陡峭山路上，骡子时不时来个“滑行”——据步行的队友说，他在路上常看到骡子打滑的蹄印。骡马一出发就找不到方向、驮着我往大本营的那条路跑。我在骡子的背上拎着缰绳、边上的一个卓玛过来也在拎它的缰绳，这造成了我和卓玛在抢缰绳的结果。不过还好，骡马停下来了。牵骡子大叔赶过来用藏语吆喝着要骡子回去，骡子乖乖地回去了。

牵骡子的藏族大叔不大会说汉语，但是能听得懂汉语。我一路上都在和藏族大叔“聊天”，大叔尽量把话说得很会意。藏族大叔赶着“打头阵”的易嫂的骡子，教我赶骡马。我骑的这匹骡马名字听起来似乎像“喀秋莎”的发音——只是似乎，大叔赶骡子用的语言和在汉地用的是一致的，都是“啾”。我知道后面要换骡子，所以暂时给它起了个代号“小啾一号”。“小啾一号”今年九岁，它的主人就是雨崩村的养骡人，赶骡子赶了七八年。大叔养的骡子里，“小啾一号”是力气最大的，只是这几天身体不大舒服，总是腹泻。说起来也是，“小啾一号”总是要停下来“方便”。“小啾一号”的胆子比较大，在那辆拼装拖拉机往山边上倒石头时，我摸了摸它的脸，它回头看看我而后伸了伸脖子。我很心疼这只病了的骡子，在登上垭口和它道别的时候又摸了摸它的脸。它生气了似的不理我，只顾吃草料袋里的午餐。

用唐队的话说，“雨崩村的人可宝贝骡子了”。藏族大叔介绍，每匹骡子的购买价格大概在6000元左右，看成色价格会有1000多元上下的浮动。在和大叔交谈的时候，我也大致了解了雨崩村骡帮运营的规则。雨崩的马场和西当的马场是相对应的，在雨崩村一侧的山坡上骑骡子的费用归雨崩马场，在西当村一侧归西当马场。两侧骡子各自都有自己的序号，每当有客运或货运的需要，都是按照序号派出骡子的。这个规则是经过很多年雨崩与西当在骡运问题上的博弈形成的，双方对此十分是有约定的。通常情况下，在南宗拉垭口会有一次骡子接力。无论是从西当进雨崩，还是从雨崩出西当，都会在南宗拉垭口换骡马。然而换骡马未必意味着换师傅，费用方面的问题由双方的牵骡师傅自行解决。那天我还遇到了二次接力的情况。就是当一位马夫发现另一位马夫服务的人数与自己的相当，可以再把客人交给另一位马夫。这样两位马夫都不必很辛苦地走全程。客人前后只要向一位马夫付钱，剩下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货运规则与客运大体相似，总之，以南宗巴垭口为界，路在哪一侧就由哪一侧获利，这保证了西当和雨崩双方的牵骡人都能挣钱。当我问及大叔靠牵骡子每个月能挣多少时，大叔笑一笑，他说的话含糊不清，大概的意思是家里有年轻人在外面打工，自己的骡子少，牵骡子的钱大体够吃够用。唐队之前告诉过我们，现在在雨崩牵骡子的人，有很多已经不是雨崩当地的人而是附近地区到雨崩来打工的人。骡帮里的一些骡子养得多的人自己当上小老板，雇佣来打工的年轻人牵骡子。

我骑的第三匹骡子我一直叫它“大红”。“大红”是一匹十岁大的母骡子，胆子很小。或许是因为饿了，它总是把嘴巴伸到路外面的陡坡方向去搭嫩绿的草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使卓玛猛地回头，用汉语大喊“不要跑”。这时已经晚了，“大红”受惊，一下子从路中央跳到路边。前面双蹄已经伸出山路，迈向陡坡，全身前倾四十度以上。此处路旁山坡正没有树木，对面的山崖、脚下遥远的村落看得一清二楚。在感觉它受惊的瞬间，我将右脚尖从蹬子上取出来，左脚尖踩紧了蹬子，双腿夹紧骡鞍，两手抓紧鞍上的半月形扶手将身体撑住——我预备随时跳下骡子。在我经历中，马和驴都是有灵性的。我相信骡子也是有灵性的，骡子自身也是有生命的，越胆小的骡子其实越小心，骡背的人其实更安全——当然，后蹄附近的人可能就会更危险。“大红”不像“小啾一号”和“小啾二号”那样总是走崖边。我摸了摸“大红”左右耳朵上戴着的两团红色的毛毛球，又摸了摸大红的脸颊，“大红”很乖地走回山道。后来“大红”又因同样的原因被惊了一次，这一次“大红”是跑向山路靠山一侧，得亏了我及时把头低下来，不然就要被一个横出来的粗树枝从骡背上扫下来了。

从“大红”背上下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我在马背上共待了四个小时。

骡子是雨崩不因险恶地形而停留在原始生活状态的直接原因。人类任何一种文明的形成，似乎都少不了诸如骡子这样的人类的朋友。这些朋友把人的力量变大，把人的速度变快，把人建设、保护或破坏的能力提升。许多朋友成为人类文明的符号，比如牛之于农耕文明，比如马至于游牧文明；许多朋友成为地域的符号，比如大象之于雨林边陲，比如牦牛之于雪域高原。人类在驯服这些桀骜不驯的朋友，又将他们视为生产生活中的宝贝。无论这些朋友帮助我们修建了宫殿楼宇，还是帮助我们攻城略地，或者帮助我们驮拉拖运，人与动物之间都在进行着某种交流，这种交流使得人们觉得这些朋友富有灵性，因而成为种种文明的图腾。

雨崩人的图腾崇拜中，或许有一个特殊的物种，那就是雨崩的骡子。

郑哥、敏姐、辛姐和唐队走到西当上车的时候，正是下午十五时五十二分。十六点我们准时乘车离开西当马场。神瀑三人组在车上以及到达明珠拉卡后，与我们分享着神瀑之行的片段。那天，他们一出门就被雨浇透了。郑哥和敏姐从神瀑走到雨崩马场开始骑马登垭口，在垭口等了步行的唐队半小时开始步行下山。辛姐一直强调她不敢骑骡子，于是便成为了团队中除唐队外，从西当出发、到回到西当整个行程中唯一用双腿走完全程的队员。

其实我更相信辛姐是想完成一次全程用脚步丈量的旅程。

回到飞来寺明珠拉卡，已经是下午七点多。从观景天堂的房间里向外望去，浓密的云雾将梅里太子十三峰裹到了半山腰雪线以下。我们感怀那天早晨的好运气，倘若早一天到或者晚一天到，我们都将看不到日照金山。夜里我和郑哥几次起来看雪山的情形，外面都是黑漆漆一片——就像我一直想象的那样，夜里的山是可以活过来的——他们只是藏起来了，或者去作为神灵去拯救世界了罢。

唐队还是在我和郑哥的房间洗澡的。带了这期团队出雨崩，唐队看上去有些累。其实大家都知道唐队的疲惫更多的在于作为一名领队需要尽到的责任。这是一种有事例去说明的累，但是唐队还是用他的人格魅力解决了团队遇到的困境。他是领队，也是驴友。

吃晚餐时大家都很兴奋。从雨崩出来的团队在饭桌上有着与其他团队明显不同的特征——爱吃、爱吵，爱笑、爱闹。我们也有遗憾，但是这些遗憾都无法冲淡雨崩之行给团队中每一个人造成的改变。到凌晨的时候，外面竟下起了雨。交加雨雪被山风吹着，我们则躲在观景天堂，好不惬意。这应了唐队的话，只有从雨崩出来，才会觉得这里真的是天堂。云雾笼罩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后一天早上我们离开明珠拉卡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来卡瓦格博圣地、来雨崩？

易哥说，这是他和易嫂结婚六年第一次出来玩，没成想走了这样一条线路。李哥说，他和李嫂经常一起出门，保持婚后爱情的新鲜感，这次休假的时间正好和雨崩六日匹配。顾哥说曾经走滇藏线的时候就从明珠拉卡掠过，没有往雨崩里走，不甘心。郑哥没回答我，可能他也不记得我问过他。可是，我为什么来卡瓦格博圣地、来雨崩？现在看来，我二月底在昆明机场遇到的那个中年人也似乎带有一些神性了。可是仅仅是他指引我来的雨崩么？

我还是对没能去雨崩神瀑的遗憾一直没能释怀，而且这种遗憾感随着后来对雨崩的了解越深，变得越强烈。雨崩村的宗教背景最为核心的地点，几乎都在雨崩下村到神瀑的路上。莲花生大师修行洞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白玛珠普”，洞内供奉莲花生大师像，附近的玛尼堆上有四角明显的石柱，传说是噶玛巴活佛二世在朝拜卡瓦格博圣地时手中禅杖变化而成。而关于神瀑我在互联网上搜得下述资料：“第一条瀑布是福运瀑布，是佛母益西措加与千佛共同加持过的宝瓶圣水，能使有罪者消罪，无罪者得到成就，无福者生福，有福的人增福。有重大罪孽者，神瀑将飘忽东西或隐失空中，此人将沐浴不到佛的灌顶之水。第二条瀑布是斯那巴些右侧的小水帘，是无量寿佛的长寿灌顶圣水，凡能朝拜者，生命中的障碍都将消除，如果发愿去往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会在朝拜者临终前去接引。第三条瀑布在前两条中间，是金刚亥母的三角发源宫，沐此水可洗净一切孽障。”此外，藏传佛教中的“仁松恩波曲”位于从空行母圣地向西沿小路与大路汇合的过程中，开启智慧的文殊菩萨圣水、消解魔障的金刚圣手水、解脱苦难的观世音菩萨圣水均在此。在某一个秋天，我还会来到雨崩，拍与春天雨崩不同的场景，行与春天雨崩不同的路径。

“香格里拉”这一名称的命名，是迪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的体现。据资料显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云南省政府经过文化、宗教、地理等方面的专家的反复论证，认为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在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等方面符合迪庆中甸县的情况，于1997年9月向世界宣布，世人苦苦寻找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的中甸县，解开了关于“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谜团。2001年底，中央政府批准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意为“心中的日月”。自古以来，这里围绕着香格里拉古藏语地名“结塘”的发音，被汉、藏史书以同音异写的名称记载着。现在的香格里拉县政府所在地建塘镇与“结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相信，香格里拉官方地名更改的历史，还与滇北藏族、纳西族势力的均衡状况有关。明弘治后，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不断壮大，该地区两度被木氏占领。这里的名称受到纳西族统治者支配，他们取纳西语“酋长住地”之意，称为“主地”，汉译音为“中甸”。中甸这一名称在清“改土归流”之后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纪末。我认为，将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也是人民政府对该地区藏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充分尊重。我对“香格里拉”这一名称最早的感受，是一片开阔的草原的背后山川起伏，雪山夺目；草丛中花海汹涌，牛羊成群。而这风光，在香格里拉真的落脚在了依拉草原、纳帕海与小中甸。

我们自德钦出发，沿G214滇藏线回身，冒雪翻白茫雪山，经奔子栏再行不到两个小时，纳帕海便呈现在眼前。纳帕海是高原季节性湖沼，雨季湖水上涨，旱季湖水下落，唐队说，湖水下落之后湖底的水草露出水面，纳帕海周边的依拉草原便更加辽阔起来。据资料，纳曲河、奶子河等多条河流注入纳帕海，海西北面的辛雅拉雪山山麓有天然落水洞九处，湖水经过溶洞，从尼西汤满排出，汇入金沙江东流。我们在车上近距离看到了黑颈鹤。那是一小片湿地中的草地，黑颈鹤三五成群，低着头不时将长喙刺入泥沼。依拉草原上密密麻麻布满了牛羊，壮阔程度，仿似卡瓦格博圣地上空的繁星。“天青青兮欲雨”，缺了蓝天白云的布衬，黑云沉沉地将水沫抹溅在草丛里。纵使是黑沉沉的云布景，依拉草原与纳帕海依然壮阔。

喇嘛是藏语，意思是“上师”，是“善知识”。佛教中的“善知识”有两种，一个是外善知识，一个是内善知识。《总集经》中阐释，所有的佛以及进入菩提之道的菩萨行者们必须依靠善知识。十九世纪后期，在被称为“利美运动”的西藏教义运动中扛着教义大旗的先锋人士弥胖仁波切认为，佛、薄伽梵、进入菩提道的菩萨行者们，以及将佛、菩萨传下的六度等法宣扬给别人的高僧大德等，都是善知识。外善知识将大乘法门如法传授，又将善巧的法门告诉信徒，让信徒心中产生内善知识，了解善巧与般若双运的道理和方法。所有让信徒进入究竟解脱之道的诸上师，就是外在善知识。而内善知识是真正由信徒心中发出，包括正知、正念、不放逸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等。依靠内善知识，信徒才可以得到短暂的人天福报和永久的佛果。这些教义，从本质上就意味着不是每个人藏传佛教的出家人都能够被称为“喇嘛”。实际上，对于喇嘛的称呼，要根据出家者的修佛层次，比如出家的男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出家的女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尼”，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尼”。唐队介绍，一个信教家庭往往要将家里最聪明的孩子送到寺庙修法，整个家族会集中所有的资源供这个孩子修佛。一个喇嘛要学习除宗教相关的所有课程外，还要学习哲学、天文、历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科目。可以说，在几乎全民信教的藏族地区，一个家庭能够出一位喇嘛，不亚于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地出一位进士。每一个喇嘛，都是在德行与知识上的大成者。在我看来，这关乎以藏传佛教的宗教形式为主流思想的藏区，精英阶层的形成模式，这种模式植根的土壤便是自七世纪以来佛教在藏区的传播与发展，这种模式进步的根源便是千百年来藏区信教群众虔诚的信仰，这种模式发展的动力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合理政策下对宗教发展和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尊重。这也正如汉学儒家等一系列传统影响下的中原地带重视经典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精英阶层的形成模式。当然，建国后，随着藏区现代化程度的加深，藏区精英阶层的形成模式也呈现了多样化。除宗教模式之外，还有一些藏族青少年在信奉宗教的同时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锻炼熟练的劳动技能，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青少年共同成长。

位于建塘镇五公里外的噶丹·松赞林是迪庆藏区修行学法之人的圣地。作为康巴藏区中强调严守戒律的格鲁派黄教中心，噶丹·松赞林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在整个藏区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噶丹”表示，建立寺院是为传承黄教祖师宗喀巴首，“松赞”是说帝释、猛利和娄宿天界三神的游所；“林”就是“寺”的意思。这样说起来，现在把“噶丹·松赞林”称为“松赞林寺”略有不妥，但既已是习惯名词便可通用。“噶丹·松赞林”是说，一切“显密”不是一次修成的，为了能够让无垢之法源源不断、永不停歇、亘古不变地地惠及众生，使努力修行的人得到圆满，方设寺庙。据资料，五世达赖喇嘛为松赞林寺选地址的时候还问了问神灵。神示是一句诗，诗云：“林木深幽现清泉，天降金鹜嬉其间。”于是达赖就选择了这样一片山坡建起了古堡一般的寺庙。

我进松赞林寺的时候倒是没能看到成双入对的金鹜，潺潺清泉是有的，在清泉流淌的声音衬托下，是藏佛神鸟乌鸦的影子。

在我们到达松赞林寺的一瞬间，天空中密布的云层撕开一个口子。西南方向的阳光照在“扎仓”与其身旁“吉康”的金檐上。云层间露出的天空很蓝。


那层层叠叠的僧舍依着山势，向噶丹·松赞林两侧蔓延。据说这里僧舍美观豪华程度的背后，是每个修行者家境的状况。我在噶丹·松赞林遇到了两个年龄约莫在十二三岁的童僧，也遇到了一个年龄看上去八十多的老僧人。他们都没有答应我为他们拍照的请求——老僧人打着伞，笑着摆摆手；俩童僧看到我之后害羞地转身跑进僧舍巷子里。为了不打扰他们的修行，我决定放弃拍摄这里僧人的人像。


在古城的最东面有一个小山包。山包上便是古城的大佛寺。我之所以一口气从石梯底部跑到大转经筒所在的平台上，是因为我在古城的广场上发现——落日的光芒洒在了远处的山坡上，整个图景绚丽而不可多得。在拍摄过暮色中的香格里拉、古城俯景和夕阳下的大转经筒后，我坐在地上。香格里拉平均海拔3280米，这种剧烈跑动还是造成了轻微的气喘。唐队带着郑哥他们上来，径直走向大转经筒。

转经筒又称“玛尼经筒”。无论是在玛尼经筒中，还是在玛尼堆中，“玛尼”都出自梵文Mani，中文大意是“如意宝珠”，象征一切诸菩萨的慈悲与加持。转经筒与“六字大明咒”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藏传佛教中，持诵“六字大明咒”的次数越多，信仰就越虔诚，就越有可能脱离轮回中的苦难深渊。信徒不仅口诵“六字大明咒”，还将其经卷装入经筒内按顺时针转动。转经筒有大有小，有拿在手里摇动的，有固定着用手拨动的，也有通过自然力转动的。手摇转经筒每转动一次就等于念诵经文一遍，而较大的转经筒由于刻有的经咒与盛有的经咒比小转经筒要多得多，且转一圈划过的轨迹比小转经筒大得多，因此转一圈大的转经筒比转一圈小的转经筒积累的功德也高得多。转经筒不停摇转，意味着信徒反复念诵着“六字大明咒”。在四川阿坝的九寨沟，在四川甘孜的康定，在云南迪庆的德钦，我也曾见过用水力驱动的转经筒。灯火热能驱动的，我没有亲眼见过，但着实是有。自然力与信徒共同念诵“六字大明咒”，仿似在藏传佛教的世界里，一切物质都在围绕着慈悲与加持运转着。我还在川藏线上跑运输的藏族卡车驾驶室里见过太阳能带动的转经筒，那是一种小车饰，却在转动中为长年跑运输的卡车司机佑福。

“唵嘛呢叭咪吽”。

香格里拉大佛寺的大转经筒是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转经筒高21米，筒身为纯铜镀金，总重60吨。唐队特别仔细地为我们讲解转经筒上的浮雕。筒壁上的浮雕分为三层，上层为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中层为法螺、法轮、宝伞、百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下层为象征民族大团结的五十六个民族群雕。经筒内藏有经咒124万条和多种佛宝十六万吨。我们看到，筒顶的形状像一把伞，罩着整个大转经筒。转经筒轮座是巨大的滚珠轴承，轴承外围为直径约十厘米的不锈钢管弯成的大环。我们整个团队的所有队员以及几位当地藏族青年紧握大环，或推或拉顺时针转动经筒。经筒因我们而转动了三周。

香格里拉大转经筒，每转一周，相当念佛号一百二十四万声。

我们在从香格里拉县城返回丽江的路上，途经小中甸来到虎跳峡镇。午后的玉龙雪山云笼雾罩，雪峰不再像我一月份见到她时魅力尽显。她的神秘感将另一种魅力展现在眼前。我们在虎跳峡中段完成了迪庆之行最后一次驻足。

虎跳峡位于金沙江上游，起自香格里拉桥头村，止于丽江大具村，东面玉龙雪山，西面哈巴雪山，全长共18公里，分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三段。峡谷中道路险峻曲折，迂回25公里。峡谷垂直高差3790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江流最窄处，仅约30余米，相传猛虎下山，在江中的礁石上稍一脚，便可腾空越过，故称“虎跳峡”。

在虎跳峡镇，我们换乘了当地的汽车进入虎跳峡。由于车辆座位有限，我和郑哥搭乘越野者另一个团队的车。在盘山公路上，团队领队阿东时不时将手掌伸出车窗，探试空气的湿度，判断当天大致的天气情况。车上，阿东跟我们讲起了金沙江的传说。这个传说的背景又到了“三江并流”的场景中。传说，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姐妹和玉龙雪山、哈巴雪山原是五兄妹。三姐妹外出后父母又急又气，要玉龙、哈巴去追赶。玉龙带着十三把剑，哈巴挎着十二张弓，抄小路来到丽江，面对面坐着轮流守候，并约定谁放过三姐妹，就要被砍头。轮到哈巴看守时，玉龙刚睡着，金沙姑娘就来了。去路被两个哥哥挡住了。聪明的金沙姑娘想起了哈巴有爱打磕睡的毛病，便边走边唱，一连唱了十八支催眠歌。婉转动人的歌声果然使哈巴听得入了迷，渐渐睡着了。金沙姑娘瞅准这一机会，终于从两个哥哥的脚边猛冲过去，大声欢笑着飞奔而去。玉龙醒来见此情景，又气又悲，气的是金沙姑娘已经走远，悲的是哈巴兄弟要被砍头。他不能违反约法，抽出长剑砍下了哈巴的头，随即转过背去痛哭，两股泪水化成了白水和黑水，哈巴的十二张弓变成了虎跳峡西岸的二十四道弯，哈巴的头落在江中变成了虎跳石。

迪庆之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没有结束。在我看来任何一次旅行，都是在一个“大的过程”中的一个时段。这个“大的过程”事关一个人对于世界、人生的看法，以及对于“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个“大的过程”与每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有关。这是一个在很多场景下都可能让人拧巴着的时代，我们为了不让一个“大的过程”变得拧巴，选择了旅行，选择了直面我们的内心世界。每一次的旅行都为我们的工作、生活积攒正能量。当然，对于有的人来说它也是一个起点，对于有的故事来说它也只是一个起点。譬如，我开始渐渐去用知识以及通过并不完善知识能达到的不完全理性，去审视另一种世界观；又譬如，在未来的日子里，亲爱的朋友们依然像在路上那样，相互扶助。

我们曾驻足世界的尽头，在那东山顶上。

于2013年5月28日

写在后面

迪庆之行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在过去的一个月的工作和学习之余，我常常在想，迪庆到底给予我们每一位“越野者”什么样的馈赠？这个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答案一定是不同的。我将旅行中的全部经历记录在这里，首先为的是在很多年之后这些经历不至于在记忆中消弭，其次为的是向亲爱的朋友们介绍那一片神奇的土地。

我是一名无神论者，但我一直对宗教文化以及宗教文化背后的另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着敬畏。无论是精英阶层的形成方式，还是信教民族地区的社会动员，宗教文化与现实经济社会联系密切，既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又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映。了解宗教知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遵循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团结信教群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向信教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石。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迪庆之行也为我开拓了一些新的思路。

感谢丽江越野者户外俱乐部及其领队唐强，在我此行中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