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大部分时间，这座城市到中午才会醒来，悠闲的老人们在餐厅茶室里吃着叉烧包、虾饺，品着龙井，看着报纸，想着买哪匹马才好。而大部分的人——无论是黄皮肤、白皮肤还是印度、东南亚的面孔，都会匆匆起床，穿梭于街头。他们神态各异，带着赤膊文着青龙肌肉健硕的搬运工人与西装革履一丝不苟嘴里夹杂着英文的年轻白领在街上擦身而过，他们同样关心台风风球的预警和港股的指数。
阳光布满大地的时候，中环的街头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的SASA和卓悦，港式烧腊和茶餐厅里也都坐满了人，尖沙咀加连威老道28号的龙城大药房里更是连转身都没有地方，来自大陆的游客们好像不要钱似的往购物框里一盒一盒地放着货品。
生于纽约水牛城的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劳伦斯·布洛克曾这样写道：“纽约有800万人，有800万种死法。”
而香港，这座东方的曼哈顿，又何尝不是，700多万人挤在这块狭小的地方——香港岛、九龙、新界，每平方公里有6420人——他们来自香港本土、大陆、菲律宾、泰国、印度或是欧洲和美洲，这是一个空气弥漫着粤语、客家话、普通话、马来语、英语的国际都会——每个身在此间的人都为此自豪而骄傲，而与之同时的，也有钢筋水泥森林中的压力、疏离与叹息。
董桥说，形容香港最有名的一句话是 “a borrowed plac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一个借来的地方，靠借来的时间过活)。这是一个矛盾的城市，有着最为纸醉金迷最为富丽堂皇的写字楼与银行大厦，也有着最富有江湖气息最为龙蛇混杂的屋村与小街。触不可及的高端人群住在不高却又那么突出与显眼的太平山上，而在已经没落的钵兰街和依然热闹的庙街，街头卖唱者与各色“江湖人士”依然演绎着似乎只有经典港片上才能看见的传奇。
有人说：“在走过的城市里，香港最让我体会到后现代——不关注外在社会，不关注内在灵魂，直指本能和人心，仿佛在更高的一个物质层次回到上古时代。”香港人爱调侃与戏谑，正如李碧华所言：“七成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过得鸡毛蒜皮，处处烟火气息，却琐碎真实，简洁明了。
这里就是香港，它是那么复杂，你看不透它；它是那么简单，在这里的每一天，你都能感觉到这里的每一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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