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札记三：二二八公园里的四张脸 台湾

台湾札记三：二二八公园里的四张脸

题记：透过二二八和平公园里的这四张脸，我看到了两个字：人性。

上一篇札记中，我提到“国道”凯达格兰大道边上有座“国家公园”：二二八和平公园，此前的札记中我也多次提到“二二八事件”，但如果你以为我这次是要聊“二二八”的话，那你不是还没去过二二八公园，就是游园时观察不细。我这次要聊的是“前二二八时代”的台湾往事。

在二二八和平公园的中心，竖立着李登辉时代落成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纪念碑东边是二二八纪念馆，从纪念馆再往北走，在公园东北角，有一个典雅的中式庭院。在庭院四周，呈正方形竖立着四座小亭子，每座亭子里都有一位台湾历史人物的半身雕像。

我很好奇，堂堂中华民国“总统府”边上，“国道”一侧，“国家公园”里的黄金地段，台湾政府和人民究竟会把哪四个人放在如此尊贵的位置上呢？

走近一看，东北角的亭子里放的是郑成功，西北角是刘铭传，西南角是丘逢甲，东南角是连雅堂。将这4人连起来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恰巧代表了台湾光复前300多年近代史上的四个阶段：38年的荷治和23年的明郑时期，213年的清朝时期，动荡的抗日保台时期（《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与乙未战争），以及之后半个世纪的日治时期。

更有趣的地方在于，我发现此4人生前的作为和身后的评价都非常值得玩味，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的不只是台湾史的缩影，而是更复杂的一言难尽的东西。

1、变幻无常的脸——郑成功

此4人中，大陆人最熟悉的无疑是郑成功，不过对于普通大陆民众而言，大多只知道“郑成功收复台湾”这7个字，更有些人会把晚明的郑成功和明初的郑和混为一谈，谁较他两都姓郑，“郑和下西洋”还少2字儿，更容易记，还扬我国威呢。只是对台湾人而言，虽然都是在海上混的，但郑成功的意义远非郑和可比肩的。

关于郑成功为何以及如何收复台湾的往事，这里就不赘述了。不了解的朋友可以自己百度一下，或者留点悬念，到台湾去发现郑成功对台湾的重要性——无论是二二八公园内，还是台湾其他各大城市公园中，都很容易见到郑成功的雕像。

假如你去台南的话，几乎所有古迹景点都深深烙上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的烙印——台南孔庙、赤崁楼（注意是kan“崁”不是qian“嵌”，许多大陆人都误读chiqianlou）、安平古堡、延平郡王祠、五妃庙、亿载金城……你可以亲自用双眼发现一个更真切可感的郑成功。

而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郑成功到底是谁？

我们大陆对郑成功的官方评价是“民族英雄”。说到“民族英雄”，首先想到的是抗金的岳飞和抗元的文天祥，但这在今天的国族概念中已属于“内战”，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中，站在第一梯队的只有两人——郑成功和戚继光。

其中郑成功的评价还分三个时期，在抗击清军入侵江南的过程中，他和岳飞一样，属于汉人的民族英雄；在清朝刚刚统一大陆，他转而从荷兰人手上夺回台湾作为抗清基地的时候，他转而升级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可惜郑成功命不好，刚刚好不容易收复台湾，就遭到了一系列内政外交上的噩耗——老爸郑志龙被斩、祖坟被刨，清朝在大陆搞海禁，加上自己在台湾水土不服，积劳成疾。

最悲催的是他儿子政经当时被派去把手厦门岛，谁知他和原配老婆性生活不和谐，就和弟弟的奶妈勾搭上了，还有了私生子，这在儒家社会就是乱伦啊，活活把郑成功给气死了。

郑成功虽然死了，但儿子政经和孙子郑克塽（就是虚构的《鹿鼎记》里和韦小宝争风吃醋的那个郑克塽）还是在台湾继续打着大明的国号经营了22年，郑经还在大陆发生三藩之乱时西征大陆却无功而返，当时清朝已进入国泰民安的康熙盛世，郑氏在台湾建立的独立小王国实际上变成了阻碍国家统一的地方割据势力，所以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就派施琅出兵再次收复台湾属于维护祖国统一。

故此大陆政府和民间对郑成功的评价一直是“抗击殖民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英雄”。

然而在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看来，郑成功不但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更是国民党当局顶礼膜拜的政治偶像。因为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为了以台湾海峡为天然屏障，以台湾岛为反清基地，矢志不渝，期待将来有一天能恢复汉人大明江山。

同样的道理，三百年后的蒋介石也把台湾海峡当成阻挡“赤祸”的最后一道防线，把台湾岛当成“反共基地”。蒋介石到台湾后也的确痛定思痛，向当年郑成功学习，悉心耕耘台湾，以期来日“光复大陆”。因此在威权统治时期，台湾历史教科书里对郑成功的崇敬之情和溢美之词相比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解严后，被压抑已久的台湾本土化意识终于大爆发，形成了以民进党为代表绿营意识形态。在这群台湾人眼里，郑成功又非常戏剧性地摇身一变，成了“第一代谋求台湾独立的革命先辈”。因为在绿营人士看来，郑成功当年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汉人移民台湾后，正式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清朝）的统治，开创台湾人新天地的标志吗？

就像英国移民飘洋过海移民北美大陆后，经过独立战争，最终脱离英国宗主国的压迫统治，建立美利坚合纵国，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也同文同种，可最后还不是分家了吗？所以他们认为郑成功的目标是建立“只属于台湾汉人的台湾”，郑成功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民族英雄”。

正是由于过去20年里这种思潮在台湾迅速蔓延，尤其是陈水扁上台后高举“一边一国论”，对大陆政府的对台工作造成了困扰。所以最吊诡的事情发生了……

当年因为郑氏集团内斗而被迫降清，最后还带着清兵反过来打郑氏的大将施琅，过去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都被看做是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的“汉奸”。但现在大陆的评价来了个大反转：过去一味强调郑成功收复台湾，故意忽略后来明郑政权实际上成了独立小王国，现在则明确否定了郑成功后人偏安一隅的做法，把施琅也塑造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还在施琅家乡福建晋江为其塑了一尊石像！

有趣的事情还没结束，日本人不也统治过台湾半个世纪吗？虽然此时距离郑成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在日本人看来，郑成功是汉人郑芝龙和日本女子田川氏所生，郑成功本人也出生于日本长崎，还有个日本名字叫福松，所以日本人就说郑成功是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因为按血统来看，郑成功是半个日本人，按出生地原则，郑成功还是日本人。所以1895年后，郑成功的事迹反而成了日本占领台湾在历史上“名正言顺的解释”。至今日本人也还把郑成功看成是大和民族的“民族英雄”。

呵呵，看到这里你是不是糊涂了，郑成功还是那个郑成功，却被后人因着自己的政治需要而肆意涂改。请问郑成功到底是谁？是中国人的英雄？汉人的英雄？台湾人的英雄？还是日本人的英雄？你是不是对那句“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更深的理解了？

不过台湾普通老百姓才不在乎你郑成功来台湾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只看到明郑时期台湾人的日子比荷兰统治时期过得更好了，不但招募许多大陆移民去开垦荒地，还尽可能做好当地原住民和汉人的融合工作，并且还保护附近的中国商船免受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的打劫，若不是三藩之乱的发生打乱了战略部署，郑经早已派兵打到菲律宾去保护华侨了。比之今天两岸三地政府对菲律宾的态度，各位看官觉得如何？

老百姓不听你怎么说，而看你怎么做，所以他们给郑成功一个大大的“赞”。

2、先笑后哭的脸——刘铭传

接着来说说这个刘铭传。

我最早知道这个名字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也就只记住一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后来看到刘德凯主演的讲述刘铭传的电视剧才对他有了更多感性认识。此次台湾之行，在圆山大饭店到士林官邸的计程车上，偶然发现了路边的铭传大学。

刘铭传的前半生上演了一出屌丝逆袭的励志剧。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而在军中扶摇直上，更因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而晋一等男爵，可惜后来因荐人失察而受革职处分，从宦海急流勇退后回家闲居。此时，刘铭传才30出头，他已拥有了显赫头衔和吃喝不愁的家财，但他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此时才刚刚开始。

正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这段所谓“同光中兴”的赋闲岁月里真正开始思考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频频与洋务派改良思想人士交往，从而完成了从一个封建王朝的武将向近代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蜕变。

1984年中法战争后，率军成功击退登陆基隆的法军的刘铭传向朝廷谏言台湾岛的重要性，清廷遂将之升级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省首任巡抚。其后5年，刘铭传把台湾岛当成实现自己强国理想的试验田，大举在台开展洋务运动。他主持修建了从基隆到新竹的台湾第一条铁路，还开拓煤矿，发展电报，促进台湾教育、医疗、工商业、航运业的全面发展，也大力提高了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从而获得了“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美名。说刘铭传把他一生全部的政治理想、抱负和热情都投入到了台湾这块土地上也一点不为过，但这份执着和投入，也成为他晚年悲剧的导火索。

可惜的是，1890年，因为对外开放和经营政策上与朝廷的冲突（类似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道路问题上的中共内部斗争），刘铭传被迫辞职。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了，4年后，甲午日清战争失利，洋务运动破产，举国震惊。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整场战争都在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进行，压根不关台湾岛的事，可《马关条约》却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就这样莫名其妙送给别国了。对刘铭传而言，这就像自己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出生的孩子，一出生就被人家抱走了……人生还有比“横刀夺爱”更残酷更痛苦的事吗？

乙未保台抗日战争失败后不到2个月，刘铭传忧郁而亡……

造成刘铭传晚年悲剧的，是他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正如范仲淹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若在镇压捻军急流勇退后和其他失意官员一样过着自己安稳的小日子，后来也不用遭受先经营台湾后痛失台湾的人生悲喜剧了。

若往大里说，刘铭传的悲剧也是整个台湾的悲剧，更是整个病入骨髓、回天乏术的大清王朝和中华民族的悲剧。我一直认为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敲打了一下睡梦中的天朝上国，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才真正让清廷意识到了自己必须改革自强，迎头赶上。

中日两国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了民族振兴之路的竞赛，然而结果却是越走越远，如果说甲午一战前，经历了30年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和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的中国，尚存赶上世界前进步伐的机会的话，那甲午以后，中日两国的国运彻底分道扬镳——中国割地赔款，民力维艰，社会动荡，即使民国成立后，政局还是一再动荡，战火不断，整体国力陷入难以翻盘的下降螺旋中，以至于到抗战时已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而同样元气大伤的日本则拿着中国的巨额赔款开始了新一轮的近代化建设，此后一路顺风顺水，日俄战争、一战、二战，国运蒸蒸日上之势再难阻挡，直到狂妄到自以为能够战胜美国人……

对于历史的演进，教科书会给出一二三四等等理由，但超越这些显而易见的理由，我一直在想，是否冥冥之中还暗藏着更深层次不易用语言和理性表达清楚的原因呢？

台湾社会三教发达，喜欢讲命理运势，即使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天启宗教，也有神的旨意、神的引领、神的保守和看护等玄妙说法。刘铭传这一生的命是一条先升（治台有功）后降（割让台湾，吐血而亡）的抛物线，中华民族的国运不也是一条上下波动的曲线吗？只不过与不满百岁的个体相比，中华民族的命运往往是以几百年这样的大宽度为周期运转的。上一轮牛市的景气周期以乾隆朝为顶点，以马嘎尔尼事件为盛极而衰的标识，步入了一百多年的大熊市周期，以抗战全面爆发为最低点，后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底部盘整，如今才重新看到了步入超级大牛市的希望……

刘铭传之不幸，与今日国人之幸，莫非皆为上苍注定？

3、戴着面具的脸——丘逢甲

知道丘逢甲这个名字，还要拜温家宝总理的秘书所赐。

传闻总理秘书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出身，以至于她给总理拟定答记者问的文稿时总喜欢加入古诗词。有一年两会后的总理答记者问上，温总理就提到了“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那首《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首诗写得很凄凉，烘托出一个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式的铁骨男儿形象。此次访台，在台中自然免不了去号称全台湾第一大夜市的逢甲夜市以及逢甲大学并逢甲路看看。然而回大陆后上网一查才知道，丘逢甲这人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

生于台湾彰化的客家人丘逢甲是个很有才气也很得志的文人，光绪十五年登进士，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不喜欢做官，还是喜欢做学问，就辞官回台湾办学教书。毕竟在京城当过大官，回到台湾后还积极倡导新学，为改良维新鼓与呼，当时在台湾也算个极有名望的“民意代表”。

然而和刘铭传一样，《马关条约》彻底改变了丘逢甲和所有台湾人的命运。当得知日本人和谈的要求是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时，爆发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丘逢甲更是以“工部主事、统领全台义勇”的身份，一个月内三次啮血上书，反对议和割台，恳请再战一场，还说“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台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生效后，日本人真来了，台湾当地士绅不得不仓促成立“台湾民主国”以维护社会秩序，组织迎战日本。这段历史，《赛德克·巴莱》里有提到，《1985乙未》里描述得更清楚。话说这个年号“永清”的“台湾民主国”，今天成了又一个任人打扮的“郑成功”，居然被一些人说成是台独的老祖宗。

然后就发生了充满争议的事件：日军占领基隆后，眼看着台北城就要不保，前台湾巡抚、在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嵩弃职逃往厦门，隔天国会议长林维源也跟着溜了。战事刚刚开打，最高领导就跑路了，你让下面的人如何有信心保台呢？

人心惶惶之下，很快北台湾就被日军占领了。丘逢甲看这形势台湾根本守不了啊，于是便回到台中，赶忙带着家眷和财产逃回大陆。这一弃台自保的行为和后来台湾民众在乙未战争中展示出的勇气和惨烈的伤亡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成为丘逢甲一生的污点。

其实贪生怕死乃人之常情，总统都跑了，我个文职参谋官还能顶什么用？离台前，丘逢甲用一首诗来为自己的行为做辩解：“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丘逢甲的辩解不是没道理。《马关条约》签订前，我用最大的努力上书朝廷避免割台，为了能影响朝廷的决断，用词自然要用到极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台湾岛内弥漫着群情激奋的大环境下，民意之潮会推着你不得不往前走，你必须兑现此前“誓死保台”的诺言。若你自己都不拿出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如何鼓舞士气，让手下的人相信台湾能守住呢？反过来说，若你露出一丝贪生怕死，保台无望的意思，那就别想再逃回大陆了。

识时务如丘逢甲这等聪明人，又何尝不知道光靠台湾一己之力抗击日本几无胜算呢？但话都说了，那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了，不然对不起家乡，对不起族人，更对不起列祖列宗……

可旁观者却不这么看，儒家文化最强调忠肝义胆，杀生成仁，“虽千万人吾往矣”乃是优秀士大夫必备的气节，誓死保台，于君是忠，于民是义，于己是仁。你唐景嵩不是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吗？怎么刚一开打就先溜了？你丘逢甲不是还三次啮血上书，发誓要和台湾共存亡吗？怎么也跟着脚底抹油走人了？你如果只是个台湾小老百姓，贪生怕死，投降日军人家不会说啥，但你前面调子拉得那么高，摆出一副文天祥再世的样子，后来逃得比谁都快，留下不知所措的台湾军民算什么意思？这不叫假仁假义叫什么？不叫贪生怕死叫什么？不叫虚伪做作又能叫什么？

最令旁观者感到虚伪的是，当得知唐景嵩不战而逃后，丘逢甲还说“景嵩之肉，其足食乎！”他逃了就该剥皮吃肉，那你呢？用现在的话说：你丘逢甲这么叼，节操碎了一地，你家里人知道吗？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解释，丘逢甲逃跑时肯定是这么说服自己的：既然台湾不可守，我就要留下这条命以期将来为国为民所用。逃回大陆后，丘逢甲也确在文学、教育以及反清革命中多有建树。但这种解释放到古今中外任何战争中都能用，却依然难以逃脱“对生的渴望强于对义（信仰）的坚守”的评价。

太史公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和台湾军民一起战死在乙未战场上，丘逢甲的死将“重于泰山”，历史评价将完全改写，而17年后死在家里的床上，却只能令他毁誉参半。

从个体的经济理性来说，丘逢甲的做法无可厚非。可如果人人都是像丘逢甲一样是充满理性的自利主义者，抗战根本打不了8年，人人都会像汪精卫一样投敌。

陈碧君致死也不承认汪精卫是汉奸，哪怕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也“死不悔改”，一直为汪的所作所为辩护，按陈碧君的说法，汪“没卖半寸国土，赤手收回沦陷区”。

陈的辩护有没有道理？有点道理，既然中国明摆着打不过日本，与其和日本死磕，不如和日本合作，帮日本人管理中国，维持秩序，明里暗里想办法胳膊肘向着中国，即所谓“一面合作、一面对抗”的政策，总比让日本人随意屠杀中国人强吧？事实上，已解密的资料显示，汪伪傀儡政府的存在和运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国人、安定社会的作用。

可这种个体或者小范围内的理性放到整个国族乃至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宏观视角上看，却又变得非理性：假如重庆国民政府也投降日本，一来不可能把200多万日军拖在中国战区难以脱身，二来整个中国将和二战时的台湾、朝鲜一样，变成日本进一步侵略亚太各国的后勤保障基地，源源不断为前线提供各种军需物资和劳动力，甚至经过政治洗脑和军事训练后，几百万中国军队也可能源源不断投入太平洋战争前线，正如数千台湾原住民因为熟悉丛林作战而被编入所谓“高砂义勇队”，被投入新几内亚岛的最前线和美澳军队作战，最后几乎全员战死。假如人人都抱着经济理性而甘愿听命于日本，那说不定日本真能打赢二战了。

中国打不过日本，你汪精卫懂，难道去日本军校留过学的蒋介石不懂吗？如果人人都抱着经济理性，历次法国大革命压根不会发生，因为自发起义，人少装备差的巴黎市民不可能打赢政府的正规军，今天也不会有“民之所欲，可在你心”的澎湃歌声（DoYouHearThePeopleSing，Singingasongofangrymen?）。郭靖也压根用不着战死襄阳城，然而正是这种气节才成就了郭靖“侠之大者”的人格魅力。

说到这里，我想到乙未战争中的另一个争议人物。比丘逢甲小两岁的辜显荣，学贯中西的民国牛人辜鸿铭的远房堂弟，“汪辜会谈”中台湾方面代表辜振甫的老爹。

话说辜显荣本是出生于鹿港的一名浪人，在鹿港混不下去后便到台北做苦力，因为精明的商业头脑，混着混着就混出了名堂。到了日本人打进来时，辜显荣已是台北城内有名望的士绅了。唐景崧逃跑后，台北城内人心惶惶，治安混乱，辜显荣受士绅之托，单身一人出城求和乞降，把日军带进台北城，可谓是日军入台后第一位和日军合作的台湾人。然而当时战事才刚刚开打，岛内还有大量反抗力量，辜显荣投降日军也就算了，还成了日军的第一个带路党，后来日军南下的过程中，辜显荣扮演的就是抗战剧里头戴黑色礼帽，上身黑色马夹，下穿宽大裤头，屁股上还挂着一把“驳壳枪”的标准汉奸角色，为日军剿灭台湾抗日力量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后几十年间，辜显荣一直勇当日本人的马前卒，对大日本帝国忠心不二，鞠躬尽瘁。和后来的汪精卫走的是一样的路子：既然打不过，不如乖乖听话。反抗不了被强暴的命运，不如大腿一张好好享受快感。

因为聪明又听话，所以辜显荣很快就享受到了“快感”：不但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长，还先后被授予盐、樟脑、鸦片等专卖特权，成了标准红顶商人，想不发达也难。“鹿港辜家”便跻身持续至今的“台湾五大家族”。

在鹿港的众多景点中，唯独鹿港民俗文物馆是要收门票的，其前身便是辜显荣发达后兴建的官邸。当我漫步鹿港小镇，走到这座外观华丽宏伟的巴洛克式建筑面前时，却觉得它和整个鹿港小镇的整体氛围不太融洽。正如辜家虽然做了许多善事，但还是因为祖上这段不可细说的发迹史而在台湾备受争议……

丘辜二人皆为识时务者，在当时的环境下，其首要诉求是活下去，逃跑和投降都是无可厚非的理性选择。但丘为后人诟病之处在于从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到临阵逃跑的缩头乌龟，前后变化太大，观众们心理上接受不了你原来一直带着“伪君子”的面具，辜的争议之处在于你利字当头的带路党形象表现得也太赤裸裸了，观众们对你“明明白白我的心”的“真小人”形象也hold不住。简而言之，丘求的是名，辜求的是利，只不过两人都走到极端，以致招来非议。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你生活在1895年的台湾，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会选择成为“丘逢甲”还是“辜显荣”？我思前想后，挣扎许久，依然难以抉择。因为我既想名垂千古，为万世所景仰，又想要借机发达，坐拥万贯家财，同时，我更怕死。此乃人天生之罪性使然，用佛家的话说，这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里，来来往往只有两个人：一者曰名，一者曰利。

对大部分人来说，当名与利二者只可取其一时，利比名更重要，连雅堂就是如此。

4、有苦难言的脸——连雅堂

连横，号雅堂，史上第一部台湾地区史学作品《台湾通史》的作者。儿子连震东、孙子连战和曾孙连胜文都是国民党高官。大陆人最熟悉的连战是李登辉时期的“副总统”，2004年志在必得的“连宋配”因为“两颗子弹”使陈水扁继续在“总统”位置上坐了4年。大陆年轻人可能对连胜文更熟悉点，他和周董一样，也和侯佩岑拍拖过，但更出名的是他脸上也被打了一枪，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我这次在台湾时，看到电视里还在讨论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是否会参选台湾市长的问题。

连雅堂的争议在于，在日本已统治台湾35年后的一天，他在日本总督府官媒《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阿片（鸦片）政策讴歌论》的奇葩文章。

文中写道：“荷兰时代阿片即入台湾，当时我先民移殖于台湾也，台湾有一种瘴疠之气，触者辄死，若吸阿片者则不死，台湾得以开辟至于今日之盛，皆阿片之力也。故吸阿片者为勤劳也，非懒惰也；为进取也，非退步也。前茅后劲，再接再厉，以造成今日之基础者，非受阿片之效乎？”

要知道，此时距离林则徐虎门销烟已经过去90年了，谁还不知道鸦片到底是个什么玩样儿？私底下抽抽也就罢了，哪有如此大鸣大放鼓吹“鸦片有益论”的？此文一出，当时在台早已声名卓著的连雅堂再也混不下去了，只能去大陆发展，至死再未归台。

连雅堂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显然学贯古今的历史学家连雅堂不可能不知道鸦片的真面目，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充当日本人的御用写手。

纵观1930年以前连雅堂的人生足迹，他就是个想法颇多，喜欢折腾的人，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求学、办报、远游、修史、写书……可见他的收入状况并不稳定，而随着年龄和家庭负担的增加，支出却必会水涨船高。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连雅堂在台北的新事业——雅堂书局因经营不善倒闭。连雅堂当时的财务状况之糟糕可想而知。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除了自己的名声和那支会写字的笔，自己还有什么赚钱本事呢?民间传说连雅堂因此赚到了500银元“润笔费”。若果真如此，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犹大为区区30个银币也敢出卖耶稣，更何况要连雅堂出卖的又不是上帝之子，只不过是自己的节操。

都说文人清高，但文人也要吃饭，也有养家糊口的责任。“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的陶渊明能有几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能有几人？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几人能不对现实低头？今人如此，又何必太过苛求古人呢？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连雅堂想一想，他当时必定方寸大乱，病急乱投医，以至没有来得及细想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利弊得失就匆忙接下了这笔生意，以致终生悔恨……

人性都是自私而软弱的，人生都是未知又无奈的，人人生而有罪（宗教意义上的“罪”），没有谁是绝对的正义和真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在欲望的驱使下，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摆在每个人面前可选的道路其实很有限，谁能把握明天？谁能掌管命运呢？谁说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呢？

于是纵贯线在《亡命之徒》里总结出这样的人生感悟——

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　都只是暗室里的装饰

只有当眼前亮起来了以后　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

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

我们都在海里　我觉得我们像沙子

你说的亡命之徒　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出发啦不要问那路在哪？

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出发啦不想问那路在哪

运命哎呀什么关卡

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

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

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

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透过二二八和平公园里的这四张脸，我看到了两个字：人性。

5、尾声

从罗大佑说到“纵贯线”，从“纵贯线”说到忠孝东路，从忠孝东路说到艋舺和凯达格兰，再从凯达格兰说到二二八和平公园里的郑成功，接下去，我就要好好说说郑成功的老家——我此次台湾之行最爱的地方——台南。

纵观此次台湾之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夕阳西下红毛城，也不是鹿港小镇“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不是浏览故宫博物院里“十全乾隆”特展时的感慨万千，也不是参观“二二八纪念馆”时的百感交集，不是在逢甲夜市吃到有生以来最好吃的明伦蛋饼，也不是在宫原眼科和东海大学里吃到有生以来最好吃的冰激凌……尽管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都敌不过一样东西震撼我的心灵：那就是台南城里到处可见的没有围墙的中小学和极为友善的台南民众。

台南好，台湾之京都。夫子门前怀泮宫，赤坎楼下思成功，能不忆台南？